原文：China’s Political Awakening?
譯文：外交官雜誌：中國民眾的政治意識重新覺醒了？
作者：裴敏欣
發表時間：2010年7月14日 刊於《外交官》雜誌
譯者：s0mk Becky
校對：@xiaomi2020
本文參考了中選網上Becky翻譯的同來源譯文
近來頻發的勞資糾紛看似沒有政治意義，其實不然。但也不能期望中國的專制統治能立即出現轉變。
中國時下的勞資糾紛在許多人看來，只是勞動力市場對外企薪酬過低的反應。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實。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輸往沿海出口加工區的超廉價農村青壯勞動力減少了，因此他們議價能力也更強了。
但是，僅從經濟角度看待最近中國出現的這些自信的工人，就會忽略其背後更宏觀，也是更有意義的政治語境。因為，中國公民社會的政治意識正在廣泛地重新覺醒，而勞工運動僅僅是冰山一角。
多年來，西方觀察家們一直為中國政治變革的停滯而感到沮喪。現代化理論預言：快速的經濟增長應有助於政治制度的自由化，但1989年以來，這沒有在中國應驗。直到現在才有了改變。
除了那些冒著失去工作和人身安全的危險參加罷工的打工者，其他形式的公民運動以及草根階層的政治自信也在中國出現了。
這一次方興未艾的政治覺醒，其有趣之處在於其表面上的非政治化。參與者在這些行動中沒有呼籲民主和自由，而是把目光集中在與他們切身相關的經濟利益、財產權和社會公正。舉例如下：他們反對政府建立污染企業、無償強占農民土地、強行拆遷城鎮居民的家園。在中國的平面和網絡媒體中，批評政府的政策以及它在提供公共服務、維護社會正義方面的表現，已經成為家常便飯。當然，這些公民運動表面上的非政治性使得中共更難對它們實施暴力打壓。
激發政治意識的重新覺醒得益於幾個有利因素。很顯然，信息革命——經濟現代化的直接結果——推動了社會價值觀的轉變，並降低了組織集體行動的成本。它還放大了這些行動的政治影響力（甚至鼓舞了他人的模仿行為）：倘若沒有網絡和手機的幫助，最近這些勞資糾紛的傳播之快將是難以想像的。。
人口流動性的加強是另外一個因素。隨著普通民眾有更多機會比較中國各地的差異，他們越發意識到自己身邊的政治與社會不公，並越來越難對這種不公忍氣吞聲。
從某種重要的意義上說：中共自己的平民化說辭提高了中國社會的期望值，而且，諷刺的是，1989年以後北京政府的許多曾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政策也因此而喪失了合法性，比如討好外國企業、為增加投資減少社會開支、迫使數千萬中國百姓做出了巨大的個人犧牲（低薪，喪失土地、住宅，為經濟發展「做貢獻」）。 如今，中國政府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它抬高了人民的期望值，另一方面滿足這些期望要以經濟上的高成本（更高的再分配和社會福利）以及政治上的高風險（民眾更多地參與政治）為代價。
中國公民社會這一遲來的政治覺醒將將造成深刻的影響。在經濟上，這將導致中國政府更難以繼續推行為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惜一切代價的「後天安門戰略」。 在政治上，這也許會加劇精英間的分裂，因為他們中一部分人可能試圖利用日益高漲的民粹主義實現其個人政治利益。
精英間的團結對一黨制政體至關重要，最高領導層內部的任何分裂都可能造成連鎖反應，破壞穩定。此外，如果中國國當局不能平息近來外資企業里的勞資糾紛，不滿情緒就可能會蔓延到其他行業的工人當中（最有可能的是建築業和採礦業，這些行業的工作環境危險，且工資極低）。
雖然政治覺醒的到來令人欣喜地應證了"經濟發展帶來政治革新"的理論，但我們還不能認為這一新興的現象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專制政治秩序。由於天安門事件以後政府的打壓，中國的公民社會缺乏獨立的公共道德核心、組織網絡和有效領導。大多數挑戰政府權威的行動都缺乏協調、組織不利，成了曇花一現。
但如果中共覺得它可以繼續用老方法統治中國，那就大錯特錯了。當下的勞資糾紛以及中國社會中價值觀的重大變遷都表明：黨治理下的是一個不一樣的國家，過去的規則已經不再適用。
作者裴敏欣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兼高職級研究員、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學教授。
——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