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是描寫余秋雨從童年到大學的自傳性文集，但許多親友讀完後認為書中有多處需要更正。余秋雨表示，出版《我等不到了》就是作為《借我一生》的延續與補充。

《我等不到了》採用自問自答的表達方式，和死去的親友對話，余秋雨說，「這是文學方式的觀落陰。」余秋雨表示，這本書很容易被當成是回憶錄，其實應該當成是一本「寓言現實主義」的書來讀。他在書中還批評了中國的文化體制。他認為，中國大陸文化體制的問題是不懂文化的人，掌握了文化資源。以是否「聽話」來分配資源。

近年來屢遭媒體與文化界攻擊的余秋雨，向台灣媒體感嘆從文革開始的互相傷害，至今仍未結束。他強調「文革不是政治運動，是暴民運動。」余秋雨認為，中國史家多數著墨於批判「暴君」，而忽視了「暴民」。政治人物利用了暴民的欲望，例如太平天國、義和團皆是這樣的狀況。除了法治，暴民行動無法被宣布結束。余秋雨還特別指出，大家都以為暴民是民意，民意就是真理，這是最大的問題。「對政治人物來說，民意需要尊重，對文化人來說，民意需要啟蒙。」

余秋雨點題說，文藝復興，孔子需要周遊列國就是去啟蒙。而他自己「等不到」的是：中華民族被啟蒙。余秋雨認為，對於有理想的人來說，在人之將盡時總有些遺憾是等不到的，而這等不到的遺憾，便由下一代承接，成為遺產。

不過對於有媒體質疑，按照余秋雨的推理，和余秋雨同樣是海派背景的青年作家韓寒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這是代表「道統」的中斷，還是只是一種「代溝」？余秋雨只是輕描淡寫回應說他不了解韓寒，不過，當年他是支持保留韓寒的學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