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一位居住在國外的中國記者接受採訪，講述了她在某中國國家廣播電台工作的情況。出於安全原因，無國界記者決定隱去這位記者的姓名。
她在2000年左右在中國擔任電台主持人和製作人，她揭示了中國記者工作越來越複雜微妙的情況，記者們在希望揭露真相的意願和害怕引來太大危險的恐懼之間掙扎。她的見證提醒人們不要忘記當局對電台和電視台的控制遠遠嚴於報刊和網際網路。
這位記者向我們介紹了內部審查的情況，讓我們能夠更好地了解其機制。無國界記者向這位記者表示感謝，她不但勇敢地站出來作證，而且讓聽者受益匪淺。
一，你當電台主持人是什麼時候？是那一年的？
從2001年道２００４年，我進入中國的一家電台成為電台記者和節目主持人
二，那時侯，中共政府對媒體人怎麼樣？什麼態度？
我工作的這家電台是中國幾千家大大小小電台中的一個，但是非常有代表性，幾乎可以反映當時中國電台的整個狀態。
首先電台與報紙、電視等一起組織國家的宣傳機器，所以電台的輿論導向受中宣部控制，我們經常會接到禁令，例如在每年的六月四日，會禁止談論二十一年前的學生運動，及當時共產黨對學生的屠殺；在類似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日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日等，都會有更為細緻的規定，不允許有負面報導。
平時任何的時間都會這樣，比如，在北京，當年奧運會前關於強拆關於上訪的事情都不能報導。
這些都是有中宣部明確的指令下達到電台等媒體的。他們會以發傳真通知各媒體，這是文件的形式，或是以電話的形式直接通知告訴電台領導，一般是電台主編。開會的時候主編再通知記者主持人。
有一個案例是，奧運申辦成功後，北京要求各家店鋪更換統一標準的廣告店名牌匾，當時北京萬聖書屋不同意，遭到城管強行拆除，所以他起訴北京海淀區城管，就是這樣一件小事，我們也接到來自中宣部門下達的通知，說不允許報導。不允許報導北京市萬聖書屋起訴北京海淀區文化執法大隊一案。
從技術手段上來說，中國的電台實現了直播，但是電台都有延時器，當主持人和導播聽到熱線中聽眾說出違反中宣部禁令的話（象宗教方面、反對共產黨的）就會及時卡掉，這樣從電台出去的聲音是經過過濾的。
另外電台本身在中國的媒體中是相對比較弱勢的媒體，很多電台在中國又有企業屬性，要通過媒體為企業代言來賺取金錢，這在中國媒體中是很普遍的作法，尤其是在地方電台。
在中國做廣告的企業有很多是藥品企業，而且是假藥和偽劣藥品的企業，我當時非常反對電台為了經濟利益成為虛假藥品的平台。曾經為此撰寫文章抗議此事。
綜合以上的電台的兩種屬性：一是共產黨的宣傳工具；二是作為特殊企業謀求經濟利益的工具。
所以當時中國的電台內，大部分的媒體人選擇遵從中國的媒體規則，對於部分敢於說真話的記者和主持人，電台一般持有打壓態度，嚴重的會被解職。
三) 你對中共政府對媒體的限制有什麼看法？
在中國，媒體已經淪為宣傳工具，而不是傳遞信息和普世價值的平台，有著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所以我個人一直以來非常反抗這樣的媒體制度。
四) 你在中國的一個環保組織工作，能具體介紹工作情況嗎？ 從電台辭職後，我進入中國大陸最早成立的環保組織，擔任一個生態保護項目的負責人。
後來，我覺得中國所有的問題其實有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體制障礙，NGO是推動中國公民社會形成的一個重要力量，我們更應該從教育和理念倡導轉向行動，我和其他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律師等人一起發起了個雜誌，主要關注中國環境、公共衛生、教育、勞工、性別差異等領域的社會問題，我們為很多的維權個人或NGO提供法律培訓和援助，其中有一個項目是中國的水污染項目，我們在中國各地開展水污染的調查和發動區域公民行動，來和地方政府、污染企業抗爭等
在中國，作為NGO，比媒體的生存更加艱難，政府對NGO的打壓更加的嚴厲。所以我們的NGO在中國一直沒有完成正規的註冊（我們所做的事情是中共政府不願意看到的，所以他們不允許我們註冊）。我個人從2006年被中國警察盯防，每隔一段時間會被「喝茶」（中國警察針對異議人士談話的一種手段），2010年，我被警方傳訊和軟禁48小時。我的人身安全無法得到保證，所以被迫暫時離開中國。
五) 你現在在外國當記者。你對中國記者關注嗎？
我在外國擔任記者，比較西方媒體和中國媒體之間的差異，中國不欠缺好的新聞人，但對媒體的管制使記者無法發揮實力和完成新聞理想，我非常關注中國的記者，也會和他們交流在中國發生的公共事件。
http://rsf-chinese.org/spip.php?article5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