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海豚（囤）』了嗎？米和油都漲價了，豬肉也漲價了，連蔬菜也比以前貴了」……當不少人紛紛感慨如今物價飛漲，錢越來越不值錢的同時，卻有人說：「我們中國要想成為強國，非得是『三高』：物價高、人價高、錢價高。」此番言論就出自劉福垣——原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現為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會長、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10月30日，在北京舉行的「2010亞洲經濟合作論壇」上，劉福垣表示：「我們沒有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政府政策的產物，拉動內需物價就要上漲。物價上漲正是在拉動內需的一個反應。所以我認為每年三到五個百分點的物價上升，每年10％左右的GDP上升，每年15％左右的工資上升，每年一兩個百分點的匯率上升，我們中國要想成為強國，非得是『三高』。即物價高、人價高、錢價高。 」
劉福垣的這番言論，立刻引發了各方的評論、爭議，甚至是質疑，認為物價漲幾個百分點無須著急的說法極具危害性，不僅會對普通民眾造成巨大的壓力，而且極有可能導致社會不穩定。那麼，劉福垣為何會提出這樣的觀點，其觀點背後又是基於怎樣的思考？就這一爭議性話題，昨日，晨報記者對劉福垣進行了獨家專訪。
晨報記者：您日前在「2010亞洲經濟合作論壇」上的這番言論，在公眾中引發了一場爭議。很多人認為，現在物價已經夠高的了，您怎麼還會提要 「物價高 （三高之一）」，物價漲幾個百分點無須著急？
劉福垣：我所說的物價漲三到五個百分點，當時在會上也說了，這並不是通貨膨脹。首先，物價高怨誰呢？這不是政府貨幣政策的原因，是生產方、流通渠道所造成的；也不是老百姓手裡錢多了造成的，而是有人在炒作。另一方面，我們現在市場經濟發展得這麼快，但我們的農產品生產方還是小農業，那物價肯定要高。
現在物價偏高，是不少老百姓的感受。但不能因為有好多人承受不了就去改變價格形成機制。機制是合理的，人為的去壓價是壓不下來的。當然，誰買東西不希望價格便宜呢？只要我們的工資增長速度高於物價上漲的速度就可以。如果低收入階層因為物價上漲而承受不了，那社會保障線就該往上提，原來三百元的改成五百元，採取目標補貼。不要全面的去壓價格，因為價格上升是在幫助調整產業結構，同時也是在改變生產方式。現在咱們是兩個時代的生產方式並存，一邊是越來越發達的高科技生產方式，可另一邊的小農戶還是原先的狀態。
晨報記者：您認為拉動內需物價就要上漲？
劉福垣：物價不漲，怎麼拉動消費啊？消費拉動的標誌就是物價上來了；物價下跌，就是說明消費還沒啟動。如果物價不動，像有些國家通貨緊縮，那是老百姓沒錢消費，不敢消費了，價格不就下來了嗎？原來農民工的盒飯里只有白菜幫子，現在有肉了。所以說，我認為整體還是在往好的方面變，不要為這事兒著急，尤其是政府要從戰略上考慮，要替老百姓多想想。
晨報記者：問題是，不光是低收入人群認為目前物價越來越高，許多中等收入的家庭、白領也覺得東西比以前貴了，生活成本比以前明顯高了。甚至於，現在催生出了「海豚（囤）族」這樣的新興人群。對此，您怎麼看？
劉福垣：我認為，關鍵還是政府要解決物價上漲和收入增長之間的關係。物價不超過3到5個百分點的上漲，而收入方面，要保持10到15個百分點的增長，略高於GDP收入的增長。
咱們現在是物價、人價、錢價都被低估了，得想辦法提高。現在關鍵是物價上來了，人價（收入）沒上來。物價關鍵是靠市場上漲來的，但收入一時還沒上來，現在還沒有完全靠市場來調節。那怎麼辦呢？就要給低收入的加大補貼力度。
物價不漲也不行，咱們就算漲40年也趕不上美國的物價。我們現在正在轉軌期，物價上升這樣鬧心的階段也得個十年二十年的，因為我們之前犯了個錯誤，農業生產改革改晚了。進入WTO後，用小農業生產模式去跟人大農業的歐美國家競爭，那就等於把羊放進狼群里，那是不行的。就像大豆，國際市場價格一波動，國內馬上受影響。咱們既然選擇了這條路，就得忍受這個階段，關鍵是要把收入搞上去，把生產效率提上去。
晨報記者：也就是說，您所提的「三高」是有前提的？
劉福垣：對，得有足夠的社會保障。沒有足夠的社會保障，就等於市場關係沒有理順。在這種背景下，物價上漲老百姓自然受不了。
晨報記者：隨著物價的上漲，不少人感嘆，現在錢真是越來越不值錢了。那在您看來，物價漲到什麼程度才算合理？
劉福垣：必須記住的一條是，貨幣是自變量，貨幣值的變動是印多了引起的。而現在價格是自變量，貨幣是因變量；是價格上升造成的貨幣貶值，而不是貨幣貶值造成的物價上升，這個因果關係不能顛倒。
物價上漲程度的合理與否就看GDP。當物價上漲幅度相當於收入上漲幅度的三分之一，GDP的二分之一，就基本合適。如超過，那說明GDP有假了，收入也出問題了。但現在看，咱們沒有通貨膨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