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事件不是孤立的，對中國異議組織網站不斷增加的攻擊可能只是一種演練。中國大陸每年舉行的針對台灣的軍事演習都是以「資訊戰」開始的。集結來自各大軍區的特種作戰單位，發起針對台灣通訊系統的大規模攻擊。例如，駐紮在上海的資訊戰部隊將負責攻擊台灣的無線通訊網絡和雙重編碼口令。
美國被看成特殊對手。美國在波灣戰爭、科索沃和阿富汗使用的精準導向武器，令中共非常規戰爭方面的軍事分析家對美國的軍事打擊能力感到震驚，同時美國社會的脆弱又令他們感到興奮。中共相信，美國過分依賴網際網路是其致命的弱點。中共的先發制人將是運用電腦病毒集中攻擊美國通訊和金融系統，令其癱瘓。這已是解放軍作戰手冊中的信條。正如一本中國大陸軍事雜誌最近談到的，心理戰的最高目標是「不戰而屈人之兵」。這些含義模糊的字眼延續了毛澤東遊擊戰的思路（有些引用了古代軍事家孫子的語句）。
新組建的解放軍「網際網路部隊」就是對這個思路的具體實踐。這支部隊由年輕的計算機工程師組成，他們接受的訓練就是如何對美國的網際網路進行多點攻擊。中共的宣傳已引導社會逐漸接受了這種理念，並以此為榮。比如在中共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被炸後，中國大陸黑客被官方媒體當作愛國者而大炒特炒，我那些笑個不停的同事打開我的辦公室計算機，調出面目全非的白宮網站；我不得不承認，柯林頓頭像上飄動的海盜旗展現了頗具中共特色的炫耀。
兩位中共解放軍上校喬良和王湘穗撰寫的《超限戰》一書，被認為是中共鷹派和黑客的經典之作，書中提出要使用「新概念武器」。在書中和其它相關論壇上，作者明確鼓吹利用具有削弱和隱蔽功能的病毒攻擊美國，並利用「謠言戰」致使美國股票市場崩潰。言下之意是利用自由社會的傳媒和市場等工具對自由社會進行打擊。一場由McAfee和諾頓公司病毒源所衍生的變種病毒，在不久的將來試探性的造訪是相當可能的。然而麥克．羅賓遜認為中共知道解放軍所謂的「珍珠港事件電子版」也有局限性。一九四一年的美國太平洋艦隊沒有後備支持，但現在美國的絕大部分信息網絡都具備這一後備支持功能。問題再次浮現出來，中共公安部將如何處理剩餘的10％病毒，即三十多種網上找不到的病毒？中共需要的是一種逐漸展開的攻勢。對美國網絡展開持續且快速出拳的攻擊固然可以嚴重破壞美國經濟、損壞基礎設施和削弱人們的鬥志，但是，在攻擊之前手頭上必須擁有足夠的不同種類的病毒，在使用過程中要非常謹慎，自始至終不能給國土安全部門、商業機構、媒體和公眾任何翻身的機會。如果在煙霧消失之前，要偷偷更改金融信息的話，攻勢更應該如此。對美國電訊、金融系統和電力網等基礎設施發動此一精心設計的攻擊確實能夠起到作用。在現實世界中，網絡經常會出現中斷的現象，但如果所有的網絡都在同一時間中斷的話，美國經濟將會迅速崩潰。
雖然美國人認為網絡襲擊不太可能，因為這樣會導致雙方同歸於盡，只會讓雙方的經濟與商業受損、兩敗俱傷，但我們不能忽視中共的看法。中共目前試圖用「紅旗」LINUX作業系統替代廣泛應用的微軟窗口就是一個信號。在不打擾中國大陸國內商業正常運行的情況下，解放軍正在為潛在的網絡戰爭謀求一種優勢。思科公司的「防火牆盒」（由北電網絡進行了升級處理）不僅可以防止中國大陸公民接觸外面世界的敏感內容，同時還為創建「長城1.0版」鋪下了坦途。我認為「長城1.0版」是一個自我封閉的網際網路系統，只要得到命令，隨時可以切斷中國大陸與外界的網際網路連接。
為什麼一些積極在國際上爭取良好聲譽的美國公司，要為一個迅速成為世界上最龐大的大哥監控式的網際網路提供審查和監控技術呢？答案很簡單，為了賺錢。對思科、易利信、摩托羅拉、諾基亞和北電網絡而言，為中國大陸建造網際網路意味著可以賺大錢。我的一個工作職責是管理中國商務論壇（一個以科技產業為主的西方公司聯盟）。在會議上，我們曾討論如何降低貿易壁壘和中國大陸關於信息市場的一些沒有必要的規定，但鮮少涉及審查和監控方面的道德問題。如果出現這樣的話題（通常是無意中提出來的，比如怎樣處理互相衝突的規定），往往被視為在中國大陸經商所必須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價之一，獲准進入市場才是大方向。但是，在北京的西方社交圈子裡流傳著對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的三種假設，以茲證明符合中共當局的要求是正確的。
第一，目前的狀況是暫時性的。中國大陸的市場核准完全由中共領導人說了算。為此，我們就必須滿足他們的要求。最終，市場的擴大和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會降低經商的門坎。
第二，這是一個充滿了無限商機的市場。美國網際網路增長減緩，但是中國大陸的網際網路人口每六個月就增長數倍。
第三，這裡是狂野的東方。我們這裡所做所為誰會知道呢？
網際網路的淘金熱是如此令人興奮，以致一些來自以節儉為傳統的中國大陸農民階層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我記得，在一個寒冷刺骨的夜晚，我走過一個行人稀少的路口，寒風好像是被鞭斥著從蒙古高原一路呼嘯而來。我走進北京希爾頓飯店明亮而溫暖的大廳，準備參加一個由美國贊助的信息投資公司的開幕儀式。我看了一眼宣傳冊，上面的內容講的是如何發揮投資和創意結合的優勢；然後，我觀察了四周的情況。會議室里擠滿了中國大陸網際網路市場的頂尖人物，他們都在忙著交換名片。我可以認出他們其中的三分之一。如果我從房間的另一頭開始走，可以與許多舊雨新知相逢，然後邀請一個潛在的客戶出來抽根煙。
在大廳大約12點方向有一串長桌，擺放著美食佳肴，好極了。正當我向桌子走過去的時候，一個中國少年突然扯了扯我的衣袖。我轉過身低頭看他，從他廉價光亮的皮夾克、瘦小的身軀和憔悴的眼睛可以判斷，他絕對來自外省。「您…是來…投資的嗎？」他結結巴巴地用英語問道，帶著不加掩飾的雄心和興奮。我對他的膽量感到吃驚，但不會忘記那一刻他顯露出來的不安。這讓我回憶起了二十年代後期紐約擦鞋童玩股票的故事。我笑了，對他說不是，然後指了指人群中幾個看起來像投資者的人，同時決定我該減肥了。
肥胖得有點令人反胃，這就是當時的情景給我的感覺。也許這個網際網路在中國電信業的眼中就是一棵巨大的搖錢樹，我對任何願意聽的人都講過這個看法。有一天，美國商界的一位高級成員無法忍受我的疑慮，把我叫到一邊。當我們站在富華大廈昏暗的樓梯間，叼著仿冒的萬寶路香菸吞雲吐霧時，他向我宣讀了福音，他說：「伊森，我們談論的是關於電子商務的未來，這是我們這個年代的最大的商業創新…是在中國大陸，這裡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他的聲音在樓梯間內迴蕩，「所有這一切讓我興奮！我也希望這能讓你興奮！」
這肯定是受威而鋼經濟的影響，但他的一番話聽起來讓人精神振奮。他是對的。所有西方大企業的駐華商務代表都相繼接到執行的命令：制訂電子商務計劃，現在就做。這對他們實在有點像趕鴨子上架。他們之中許多人甚至還不會用掌上計算機和手機，對商業與商業之間和商業與顧客之間的一體化電子商務的前景茫然無知。這對以諮詢業維生的我們而言，至少在短期內可以利用他們的困惑賺上一筆。
為什麼？因為現實中的中國大陸基礎設施仍有許多不利因素尚未消除，沒有實際存在的網上付費系統，原因是幾乎沒有人使用信用卡（信用卡的使用者只局限於小部分比較富裕的中國大陸公民，而且許多網上付費系統拒絕接受來自中國大陸的在線支付，因為曾發生過難以結帳的先例）。沒有可靠的傳送系統，因為國有機構壟斷了包裹的傳遞。中國大陸國營企業在使用網際網路之前，一直偽造企業的所有庫存數據。從他們的西方夥伴那裡得到網路電腦後，他們繼續偽造數據。許多案例表明網絡系統並沒有大幅度提高效率；相反地，許多西方企業僅僅解決了表面形式。雖然這種形式讓他們的中國大陸夥伴多一份煩惱，但對一個來訪的美國企業行政總裁而言有很多好處，因為他根本不在乎細節。
絕大部分西方企業在中國大陸經濟許多領域嚴重失血，主要由於四個原因：生產規模過大、遭遇刁難、產品仿冒和銷售困難。對其他一些公司而言，網際網路產業為它們賺到大錢。北電網絡銷售額達到了一億美元；中國大陸成為摩托羅拉公司世界上第二大市場（二○○一年，摩托羅拉取代上海大眾公司成為中國大陸最大的外資企業）。其它公司也自吹自擂認定中國大陸在未來十八個月左右將成為他們在世界上的第二大市場。二○○一年媒體援引思科公司執行長約翰．錢伯斯（John Chambers）的預測，報導說，不出三年，中國大陸將超越英國成為思科在世界上的第二大市場。
是的，中共部委雖有吳基傳這樣的小鬼當道，網際網路產業方面的革新，尤其是來自西方的革新，卻一次又一次地衝破了原先制訂的規章。二○○○年秋天彼特．拉洛克狡黠地總結了當時的狀況：「雖然能做的與不能做的寫得黑白分明，但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也是可操作的空間。」
美國政府對這些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所作所為疏於監督並認定尚未成為問題，正如麥克．羅賓遜指出的那樣：在網絡時代的前四年，那些對中共當局持懷疑態度的人從來沒有消除對中國大陸網際網路高速發展上的疑慮。早在一九九四年的一次國會公聽會上，當時香港美國商會主席賴恩．艾丁格曾這樣描述：「中國人民……越來越喜歡接觸自由的信息，這是對獨裁政權的報應。」九十年代，在爭取中共獲得正常貿易關係地位（當時稱最惠國待遇）的過程中，商界人士以網際網路為例爭辯說，自由貿易是改變中國大陸最有效的方法。西方許多商業人士認為適時強調這一點，可以在華盛頓造成很有利的局面，同時他們還認為我們這些商界人士終於把他們唬住了。
我記得在二○○○年春天，一位西方商界同事有這樣一句口頭禪：「比網際網路的速度還要快！」這句話的涵義似乎包括了我們對技術和資金進展方面的所有信念，也包括了中國大陸文化發生的巨變以及中共政權對此一籌莫展的無奈。
美國的信息專家根據證據指出，中國大陸網際網路離密封狀態還有相當距離；為了使更多人更快地能夠上網，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一個網際網路連接服務，只要用電話撥一六九就可以連接上網。用戶的上網費用將計入本地電話費中。麥克．羅賓遜曾這樣評價一六九網絡：「就像金礦里的女人隨時會遭遇不測似的，他們對安全問題毫不在乎，只是不想讓別人認為自己是個傻子。」不像在美國，絕大多數的中國大陸計算機用戶並不需要通過網絡供貨商進行註冊。中國大陸的網絡供貨商則熱中於在北京大街上銷售上網預付卡（上面滿是最新電視連續劇的宣傳廣告），就像電話預付卡一樣。
在北京有一則流行很廣的傳聞指出，光在北京就有三萬多名警察負責監控網際網路，但這種監控早已淪為恥笑的話題；消息還說，這些官僚們由於太喜歡監控色情網頁，導致「正經工作」大量積壓。中共國家安全部門鬆散、腐敗、漏洞百出，就連美國之音的網站也有中國大陸網民到訪。結黨營私在使用匿名綽號的網民中盛行。
西方記者曾跟隨一群青少年計算機高手來到北京昏暗胡同里的公寓，發現他們在網上駕輕就熟，隨意穿越中共防火牆，漫步遨遊網絡世界，記者們全神貫注地記錄這些神童之間侃侃而談的內容。啊！他們如此年輕，充滿中國人的才華而且時髦，這令年輕美國記者驚訝不已。他們宣布一場「新文化革命」已經誕生，由他們這一群世故且不為任何意識形態所動的中國大陸城市青少年所代表。他們關注的是流行音樂、時裝和自我認同感。
這種樂觀並沒有局限在青少年文化。人權運動支持者發現這種工具可以傳播新聞報導與組織活動，海外異議人士發現它是個可藉助的平台。許多中國學者覺得他們看到了未來的端倪，網際網路就像一條人民組成的河流，堅定不移地把中國大陸引入國際社會的海洋之中。
二○○○年十月，中共當局開始建造網際網路上的三峽大壩。國務院命令網絡服務商記錄所有中國大陸用戶的數據，包括電話號碼、上網時間和最近六十天的瀏覽紀錄，這樣一來，原本隱姓埋名的預付網卡瞬間失去了這一優勢，電話號碼或者與電話號碼相聯的姓名為追蹤提供了方便。十一月關閉了所有商業新聞網頁。十二月全國人大宣布所有未經審批的網絡政治活動皆屬非法。二○○一年一月規定在網絡上傳播有關違反人權內容的報導屬於泄露「國家機密」。二月設置了「網上110」軟體，阻止任何試圖瀏覽「迷信、色情和暴力」網站的嘗試，同時對這樣的用戶進行監控。三月監控系統開始啟動，新浪、搜狐和網易等網站聊天室圍繞江西學校爆炸案展開的討論，包括成千上萬的訊息和相關電子郵件全部消失了；與此同時，中共當局宣布一種搜集網絡上所有流通信息的「黑盒子」即將投入使用。四月逮捕了使用網絡進行活動的民運人士，取締網咖的行動在全國展開。倖存下來的網咖必須安裝監控軟體並雇用人手對上網人士進行監視（重慶的警局和當地軟體公司甚至連手建立自己的過濾系統，向用戶徵收五十美元的費用，一份網咖和商家根據法律的規定要交納的「保護費」）。發往西藏的電子郵件，假如能到的話，現在需要三天，而涉及法輪功內容的郵件完全被刪除。
朱鎔基在一九九六年曾經說過：「寧可錯殺一千，也不可放過一個」。二○○一年春天，中國大陸網際網路速度會因為一些特殊的日子而變得極其緩慢，比如說四月二十五日（法輪功中南海上訪周年紀念日）和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周年紀念日）。這是因為實施監控和動態路徑過濾所致（根據可疑跡象阻斷一些用戶上網）。
如果說這就是長城2.0版，那麼到二○○一年夏天，網際網路這一新興經濟已經開始萎縮。成千上萬個企業藍圖和經商計劃以及中國大陸年輕一代理想主義者為融入全球經濟所構思的設想都無聲無息地死於這把刀下。
十月，美國總統喬治．布希啟程飛往上海，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高峰會議，他其實是進入一個網際網路警察帝國。也許是為了改變外界對中共的負面批評，或者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能力，中共當局臨時解除了對國外媒體網站的封鎖。當布希的飛機一離開地面，封鎖再次恢復。在二○○二年二月布希訪問中國大陸期間，所有關於建議中共放鬆對網際網路控制的議題都以反恐為理由給否決了。（什麼反恐呀，是反控吧？）
中共對網際網路的鎮壓有其迫切的原因，但反恐卻不是其中之一。目睹中共領導人權力交接的難產、《天安門文件－－六四真相》的出版、法輪功網絡化的傳播和北京市街頭上的躁動，就知道這一切如果不是源自民主思想，那麼至少也表現出人民對更多言論自由的現代社會嚮往和追求。中國大陸網際網路在國際上給人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旅行社在廣告中吹噓的網上支付系統虛假騙人（真實情況是旅行社雇用青少年在北京城裡騎自行車去收錢和傳送機票）；模仿西方網站；聊天室充斥著低俗下流語言。中共當局需要疏導這些趨勢，即使不能使他們朝著效忠共產黨的方向發展，至少也要保持某些原始且狹隘的中國式自豪吧。
他們接下來可能還有更多精心策劃的舉動。毛主席很明白欲擒故縱的道理，他的繼任者們推廣「百花齊放」，也讓網際網路輕鬆一時，目的是暴露那些不滿共產黨統治的人。當然，也是為了能夠引進西方投資以及美國在監控、加密、防火牆和病毒方面的技術。
美國商界對中共鎮壓網際網路不予重視，並為其辯解，認為美國的企業、圖書館和大學也都安裝了網上過濾系統，以防止員工接觸色情和賭博網站。其基本觀點完全與中共當局的對外口徑一致，那就是中國大陸人民認可這種網上限制和監控，甚至發生在自己的家裡，他們也不反對。這是因為他們明白要以社會穩定的大局為重。然而，最近中國大陸的一個秘密調查報告顯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中國大陸上網者曾透過代理伺服器繞過防火牆，匿名漫遊於網際網路。
中共對網際網路的鎮壓沒有全面明確的警告和懲罰措施。模糊的規則和任意逮捕捕，對網頁、聊天室以及像「偉酷」這樣的網頁都造成無形的內在壓力（這種鎮壓從某種角度看是在鼓勵「網絡企業家」趨炎附勢，溜須拍馬）。彼特．拉洛克解釋說：「我們都在自我審查。每兩星期，我們都會把我寫的專欄文章交給審查委員會。我們非常擔心有一天打手們會從門口衝進來。」彼特．拉洛克是北京網際網路上的搞笑能手，但他在對我說這番話時收起了平時詼諧諷刺的口吻，顯得神情嚴肅。「網際網路就像一個巨大無比的彈弓，會把中國大陸彈射到超級大國的位置上。」彼特．拉洛克是對的，我們花錢，出技術，建造了我們想像中的特洛伊木馬，並把它推到了中國大陸，但是，我們忘了給它做個暗門。
假設一個中國大陸用戶正在搜索一條未經封鎖的新聞或者是一個含有民主內容的網址，可能他要尋找的是關於台灣大選的消息，或者可能是《大參考》，或者是BBC關於中國領導人的新聞；他甭想辦到。如果真成了，反而會讓人感到緊張，因為他進入的網站可能是一個國家安全機構設下的圈套，不是為了收集網絡垃圾而是為了國家安全；他在網上做的一切都在暗地裡成為對他不利的證據。要是色情內容，執法的選擇空間極大，但頂多判兩年監禁。要是政治內容，那就麻煩大了。在聊天室里胡吹猛砍對中共當局威脅不大，但企圖把持有相同看法的上網者組織起來，等待的是永久性的失業、失去家庭與自由。那位在網上論壇打出「推翻共產黨」的中學教師還是非常幸運的，僅以傳播色情為由被判處兩年監禁。
這些令人感到壓抑的發展趨勢被兩種噪音所掩蓋。一種來自中共媒體對網際網路經濟的炒作；另一種出自西方分析家的著書立說，他們的生存依賴於這種經濟的持續增長。（註：我看見過許多美國駐華記者和商人臉上掛著會意的微笑，對他們家鄉無知的友人保證，中國大陸網絡的個人用戶仍然可以繞過防火牆。這一點他們說對了，因為確實存在一些勇敢的網上異議人士。法輪功學員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會巧妙避開當局的監視，維持與其它法輪功學員的聯繫。他一定有不少工具。他的防火牆軟體可以識別警局用於追蹤的計算機，他有不同的網絡帳號，兩至三條電話線，可能還有不只一個硬碟來掩飾他的網上身分。中國大陸的地下基督教運動正在努力地與外面的基督教世界保持網絡上的聯繫。其孤立的情況還沒有發展到絕對的地步。眾所周知，網上英語課程經常會引用聖經上的語句，這也是應中國基督徒的要求安排的。但也有游離於系統之外的局外人，主要來自大專院校，他們有專門的技術和功夫去進入那些所謂的「非法」網站，儘管如此，他們也不會利用那裡的材料搞什麼名堂。就像芝加哥大學的傑克．戈德史密斯所說的那樣：「規則的作用只是提高取得信息的成本」。對絕大多數網絡用戶而言，設備、毅力和可能引起的可怕後果，都使成本變得奇高無比。）他們指出，在數以萬計網咖被警察取締的同時，在全國範圍內又冒出許多新網咖；然而，網咖再也不安全了。
蔣永宏（Jiang Yonghong），一名來自重慶三十四歲的工程師，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至二○○○年九月，被迫接受勞教；在被釋放後不久，蔣又因為二○○一年一月在網咖瀏覽法輪功網頁而被捕，六月被再次宣判勞動教養，但根據法輪大法新聞中心提供的消息，蔣在去勞改農場之前就已經在拘留所被活活打死。
我有一個朋友叫夏雷（Shai Oster），曾是美國《亞洲新聞》周刊編輯，一次他在一個偏遠省份的網咖上網。他用自己的中文別名登錄網站，只是想查看自己的電子郵件，不一會，老闆就叫他離開。令人感到可怕的不僅是因為他們發現他是一個記者，他們還叫出他的英文名字。
一九九八年到北京後不久，我在中國電視製作公司自己的辦公室用匿名上網，通過一個本地伺服器，打開Hotmail電子信箱（這個瀏覽器自帶的信箱，在理論上是不容易被監控到的）。一位美國本土朋友在發給我的電子郵件上貼了一則新聞，我對它的標題並不感興趣，這是關於在某個偏遠的省份又處決了一個毒梟。但令人奇怪的是，在「中國」、「動盪」、「勞工」和「新疆」等幾個詞語的下面都出現了中間色調的雙括號，好像它們被過濾系統選中似的。當我向那位朋友問起這些括號時，他搞不清楚我在說什麼。當時，我猜想我看到的可能是一個小故障，可能是中共國家安全機構的中央計算機關鍵詞搜索程序遺留下來的痕跡，而電子清潔工可能忘記了把它們清除掉。或者是我的信箱被中共安全機構挑中作為檢查的目標？（在警局工作的網絡工程師證實，那裡經常使用這兩種方法）我當時沒有意識到，他們使用的信箱檢查技術可能出自某個在中國大陸經商的西方公司之手。現在回想起來，我意識到郵件出現的雙括號並不是一次電子故障，確切地說，它是一個故意發出的警告，相信那些精明的中國大陸網民會立刻覺察出來。
它起作用了！我不是個異議人士，但在北京上網令人焦慮和沮喪。我開始注意到電子郵箱的其它怪現象，比如我確定沒有看過的郵件，Hotmail卻顯示它們已經被打開過。因此，我只好遵從中國朋友的建議：寫郵件的時候，起始句和末尾句談一些無關痛癢的主題，比如天氣或正在上映的電影；在郵件的正文，則是小心避免使用敏感的政治字眼，如果我不得不寫「法輪功」或者是關於中共領導人的內容，我會顛倒字母的順序或者在單詞之間插入空白把它們間隔開來。我經常清理計算機的暫存區，以免別人輕易地從我的上網記錄上得到相關信息。我還同時有幾個使用不同別名申請的、有不同功用的電子信箱帳戶。我使用一種收費較昂貴的撥號上網服務－－吉通，據說這家網絡上的監控很鬆。
二○○一年，在中共實施網際網路管制之前，網民可以透過代理伺服器不受控制地上網瀏覽，也就是連接另外一台計算機，將其作為中繼站，從而隱藏上網痕跡，繞過防火牆，逃避政府的監控（我經常使用代理伺服器瀏覽美國新聞網站和《南華早報》等亞洲地區的報刊）。在中國大陸，最熱門的搜尋字眼不是「布蘭妮（Britney）」或「波霸（Hooters）」，而是「免費」和「代理伺服器」，這一點也不奇怪。二○○○年的一次抽樣調查表明，有10％的中國大陸網民（相當於二百萬的用戶）承認，他們經常透過代理伺服器上網（25％的用戶承認他們偶爾會使用代理伺服器；但另外５％的用戶居然拒絕回答這個問題，實屬罕見）。因此，據推斷，使用代理伺服器上網的用戶約在30％至40％之間。中共當局也「學油了」，它發現了這種情況，麥克．羅賓遜這樣形容。
二○○一年春天一場整肅代理伺服器的運動開始了。不知中共當局從哪兒搞來一種可以追蹤代理伺服器的系統，以前鎖定代理伺服器提供者要花上兩個月的時間，而現在幾乎可以實時關閉他們。如果一名用戶瘋了似地在網上搜索未被關閉的代理伺服器的網址，並最後終於發現一個沒有被封鎖的，這麼一來反而在幫政府收集黑名單。據傳當局設置了假冒的代理伺服器，誘使那些用戶登錄，並對他們做進一步的監控。即使你認為中共當局沒那麼精明，很多人還是願意謹慎小心，照經驗辦事：如果你在想要進入的網站出現十次登錄失誤，那麼這就足以引起警局對你的網絡活動的關注。正因如此，沒過多久，我的很多中國朋友乾脆放棄了翻越防火牆的嘗試。
西方記者幾乎沒有對中共當局掃蕩代理伺服器一事做任何報導，而報導的題材都是什麼資訊產業經濟如何迅速發展、中國大陸網絡企業家如何了不起或者中共當局為推廣網際網路「服務」致使地方政府設置了網頁來展現政府對民眾負責等諸如此類的事情。然而強迫人們放棄使用匿名登錄，禁止人們瀏覽被禁止的網站，這是中國大陸網際網路出現的一個令人不安的變化，對中美關係來說也是如此。這對中國大陸用戶觀察EP-3「間諜飛機」等重大事件的態度會有比較明顯的影響。
中共官方傳媒一致宣稱戰鬥機駕駛員王偉是英雄，是美國EP-3偵察機故意撞擊中共戰鬥機，迫使王偉偏離航線並墜入南中國海，幾乎沒有中國大陸網民能夠看到美國國防部「眼見為實」網頁上關於中共駕駛員挑釁EP-3偵察機並對美國機組人員做出下流手勢的內容。
因為我們是一家美國公司，我們的寬頻網際網路入口相對比較暢通，撞機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星期六下午，我來到辦公室，發現一個中國同事獨自在辦公室下載並印出所有可以找到有關這個主題的美國報導。當我問起那些列印紙張，他羞怯地承認是他的，並安慰我說美軍機組人員可能很快被釋放。然後他突然開始長篇大論，談起台灣是大陸的一部份，好像這樣可以掩飾他的所為。只有極小部份的中國員工在辦公室有這種方便條件。從一些中國人對世貿中心遭受攻擊的早期反應，可以看出他們普遍缺乏這種條件。沒有CNN包羅萬象的報導，整個事件必然更抽象難懂，因而更容易使中國人，尤其是青年學生，要麼麻木無情，要麼乾脆表示幸災樂禍。
也許美國新聞記者們沒有注意，其實僑居中國大陸的外國人只要花一點費用，使用Anonymizer這樣的網絡代理瀏覽器，就可以像駕駛卡迪拉克似的安全漫遊網絡。大部份這些程序使用安全傳輸協議（SSL），一種高級加密措施。在美國Anonymizer以及Hidden Surf這類程序可以防止私人公司對使用者埋藏Cookies，或收集使用者的信息。在中國大陸，他們可以躲避政府機構檢查使用者的網絡漫遊歷史，同時可以有效躲開公安部門的Sniffer程序追蹤，因為沒有任何簽名數據。但是這些程序必須在在線付款，才能啟動；即使中國大陸用戶可以看懂這類網站的英文說明，有信用卡的用戶也是寥寥無幾。公安部門更是捷足先登，最後Anonymizer也被封鎖了。
二○○一年的夏末，我在俄勒岡大學逗留一天，在物理學家徐道輝（Stephen Hsu）的辦公室，看他在黑板上畫圖講解中共的防火牆和它的弱點。他講解得非常清楚。九個月前，他與人共同創建的一家公司「安全網」（SafeWeb）接受邀請，為美國中央情報局下屬的科技創投公司（In-Q-Tel）開發一套安全的網際網路通訊系統。對徐而言，公司獲利是次要的。
徐的父母早年從中國大陸逃亡至台灣，這可能與他對中國大陸的特殊關注有一定關係。當他談到他的「三角男孩」（Triangle Boy）代理伺服器，並通過它為中國大陸網民建置一套安全的通訊系統時，他興奮地眼睛發亮！
徐解釋說，三角指的是大陸網民、防火牆外的眾多伺服器以及統領這些伺服器的主機，而主機是中共當局找不到的，已經有數萬的中國網民連上這套系統。在「三角男孩」系統二十個最受歡迎的搜索網站中，有五個是中文網站。中國大陸網民每天會收到一封列有「三角男孩」伺服器新地址的電子郵件，這些地址能夠讓網民匿名連上他們原本無法連結的網站。甚至可以讓網民建立自己的網站和網民組織，成為政治運動的前身。徐宣稱，如果有足夠的經費支持為數眾多的伺服器，這套系統可以說是無敵的，任何對它的攻擊，尤其是針對主機的攻擊，都需要龐大的資源才可能達成。
徐很樂觀，因為美國之音已經開始正式資助「三角男孩」，每月一萬美元。美國之音的官員找到安全網是由於沮喪所致。美國之音網站被中共列為封鎖目標之一，他們每天給八十萬個中國大陸郵件信箱傳送的新聞，幾乎到不了目的地。徐估計，向一百萬中國大陸網民提供「三角男孩」系統（一個月大約可瀏覽六億網頁），每年所需經費約為一百萬美金，即每人一美元。而每年預算三億美金的美國之音，當然有足夠的財力來支持。
徐讓我印象深刻，我帶著興奮的心情離開校園。美國人的創新智慧可以擊敗中共的防火牆，也許這個訊息可以傳播過去，只需要一點外界的幫助。然而當我與麥克．羅賓森通信後，才了解到「三角男孩」在理論上仍有破綻，伺服器易受假網站、或類似「紅色警戒」（Code Red-style worm）病毒的攻擊。此外，圍繞「三角男孩」的公開宣傳已經傳到中國大陸，將引發麥克所謂的「梅鐸症候群」（Murdoch syndrome）。
麥克解釋：一九九四年，梅鐸宣稱衛星電視是「對各處集權統治的明確威脅」，中共當局深信其言，於是立即掌控有線電視、拆毀全國的衛星接收碟型天線，並把梅鐸的星空電視列入黑名單。我想如果梅鐸可以預見對「三角男孩」發動攻擊的話，那中共網控當局一定已經開始了攻擊行動。
從美國之音的角度看，「安全網」更致命的問題是「燒錢」（資金耗用）太快了（如同其它剛起步的信息公司）。當徐要求更多資金時，美國之音的工程師開始將「三角男孩」視為新經濟時代徒勞無功的產物。結果，事與願違，不僅沒有拿到資金，雙方的合作細節反而改為將「三角男孩」的地址透過美國之音的郵件系統推廣。別忘了，美國之音的郵件系統早就被封了，同時它也是中共當局網控警察最先檢查的地方。總之，這個結局讓雙方都高興不起來。就這樣，中共安全部門很快就鎮壓了這一反抗（在中國大陸「三角男孩」迅速失去了蹤影）。
由於美國之音不信任「安全網」這樣的公司，下一波攻勢的重任落到了黑客肩上。這是由一群北美程式設計師組成的鬆散結盟，致力於保證全球網際網路的大門敞開，暢通無阻。黑客喜歡做政府不能或不敢做的事，例如利用自由網（FreeNet）這樣的匿名網絡向中國大陸散發《天安門文件》，同時挑戰中共網絡控制本身就令人心馳神往。因此，當「安全網」消失後，美國國務院、美國之音以及眾議院政策委員會的人士開始與Peekabooty、Pseudoproxy及 Socket2me等系統的設計者秘密接觸，商討攻破中共防火牆的對策。
這些程序設計者中有個別人與Hacktivismo團體立場一致，這是一個少年計算機黑客團體，正式名稱為「死牛教」（the Cult of the Dead Cow）。他們的聲明有點反政府傾向，但是我想隨著年齡增長，他們也會有所轉變；從前幾個聲名狼藉的計算機黑客最近已經改邪歸正，正在幫助一些公司保護網絡安全，防範他們的昔日朋友。我和Hacktivismo的頭領歐司伯．拉費（Oxblood Ruffain）見過面，談論如何爭取計算機黑客理想主義者與美國政府合作，為共同目標努力；這顯然很不容易。計算機黑客可能品行不端，但他們不是笨蛋，更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行為浪漫且放蕩不羈；他們貪婪權力，但是當同伴看到他們與蠢笨的美國政府合作時，他們一下子呆若木雞。
我想也許華盛頓已經從保羅．布南洛斯基（Paul Baranowski）處獲得所需。保羅是Peekabooty的主要開發者。他在Hacktivismo系統外運作，不受公司束縛也花費不了多少錢。他住在多倫多，喜歡穿著黑色服裝、總面帶著悅人的微笑，好像是個騎馬剛進城的少年鏢客。「我從未遇見比我更好的程序設計師。」他提供的程序代碼被確認是點對點系統（peer-to-peer system）。與「三角男孩」不同，它不需大量使用伺服器，Peekabooty主要藉助陌生人的好意；由一個計算機到另一個計算機，老用戶介紹新用戶，整個系統有機地擴展。即使警局的探子混入其間，破壞也很有限，頗像地下黨的單線聯繫，不致影響整體運作。
這種點對點特性會增進信任，但也可能發生叛變。也可能開始不錯，爾後卻失利，或要等候多年才能達到相當的數量。美國之音未能接受，保羅於二○○二年春天回到多倫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