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位大陸律師把自己的情況發給《新紀元》，囑託萬一他們被大陸公安抓捕，希望海外媒體能把真相報導出來，給人感覺這些律師在從事一種非常危險的行業，不久楊在新律師真的被抓了。採訪中還偶然發現，一位從業十多年的律師，現在寧願賦閒在家務農，也不願再去淌律師行業這潭渾水，緊接著上海又傳出李天天律師有家不能回的消息。這不禁讓人聯想：大陸律師的生存狀況到底如何呢？大陸律師成功的潛規則是什麼呢？下面是六位大陸律師的看法。
未審判 判決結果就已決定了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江平撰文表示，前不久北大法學院賀衛方教授發表了〈為了法治，為了我們心中的那一份理想〉，裡面披露了一個事實：重慶文強案二審之前，最高法院官方網站上王立新法官的日記表明，所謂「大三長（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警局局長）會議」，已經在案件開審前就把判決結果提前決定了。
這等於又回到了文革時代，這樣的模式等於事先把罪名都定好了，後面的「控訴、辯護、審理」只是走過場。在中國，誰敢和公檢法三機關唱反調？當然就更不允許律師以「存在刑訊逼供」作為辯護理由了。司法公正應該建立在控辯平衡和法院中立的基礎上，現在大陸根本沒做到司法獨立，律師的合法權利當然就無法保障了，這是問題的關鍵。
潛規則：誰給的錢多就判誰贏
四川建設律師事務所徐淑蓉律師對《新紀元》表示：「我都很久沒有做案子了，因為司法太腐敗，沒辦法再做案子。大陸律師其實是社會最底層的人，他本身沒有基本工資和保險，什麼都要靠自己。即使掙到錢後，首先繳6.8％的營業稅，律師事務所提成30％，剩下的再繳個人所得稅，再除去律師辦案時的交通食宿費和通訊費，剩到手裡就沒有多少了。大陸很多律師生活其實並不好，壓力很大，掙錢難。一般一個案子一萬元，辦理下來自己並不能賺多少。掙錢多的，就是做風險代理，前面只收餐飲費，案子辦好後再按比例收費。
律師要生存必須靠社會關係，特別是法院和檢察院的關係。能掙錢的律師，大多是勾結法院、官商勾結。我給你舉個例子。前幾年我給一個民營企業成都大禹水電公司代理一個執行案子，他們幫政府建好一個水利工程，但收不到750萬元工程款，打贏了官司，但拿不到錢，我就幫他代理執行案子。我托關係，由四川省高院出面，幫這家企業收回了所有的錢，但他回頭卻賴帳，只給我事先定好的代理費的一半，另一半說要做回扣。
於是我把這家企業起訴到成都金牛法院，儘管我提供了14份證據，完全應該贏得這場官司，但金牛法院卻判我敗訴，原因就是對方給了法院很多錢。在成都，把一個應該贏的案子判成輸的，對方要付給法官及相關人員案子標的金額的三分之一，這就是大陸律師行業的潛規則。誰給的錢多，就判誰贏。我這個案子，對方給了法官20多萬， 你說這樣的環境下，律師怎麼生存？！
我從2000年開始當律師，但常常自己的權益都得不到保障。我住的地方被當地政府強占了，賣地的錢被相關官員給吃了，據說新華社都有記者下來採訪，但最終不讓報，托朋友找到北京高層，高層批示下面要處理，可2003年的事拖到現在還沒處理。這幾年大陸司法界更加腐敗了，2005年前，找關係找領導打個招呼，要求公正判決，還能起點作用，現在不行了，現在都是金錢交易，整個法院系統都成這樣了，誰交錢就判誰贏，有良心的法官太少了。
你問哪種律師最賺錢？那就每天跟法官們喝酒的，跟他們混在一起的，那些律師就活得很好。現在有些大的標的金額的案子，當事人起訴到法院，就直接找法官，請法官幫忙指定律師，判決結果可想而知了。
我以前幫農民做一些維權案子，農民沒錢，即使官司贏了，我也掙不到錢，輸了，哪怕只收了農民一元錢，心裡也過意不去。所以我現在就不接案子了，賦閒在家。我還是因為有親戚朋友在公檢法，否則，我幫的那些維權案子，早把我弄去判刑了。大陸律師也是弱勢群體，我們是生活在中國底層的人啊。」
黨的利益至上，就不可能法律至上了
為了安全，江蘇知名維權律師陳先只同意接受匿名採訪。當了30多年律師的他認為：「律師工作最難做的就是最近幾年，完全是大倒退。有高層法院院長提出『黨的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法律至上』，事實上，有黨的利益至上了，根本就沒有法律至上的可能性了。
原來律師法規定了律師相對的取證權，新修改的刑訴法卻規定，要取得對方當事人同意才能取證，這等於說是沒有了取證權。《刑法》306條的偽證罪，是懸在律師頭上的劍，檢察院甚至可直接將律師抓起來。我都遇到過好幾次，我指出起訴書的錯誤，檢察院就威脅要把我抓起來。
中國的律師執照是司法局管，司法局負有保護律師的責任、保護律師的合法權益，但現實是司法局不但沒有保護，而且跟公、檢、法聯合起來打擊律師。律師協會的主要負責人基本上都是官方定的，也沒有經過選舉，起不到保護律師權益的作用。
最近幾年司法部長講話說，律師要顧大局，守紀律，就是不講主持正義、維護法律。明確規定，對政治敏感案件、群體事件、法輪功案件，律師要上報或得到批准才能接這個案子。實際就是不讓律師接這種案子。這本身就違背律師法的。
比如前幾年，我接了一起法輪功的案件，受到各方面的阻擾。我閱案卷時發現，檢查院立案的案由都是假的，就是因為當事人煉法輪功，他們就非得編造一個罪行來判刑。我堅持給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結果法院故意判得很重，一個被判13年，另外三個被判6年。我自己還被多次警告，不許再接法輪功的案子。」
律師連自身安全都無法保證
著名網際網路智慧財產權律師周賓卿說：「我剛當律師時，喜歡做刑事案子，覺得有挑戰性，可做過幾個之後，覺得中國律師在刑事案件上無所作為，有很多案子在律師辯論時候，判決書已經寫好了。即使律師在法庭上再慷慨激昂，最後結果也是內定好了的。
律師本身就沒有辦法保證自己的安全，在刑事領域更不用說去保護被告人了，我自問也沒有什麼自我保護的背景，所以現在我只做智慧財產權這塊，但案子一旦涉及到一些有背景的當事人時，判決結果還是有影響。比如一個老員工被美國思科公司解僱，雖然證據對員工有利，但思科想出種種理由，又動用了公關力量，最後判決很不利於這名員工。
現在很多律師找不到好案子，很多掙錢的案子都被有關係有背景的律師壟斷了。大陸還出現了案源律師，他不做案子，他主要是搞關係，搞公關，拉案子回來，讓下面人做，給下面人開工資。
中國的刑事判決，如果律師能將原來準備判10年的減少到7年，已經算成功了，能改成無罪釋放的，絕對是鳳毛麟角，這是中國體製造成的。如果法院認為公安和檢察搞錯了，這意味著國家賠償和責任人追究，公安和檢察就會要求法院按照案子的慣性下走，將錯就錯。這也就是為什麼律師做的辯護，很多都沒用的原因。」
大陸正義律師都活得很壓抑
河南薈智源策律師事務所黃琨律師介紹說：「中國律師分訴訟業務和非訴訟業務。做訴訟律師就得跟公檢法打交道，沒有關係沒有背景的，根本贏不了。所以我現在主要做非訴訟業務，這樣律師的人格尊嚴相對能得到保證一些。
如果律師有正義感，在中國社會是很難受的，心理壓力太大。比如我曾經接了一個案子，法院拖了一年，老太太氣得要上北京上訪，一審判決老太太獲賠60萬，二審法院駁回重審，但不說理由，最後二審法院撤消了原判，老太太只好接受調解，剛調解15天老太太就死了，官司打了三年多，你說我們做律師的心裡啥滋味？ 」
「我徹底不想做律師了」
因在網上發言而被拒絕回到上海的李天天律師很痛心地說：「我從事律師十多年了，但現在我是徹底不想再做律師了。我84年做護士，1995年辭職，參加律師資格考試，97年正式拿到律師證，但做起來很難。我沒有同學在公檢法，家庭也沒有背景，結果做得很累。比如一個大學老師生了雙胞胎，因為醫院沒給及時輸血死了。一審判10萬，二審判3萬，因為二審時請來了一個當過法院院長的當律師。
2002年我停下來讀了四年書進修，然後去上海發展，認為上海可能更清明一點，結果我更失望。在大陸做律師，重要的是關係，而不是法律。我常聽老律師閒聊時提到，給法官送了寶石戒指呀，判決情況就挺好的；還有什麼開庭前一晚跟法官一起喝酒，第二天開庭法官迷迷糊糊的，律師也迷迷糊糊的，但案子判得就很有利於自己。
我印象深的有一個刑事案，村委會貪污了上億土地拆遷款，村民上訪被抓。一樣的事情三個村民請了三個律師。我做的是無罪辯護，其他的律師不敢做無罪辯護，反而我的當事人被判了兩年，他們的當事人判了一年和半年。因為我是「站著」辯護的，其他律師是「趴著」的，所以結果不同。
一次我去外地辦案。檢查官說那個人罵我，今天必須休庭，法官就馬上同意了，不管我們來了40多個旁聽的，我從上海過去住了好幾天等著開這個庭。當事人被刑訊逼供得厲害，我去看守所都不讓我見我的當事人，都把律師當猴一樣耍。不但公安阻擾，檢查院還經常讓律師複印案卷材料很困難。法官都特別聽檢察院，因為法官個個都不太乾淨，都怕有事落到檢察院手裡，所以官官相護，而且配合起來弄錢。
概括說了，在中國作律師，我覺得很痛苦，這個行業里基本成了笑貧不笑娼，只要你賺錢了，就是好律師，其他一概不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