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21日和烏坎村民代表進行談判後，當局答應了村民的三項訴求。22日，沉寂多日的大陸媒體紛紛開禁，對烏坎村民維權事件進行了報導。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也發表評論為烏坎事件定調。評論在網上引來質疑和罵聲一片，也有輿論認為，評論文章未必代表了中共高層的真實想法，要警惕秋後算帳。
《人民日報》刊發的評論文章《「烏坎轉機」提示我們什麼》聲稱，只要把握了群眾利益的訴求點，也就把握了問題解決的關鍵點。
目前，烏坎抗議暫告一段落，文章認為，在於省委工作組充分肯定了「群眾的主要訴求都是合理的」。
儘管《人民日報》對廣東省委化解危機的行為作出了肯定的定調，網路上，很多網友對該評論文章卻似乎並不買帳，質問和罵聲一片。
陸豐烏坎村爭取民主維權事件，暫時與當局達成和解。（Getty Images）
網友「迷途漢」反問，什麼叫「迎來轉機」？
他提出一系列的質疑：不過只是下面搞不定，就讓上面出頭而已，還警告那些「組織者和策劃者」不要繼續頑抗。這難道這次事件不是當地貪官和壞份子聯手掠奪村民財產（賣地款）引起的？開始時反映情況得不到當地官員及時公開處理而造成的嗎？為何要把責任推到境外媒體挑撥，和那些帶頭人的身上呢？不是讚揚帶頭人的無私品格，改變政府的作風，平息村民的憤怒，反而聲色俱厲地警告他們，這是什麼邏輯？
網友「小飛」說，喉舌又來將壞事來儅好事宣傳了，規律是一部分黨員幹部不好，但最終都圓滿解決……平時不作為，影響大了才能解決！否則等去吧！應該找找誰的責任！
網友「和味牛雜」質問，既然諸多群體事件普遍是出於利益爭議，那難道不是利益博弈機制出了漏子？
此外，也有網友諷刺道，前幾天的中國媒體跑到哪裡去了？為什麼中國的事情，外國媒體的報導都快結尾了，國內主串流媒體才上不著天兒，下不著地地來這麼個評論？我們誰都知道媒體很無奈，但這種悲劇結果又是誰之過呢？這種體制難道還不應當改革嗎？
《人民日報》評論未必代表中共高層
有輿論認為，《人民日報》在的評論未必代表了中共高層的真實想法，可能是為迫於急於平息烏坎帶來的輿論壓力，會不會秋後算帳需要密切關注。
《華爾街日報》稱，中共高層的想法目前尚不明朗，評論文章是否準確地反映了官方態度，仍然有待觀察。
香港網路媒體人北風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採訪時則表示，廣東省的官方媒體用烏坎村民歡迎省委工作組進村來渲染他們的政績。雖然《人民日報》肯定了這一事件的解決方式，但它的評論並不代表中共的意見。因為，在過去的一年中，在類似網路實名制以及微博輿論監督等多個問題上，《人民日報》或者以發表讀者來信，或者以讀者署名評論的方式發表許多很好的評論文章，但是，這完全不是執政者的意見。
警惕「秋後算帳」
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問題研究學者程曉農向《美國之音》表示，中共這次採用了柔和手段，是因為中共已經意識到，中國再也不能發生大規模的衝突和鎮壓，否則中國的局面將難以收拾。對中共而言，維穩不僅僅是一件一般意義上的控制社會局面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要通過維穩在國際和國內樹立一個「中國（共）還過得去」的形象。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認為，烏坎談判中村民的暫時性勝利是農民的抗爭、長期的抗爭贏得的一個結果。他分析，中共可能看到鎮壓不行才做一步退讓，同時害怕別的地方效仿這種抗爭的方式，所以做出比較妥協的方式。胡平指出，中共是不是要秋後算帳，值得大家高度警惕。等到大家回到各自生活當中、國際社會也不太重視了，這個時候可能它就要下手。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則稱，廣東省政府的讓步是否只是緩兵之計，現時暫難下結論。只有市級及縣級政府才會有重新追究的動機，省級卻犯不著這樣做；省政府的取態以及境外的關注，都會影響地方政府之後會否重新追究事件。他分析，若境外繼續關注事件，會令欲追究者有戒心。
劉銳紹還預計，稍後省政府最少會向處理村事務的幹部問責，但暫難預料會否有更高級官員遭追究甚至罷免。畢竟中國中國大陸官場，為顧全大局，大多只是犧牲一些「卒仔」。
阿波羅網附黨媒定調：
有利益博弈並不可怕。有了這樣的博弈，才能更好地平衡利益、協調關係，讓整個社會處於動態穩定之中。群眾固然不能「有訴求就過激，一過激就違法」，再合理的訴求也要在法律框架下解決，基層政府也不能把本屬正常的訴求表達，用「堵」和「壓」使之演變成過激對抗。在烏坎事件中，基層政府最初失誤正在於，沒有正視村民合理的利益訴求，讓理性的上訪升級為過激的行動。省工作組以「最大決心、最大誠意、最大努力」解決群眾合理訴求的堅定承諾，化解了激烈的情緒，為問題的徹底解決，為當地的穩定和諧，創造了基本條件
廣東陸豐烏坎事件近日迎來轉機。以廣東省委副書記為組長、包括數名廳級幹部的省工作組21日進駐陸豐，傾聽民眾訴求。省委書記「必須直面和解決好這些矛盾和問題」的重要批示，工作組「民意為重、群眾為先、以人為本、陽光透明、法律為上」的真誠表態，讓一度情緒激烈的當地村民趨於平和。
從烏坎事件來看，村民的訴求點在利益，轉折點也在利益。今年9月以來，部分村民之所以頻頻上訪，源於對村幹部處置土地、財務、換屆等問題的不滿。如果能及時抓住利益訴求點，事發前認真傾聽、公正評判、果斷解決，就不會小事拖大、層層升級，演變成群體性衝突，烏坎事件也就會呈現不同走向。如今的峰迴路轉，正在於省工作組充分肯定「群眾的主要訴求是合理的」。這表明，在面對具體矛盾衝突時，把握了群眾利益的訴求點，也就把握了問題解決的關鍵點。
今天的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經濟社會在不斷前行中不可避免地積累了一些矛盾，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多樣化、利益衝突顯性化。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地，經濟發展快，開放程度高，社會轉型快，流動人口多，社會管理壓力大，社會矛盾早發多發，出現的問題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警示性。直接誘發烏坎事件的土地問題，在全國其他地方也不鮮見，這些問題交織著個別利益和公共利益、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使「偶然性」衝突背後存在著「必然性」動因。
有利益博弈並不可怕。有了這樣的博弈，才能更好地平衡利益、協調關係，讓整個社會處於動態穩定之中。群眾固然不能「有訴求就過激，一過激就違法」，再合理的訴求也要在法律框架下解決，基層政府也不能把本屬正常的訴求表達，用「堵」和「壓」使之演變成過激對抗。在烏坎事件中，基層政府最初失誤正在於，沒有正視村民合理的利益訴求，讓理性的上訪升級為過激的行動。省工作組以「最大決心、最大誠意、最大努力」解決群眾合理訴求的堅定承諾，化解了激烈的情緒，為問題的徹底解決，為當地的穩定和諧，創造了基本條件。這種有錯即糾的政治勇氣，體現了我們黨一以貫之的宗旨：對群眾利益負責，就是對黨的事業負責。
回顧近年來的諸多群體性事件，究其實質，大多源於群眾利益訴求得不到紓解和滿足。這提示我們，面對群眾的利益訴求甚至是矛盾衝突，地方政府要有高度的大局意識。一方面，要看到「群眾利益是發展的最終目的」，「著力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是最大的政治;另一方面，要掃除面對群眾的「對手思維」，真正像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的，把解決群眾利益問題「作為檢驗幹部群眾觀念、宗旨意識、領導能力的試金石」。
實際上，社會管理得好不好，不在於是否存在矛盾衝突，而在於能否很好地容納和化解矛盾衝突。在法治這個核心塬則之下，如何公正利益分配?如何暢通利益表達?如何保障利益救濟?回答好這些問題，矛盾衝突才會如渠中之水，有來處有去處，不至於阻塞洶湧。
列寧曾說，利益觸動每個人的神經。「烏坎轉機」告訴我們，要減少社會矛盾的觸點、降低燃點，必須將社會管理擺在更重要的位置，解決好群眾利益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