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沙，喉嚨比較沙啞，聲如其人。我的演講題目本在來京之前就定好了，叫「吃飽了，撐著呢。」其實這個題目是隨便取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講什麼。來了之後，人家都知道這個題目，就紛紛請客，讓我吃飽一點。
第一頓飯，真叫我很感動，年紀最大的97歲李銳先生，主請的何方先生，92歲。上次來吃飯，是邵燕祥先生請的，這次無論如何他要來作客，他太太為這個飯局籌備了兩個月，真的叫我很感動。快90歲的人了，發簡訊，打電話，問我有什麼要求，要請什麼人。我受寵若驚，沙葉新何能何德，能讓這些人來請我吃，我真是差點熱淚盈眶，給我太多的感動，我是他們的晚輩。
第二頓飯是中國戲劇文學學會，因為我曾經在那兒做過一次演講，叫「不為權力寫作」。他們這個協會冒著很大的風險，終於讓我這個演講得以進行，所以我也很感激他們，他們請客吃飯我不能不去，我吃得也很飽。還有每天都有叫吃飽了撐著的。
其實呢，我吃不飽，因為我生過癌病，到昨天是整整四年，把我的胃切除四分之三。所以我不是宰相的肚子，宰相的肚子可以撐船，我是個匹民的肚子，或者是文人的肚子，所以不是很大，撐不了船。文人的肚子有個特點，沉不住氣，愛發牢騷，愛發議論，情感比較激烈，說話不著邊際。
既然已經吃飽了，每天吃，所以我就發點議論，我這要說明的，因為有兩家，一家是博聞論壇，另外一家是騰訊，42個問題，要叫我回答。這裡面有個小故事，因為我在微博上寫有幾件事情我不做。序不寫，採訪不接受等等，因為我不是那麼很重要的人。寫傳記我不接受，國君要我寫傳記，到我家來了三年，我說我真的沒有那麼重要，要跟茫茫宇宙相比，我真是一個微粒。我所做的事情，並不是因為我做得了不起，而是因為這個體制的原因，有些人有種種原因不能說話，或者不能說真話而沉默。
而我呢，可能有伊斯蘭的脾氣，回族的脾氣，非要說不可。就僅僅這麼一點，說了一些很多人是由於客觀原因不便說，不能說的話，我說了。拿這些言論和自由世界相比，和西方世界相比，根本不算什麼。今天我怎麼辦呢，我就照顧各個方面，42個問題我是無法都回答的。
然後我非常希望和大家交流，我在貴州做了一次研究，他們就提起朱厚澤先生，就講到民主問題，民主這個門是要靠「擠」 的，越擠越大，不擠就糟糕了。所以我也是抱著這個態度，看我能說到什麼程度，這是第一。第二，我非常希望跟律師交流，我不是見到律師一定說律師的好話。我是拿上海的律師和北京的律師相比，北京有錚錚鐵骨的律師，相對來說比上海，比外地多一些。我想我這種估計是不會差到哪裡去的。我認識北京的一些著名律師，就是因為重慶，那個李莊，我以前從來不看這些東西。可是李莊的案子我看了將近兩個月，我才知道什麼是法律，法律對社會的重要性，法律在中國的處境，律師在中國的處境。現在就開始，我按照提綱說。
第一個問題，你從小接受穆斯林文化的薰陶是怎麼樣，又是如何接觸漢語文化的？回族這個民族，我一向認為是以外來民族為主，以伊斯蘭教為中心，和漢族和其他民族信仰伊斯蘭教的人結合的一個新民族，這是我的觀點。而且居住在大城市的回族，基本上都接受了漢族文化的影響，接受了這個強勢文化的影響。比如說姓名，我不可能講沙，沙葉新，一定是沙烏地阿拉伯、沙爾汗、穆罕默德中文譯音的第一個字，我可能叫沙爾汗，你叫「沙爾汗」就不行，你一定得叫「沙葉新」。張承志是回族，他一定原來不姓張，張是典型的漢族的姓。所以說我基本是接受了漢民族的文化長大、學習獲得知識的一個少數民族。
我雖然是回族，但是我對回族真的是不了解，直到我腦子裡一片空虛的時候，在什麼時候呢？我再也不信仰共產主義，我再也不崇拜領袖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很空虛。那個時候已經是五六十歲了，我就開始進教堂，叫主麻，後天就是主麻，我就去禮拜。我就想體會一下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對生活怎麼認識，對政治怎麼看法，人與人之間又和其他無信仰的人，或者和無神論者有什麼區別，我很虔誠，去做禮拜。後天又準備到牛街去，也想做個禮拜，所以我自認為是個文化穆/斯/林，還不是很百分之百的穆/斯/林。有一年，我在甘肅參加伊斯蘭教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我也講到這裡，我說我們的回族，我們的伊斯蘭，不要讓人感到是懼怕、是恐怖的，我說那就糟糕了。不讓其他民族說「不」，那也糟糕了。
北京一個阿訇，鬍子很長，一看就是我們回族人，他把我拉到後面來。他說我跟你說個原因，因為回族吃牛羊肉。牛羊肉是補腎，腎氣足那就火氣大，他說得很嚴肅。但是我想肯定問題不是這麼簡單，我覺得和我們的文化有關係，凡是看過伊斯蘭教的，看過《可蘭經》的，你們一定會找出其中的原因，這個我就不說了。
第二個，我洗冷水澡。因為我1954年是腦膜炎，很快就考大學，考取了，我知道學業一定很繁重，像我這樣體質的，得過腦炎的人，很難擔負大學繁重的學業。那時候我非常喜歡契訶夫，俄國的大文學家契訶夫，契訶夫我實在太愛他了。什麼叫雅致，什麼叫莊重，什麼叫幽默。我覺得俄國所有的作家當中，我最崇拜他。他有一句話讓我終身受益，叫「寒冷使人堅強」。我就開始洗冷水澡，一洗洗了一輩子，洗到我四年以前進病房開刀之前的那一天。開刀之後就不能洗了，我覺得洗冷水澡對我終身有益，就是使你堅強，使你堅持。所以我生腦炎沒死，害癌病沒死，我覺得跟洗冷水澡，加強自己的意志是有一定的關係。假如朋友有興趣的話，我建議他們洗冷水澡。不只我一個人洗，馬約翰就洗，清華大學的體育教授，冬天都穿短褲的，很能洗冷水澡。
你為什麼考華東師大？不考華東師大，我現在讀不了大學。我是回族，那時候考大學回族可以加5分。加五分可不得了啊，加一分就淘汰很多人。我第一志願是北京大學文學系，第二志願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第三個志願是南開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是我第12個志願的最後一個志願，當時讀大學可以選擇12個志願。幸虧我是回族加了5分，不加5分說不定我讀不上大學。但是我並不認為我讀華東師範大學，第12志願就感到羞恥，我非常感謝這個大學。
順便說一下，北大是我很嚮往的地方，而現在又是另外一碼事，他的校長很有名，你我都知道，這個且不去說了。北大校慶一百周年，要寫蔡元培這個戲，就說到蘇叔陽，北京的一個劇作家。蘇叔陽說，找上海沙葉新，就找到我，來了一個北京大學一百周年校慶組委會的委員、一個數學教授到我家裡來，請我寫。我感到非常振奮，有些創作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的呀，這樣的題材，蔡元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上一千年選了一百個著名的人物，中國就有蔡元培。他去世之後叫「當代聖人」。問我，你有什麼要求吧？我聽不懂，問了三次你有什麼要求吧。我說，沒有什麼要求啊，我非常感謝，能有這樣的創作機會。後來我才知道，問我要多少錢。我也沒講，我就指了一個一萬、十萬、一百萬。我說，我不要，一分錢不要。能給我個機會，我當初考北京大學沒考取，現在我能寫北京大學的校長，我還能要錢？不要錢。你是不是想做一個名譽教授，你寫好之後能作一個名譽教授。我說，為了一個戲獲得名譽教授的稱號是不名譽的，我也沒要教授。我真的很想有生之年，能讓我到北京大學聽一堂課、兩堂課來圓我青年時期的夢，我就非常高興了。
後來這個戲由於種種原因，首先是在香港演，我不敢說轟動一時，非常受歡迎。先後得了三個獎，一個是南京大學所主持的有11個高校的文科主任或者教授評的叫「學院獎」，一共11票，我獲得10票。中國戲劇文學協會也想給我發獎，因為我是個敏感人物，專門到江蘇來，什麼人都可以給獎，就是不能給沙葉新，為什麼？就是不讓我出名。我怎麼能靠這個出名，總是因為你們讓我出名，你越禁我越出名。結果還說千萬不要告訴沙葉新，就偷偷摸摸地虛偽，真是很那個。因此這個學院獎的授獎大會，由於我的原因受到牽連，在國內無法舉行這個授獎儀式。假如你在南京大學要舉行這樣的會，當代文學基地的基金，這個我不知道，好像由教育部撥款，那就給你取消了。
北京的中國戲劇文學協會的會長，知道我的戲「江青和她的丈夫們」在香港首演，最後落幕的時候，他要求給他十分鐘，把蔡元培那個戲的獎金從北京帶到香港發給我。這就叫我很高興。不是因為我得獎，而是我這個戲有一定質量，對得起北大，對得起蔡元培先生。而且我相信這個戲一定會在國內演出，尤其我昨天聽到這兒的好消息（指薄被立案審查——編者按），我覺得中國的民主步伐將要大踏步地向前，因為我是個樂觀主義者。我跳著說，我的恩師叫黃佐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院長。我是第三任，第一任是夏衍，文化部部長。第二代是黃佐臨，第三代是我，這一代不如一代。他們倆人從人品、從學養，我真是不好和他們比的，但是我有幸能遇到。
我那時候寫蔡元培，叫「幸遇先生蔡」，這是北大最初的校歌當中的一句，歌詞是大曲家，蘇州人吳梅寫的，叫「幸遇先生蔡」，這是中國的古文，經常詞序會那樣的。我是「幸遇先生黃」，父母養了我，在我的生活道路上遇見誰是至關重要的，或者說完全改變你的人生。因為在這之前也寫了一篇轟動一時的文章。六十年代，我寫了《審美的鼻子如何指向德彪西》，德彪西是誰呢？是法國印象派的大作曲家。當年上海音樂學院出了他一本書，叫《克勞斯先生》，一個設想的人物，其實是個音樂隨筆。出版社有內容提要，說這本書德彪西有很多精闢的見解，姚文元看見了，說他是個資產階級音樂家，怎麼可能有精闢的見解呢？只有腐朽的見解。可是我不知道，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就不服姚文元的文章，第一次跟姚文元打筆仗就是六十年代。
《審美的鼻子如何指向德彪西》，寫了一萬字。賀綠汀先生堅信沙葉新是從法國回來的，是留學搞音樂的，他跟我們的黃佐臨是鄰居，有一次講《文匯報》批判姚文元這篇文章的沙葉新是何許人？佐臨先生就笑了，他是我們劇院的小青年，賀先生就一定要見我。就在這種時候，世人皆欲殺的時候，佐臨先生吾意獨憐才，把我收到劇院裡面來，這真的不容易。今天吃飯的時候我就講到佐臨先生的為人，他的學養，我真的感謝佐臨先生改變了我。這樣我才到了上海人民藝術劇院。
我講文革之後八十年代我的思想變化，文革當中我也跟所有的人一樣，或者大部分人一樣，非常非常崇敬毛澤東。我把毛澤東沒有發表的文章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在筆電上。除了沒有把毛主席像章別在我肉上面之外，我覺得我的崇拜已經到了極點了。你怎麼能說毛澤東一句不好的話，或者甚至懷疑他的話。一直到現在，說毛澤東是政治上大流氓，生活上大流氓。這馬上就要公開，楊開慧給她一個閨中密友信上講的，這樣的一個跳躍對我來講是很痛苦的，這個過程已經過去了。可是在當時，我真是唱紅掃黑的一分子，每天唱紅歌嘛，一天要唱幾次，吃飯要唱嘛。還有跳舞，那時候還有紅舞，我媽都去跳舞，在郵政局門口跳舞，整個地瘋狂。可是林彪爆炸使我感覺到毛澤東不是神。
你不是洞察一切嘛，在你邊上這個人，他都不跟著你，就像王立軍這次跟薄熙來一樣。一個警局長可能自己連私安都沒有，怎麼搞公安呢。他跑到美領館去了。這個事情類似在文革當中林彪的出逃，但是林彪的事情還不是最後定論。而且林彪的材料越來越多之後，這裡面還有很多文章，我只是拿當時的結論來講他。王立軍的事情才三個月吧，三個月了，處理得這麼快，開始有初步結論，這是很不容易的事，這也是社會的進步。
第二，我覺得文革完全是鬧劇。四人幫倒台之後，我還是用當時的政治術語，是四人幫還是五人幫，現在還沒有最後確認，我認為是五人幫，幫主就是毛澤東。熱情勃發，十年是我最好的青春年華，只有幾個樣板戲，什麼都沒有，每天唱樣板戲。我的女兒叫什麼名字知道嗎？叫沙智紅，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紅燈記，八個樣板戲，我女兒占了三。你說崇拜不崇拜，就是這個程度。所以我現在非常能理解重慶唱紅的那些人。當然這裡面有兩種，一種是真誠地擁護毛主席，這種人我尊重他。只要他不是虛偽，不是虛假，不是為了要奪取更大的權力。他真的是感受到毛不落的陽光照到他身上很溫暖，這種人我很尊重。
我覺得有相當大的一批人，是因為他童年的時候、少年的時候、青年的時候、中年的時候，唱這些歌會回憶起當時那種單純的美好歲月。我講的美好不是生活當中。第三種人，唱紅歌是為了對現實不滿，因為現在貧富不均，這些社會現象大家都知道了。把這些理想投寄到以往的年代。所以我都對他們理解，但是和薄熙來完全不一樣。「重慶事件」一出現之後我就發微博，那時候還沒有結論呢，我就挺溫，對薄熙來就批評。有人說我，你落井下石。我說我三年之前，薄熙來還沒有落井呢，我就投石了。說我拍溫家寶的馬屁，我說五年之前就開始挺溫了嘛。我在香港做了一個演講，題目叫「我在香港學習溫家寶同志的講話」，在香港中文大學做的。我是故意起這個名字，有點肉麻，我就開始挺溫，一直到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