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1867～1900）清末維新派領袖。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甲午戰爭後《中日馬關條約》的簽定，唐才常在激憤中覺醒，在湖南積極參與戊戌維新運動；戊戌政變後，他組織自立會，建立自立軍，並於1900年領導自立軍起義，後被張之洞殺害。
庚子保皇會的勤王謀略及其失敗
歷來論及保皇會的勤王運動，都以唐才常和自立軍為主。但近年來陸續發掘的資料，動搖了這一常規看法。由於以函札為主的新資料夾有大量隱語代號，且內容雜亂，解讀相當困難，迄今未能有效應用。我在仔細研讀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將已見資料認真考校參證，力圖勾畫出保皇會勤王戰略的輪廓及其發展變化，進而探討各派趨新勢力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一
勤王計劃初為唐才常所倡議，且湘鄂又最具規模，但在保皇會看來，自立軍只是「數路大舉」中的一路，而且不是主力。康有為等本不排除武力手段，戊戌政變前夕，曾密謀發兵圍頤和園捕西太后，此後又屢次策划行刺清廷要人。其弟子羅潤楠（伯雅）素與廣西山賊及南海西樵巨盜區新、傅贊開有交，曾鼓動任教於萬木草堂的田野橘次赴桂，率「同黨四百人，將合湖南之大隊以進中原」，「一試其屠龍之技」(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運動》第三章第五《萬木草堂之奇青年》。)。後又派區新「潛行入京謀刺大臣」。事不果，區「改易洋裝回粵」，與李昭、傅贊開等組織「新廣東志氣軍」，「聲勢甚大」，致清廷於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專旨拿辦(《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奏剿辦新廣東志氣軍首要區新等情形折》，《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檔案史料》下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40頁。)。1900年初，清廷加緊迫害維新派，懸賞銀10萬兩捕殺康梁，並陰謀廢光緒立新儲。康有為等人感到非速以武力大舉，不足以救燃眉之急，遂在澳門設立總局，加快行動步伐。
按照唐才常的設想，長江、珠江應同時起兵，而後者由保皇、興中兩會共同發動。康有為否決了這一計劃，另行制定了一套 「以全力取桂、襲湘、攻鄂，而直搗京師」的戰略部署(《康有為與保皇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頁。)。為實現該計劃，保皇會全體動員，由康有為坐鎮南洋，率梁鐵君、湯覺頓等組成指揮中樞，倚靠僑商丘菽園的資助；梁啓超、梁啟田主持美洲、澳洲華僑捐款；羅普（孝高）、黃為之、麥孟華（孺博）、麥仲華（曼宣）等駐東京、負責購械運械，兼向日本朝野尋求援助；容閎辦理外交；徐勤（君勉、雪庵）、王覺任（鏡如）、葉湘南（覺邁）、陳士廉（介叔）、韓文舉（樹園）、歐榘甲（雲樵）、鄺壽民、何樹齡（易一）、何廷光（穗田）等駐澳門，與港商何東（曉生）合作，協調內外；梁炳光（子剛）、張學璟（智若）經營廣東，陳廉君經營梧州；長江流域由唐才常、狄平在上海主持調度，從湘鄂到江淮全線發動。
隨著情況變化，行動方案不斷有所調整，然而貫徹主要戰略意圖的決心始終搖擺不定。最初，康有為認為：「大軍必從閩粵發難，以長江響應而掣中原之肘」(《康有為與保皇會》第93頁。)。但他言及福建，多半是敷衍丘菽園，其心目中理想的發難地還在兩廣，而具體部署則有東西倚重與兩粵並舉的權衡選擇。康有為自稱：「仆前後俱注意於西（自正月發策），而以江、粵展轉相牽，西事未成。」(《致丘菽園函》，轉引自湯志鈞《自立軍起義前後的孫康關係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的確：保皇會一開始便注重廣西，其「所最足侍者，為南關一路，以為正兵，道桂湘窺鄂」 (《致南海夫子大人書》（1900年4月12日），《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222頁。南關即南路，今廣東湛江一帶。)。所謂南關一路，指廣東南關游勇大頭目陳翼亭。康有為對其極為器重，委以專辦廣西軍務以及勤王正軍統帥的重任，讓他率部取道欽廉入桂，與龍州、梧州、思恩等地會黨游勇配合，攻占桂林，進襲湘鄂。梁啓超雖稱此計劃「誠第一著」，但「以為未得廣東，而大舉進取，終是險著」。主張「必先取粵」(《致南海夫子大人書》（1900年4月12日），《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222頁。南關即南路，今廣東湛江一帶。)，以立根本，壯士氣，辦外交。考慮到保皇會人力財力有限，他提議招募菲律賓散勇或僱傭日本軍人以圖廣東省城，收壯軍威、省費用、東西兼顧之效，「不分翼軍之力」 (《致南海夫子大人書》（1900年4月12日），《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222頁。南關即南路，今廣東湛江一帶。)。
其實，康有為和澳門總局在廣東另有一番部署，即康後來所說：「向者長江之事，付之紱丞；廣西之事，付之羽異；廣東之事，付之井上。此當時鄙人苦心精擇，而後以大事托之，推心信之」(《致丘菽園書》（1900年11月26日），《自立會史料集》，嶽麓書社1983年版，第330頁。)。紱丞、羽異，即唐才常、陳翼亭。井上，應為橫濱粵籍僑商梁炳光(這裡的「井上」並非井上雅二，理由是：1．梁啓超稱：「粵之岡，滬之佛，皆我黨長城。」（《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14頁）其他人也多次明言廣東主事者為梁子剛。2．康有為及思莊等人函件中，井上與剛往往混用，實指同一人。3．井上雅二日記表明他對廣東情況不知其詳。另據其1901年6月27—28日發表於《大阪每日新聞〉的《康有為訪問記》，兩人自戊戌後到1901年5月才再度會面。井上應為梁子剛的日文名。)。他奉命與張學璟、葉湘南到新安、東莞等地聚人辦團，聯絡惠、潮、嘉的會黨游勇，並爭取潮汕的丘逢甲「歸統」，「與版合成一軍」(《致徐勤等書》（1900年6月2日），《康有為與保皇會》第99頁。版即版築，會黨首領。函中「仙」即仙根，丘逢甲字。)。1900年3 月，康有為和來訪的容閎向新加坡殖民當局探試：5月底中國「假如發生起義，英國政府是否願意支持？」(1900年3月29日斯威特南致沙士勃雷的報告，轉引自黃宇和《三位流亡的理想主義者：容因、康有為及孫中山，1894—1911》，《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2期。)其意並不專指漢口，而是從兩廣發動的整個勤王起義。當時梁炳光抵港向總局求援，準備採取行動。梁啓超迭函康有為和總局，請以經營內地為頭等大事，尤應注意廣東，認為：「今日事勢之迫，已到極地，剛等所謀，豈尚能遲。」建議派徐勤、鄭藻常回粵，「與剛、智協辦」(《致康南海先生書》（1900年3月28日），《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09— 210頁。)。但澳門總局為「取粵」而「養俠」，「故雜進群才，致妄支如是之多」(《致徐勤書（一）》，《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05頁。)，造成財政匱乏，「不惟無以應之，而來函並不將此事原委詳陳長者。長者欲為布置，不知澳中存款若干，無從遙斷」(《思莊致徐勤書》，《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93 頁。)。後來更具函「駁以不可行，遂致令井上閒坐月余」(《思莊致徐勤書》，《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96頁。)。康有為大為震怒，嚴厲申斥。他本來就認為徐勤「性疏而直，於兵事非宜，於駕馭尤非其長」，只因王鏡如母病歸省，梁啓超又力薦，不得已讓他暫時承乏。徐被逼過甚，要求辭職。到6、7月間，康有為 「慮其疏，已電鏡強出任事，而使他往美。經十餘督責，而勉以粵東時時欲舉，故戀而遲遲不奉命」(《康有為致丘菽園書》（1900年11月26日），《自立會史料集》第332頁。)。
這時保皇會自覺實力有限，只決定取鄂後順江而下攻金陵，下一步行止則無定議；直搗北京恐兵力不敵榮祿武衛五軍，又擔心列強插手干涉；「若畫江以待力足」，則光緒危在旦夕，難以救急。為此，梁啓超托人與柏原、犬養協商，得武昌或南京之後，「使日政府出而代我脅和」(《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21—222頁。)。以勤王軍為倚靠，而引外強為奧援，雙管齊下。
廣東既已失機，廣西卻獲佳訊。5月底，唐景崧派人到新加坡與康有為聯繫，告以「滇、黔、桂皆來歸，特來請期」(《致徐勤等書》，《康有為與保皇會》第98一100頁。函中「西省某老」即別函之「薇老」，唐景崧字薇卿；小山，亦為唐景崧。廉為陳廉君，康四為思恩會黨首領。)。唐自1897年在康有為協助下舉辦團練於桂北，這時已與王慶延等人在鬱林、潯州、平樂等地設立根據地。康有為認為，廣西「一有小山之坐鎮，滇黔皆來，一有版築，一有廉之商務，一有思恩之康四，其餘尚甚多」。「若能西棧開張，大做湘鄂生意，真天贊也。」(《致徐勤等書》，《康有為與保皇會》第98一 100頁。函中「西省某老」即別函之「薇老」，唐景崧字薇卿；小山，亦為唐景崧。廉為陳廉君，康四為思恩會黨首領。)恰好在日本購械之事也峰迴路轉，聯繫到大批舊槍，於是康即令改變戰略，「擬百事捐棄」，「一以全力、全餉、全才注西。一以全餉購械，成西事。但得五千洋槍隊，數萬附從人，大事成矣」(《致徐勤等書》，《康有為與保皇會》第98一100頁。函中「西省某老」即別函之「薇老」，唐景崧字薇卿；小山，亦為唐景崧。廉為陳廉君，康四為思恩會黨首領。)。其實，前此廣東辦「剛事」，目的仍在廣西，「原擬侯剛事如何，乃專定西棧」。為避免再度失機，康有為反覆強調：「但吾視西事最重，故欲盡所有人才，全付之耳」(《致徐勤書（一）》，《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05頁。)。
針對「北機極好」，江淮徐懷禮、山東大刀王五又率部歸附，長江中下游聯成一片的情況，康有為制定出相應步驟：由陳翼亭、區新、陳紫瀛、傅贊開、葉覺邁、李立亭、陳廉君、康四、林玉(陳紫瀛列名富有票正龍頭，廣東南關游勇頭目。李立亭為廣西會黨首領，林玉為廣東會黨首領。)等9人率兵改裝由粵入桂，以陳翼亭正軍加上版築勁旅為前鋒，與梧州陳廉君所部合兵襲取桂林。然後留唐景崧駐守，正軍「大聲勤王之師以收桂省」。隨即陳、區、傅、李各軍分梯隊經全州趨襲長沙，另遣陳廉君統領後軍收柳州、大黃江，集款購械，接濟長江，攻略廣東。同時令康四出而騷擾，牽制粵軍來援。唐景崧招撫桂北湘南會黨萬人成立後隊，親率入湘接應，擔任中軍統帥，在黃忠浩所部內應下，破長沙，下武昌，策反長江沿岸湘軍。勤王軍以2萬精兵，數十萬附從，長驅襄陽，沖入直隸，大刀王五、徐懷禮部亦分路北上，一鼓作氣攻破京師，完成勤王大業(《致辦事人書（二）》，《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16—119頁。)。按照這一詳細規劃，起於廣東南關，經桂、湘、鄂、豫、直進入京師的陳翼亭正軍，乃是勤王主力，而廣東、長沙、漢口、江淮、山東各地，則是響應之師。
為實現上述計劃，康有為重新調整部署，力勸丘菽園「不辦閩生意，專做西生意」(《致徐勤等書》（1900年6月5 日），《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00頁。)，將原定用於福建的5萬元改辦西事，以後又爭取丘在捐款10萬元之外，再借款10萬元；同時變散財招伙、聚人為上的辦事方針為全款購械、因械得人；指派與黃忠浩、熊鐵生等湘籍人士熟識的葉湘南、韓文舉隨正軍兼管糧台，讓歐榘甲任文書；等待因家事暫歸的陳翼亭、丘逢甲復出，以及完成購械運貨，即於6月底正式發動，「備十八日糧交羽異。凡港中各雄各才願往者皆宜同行，掃地卷眾襲桂，速即舉事」，「諸將全行，諸人並上，必取之也」(《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11頁。)。
6月中旬，北方形勢驟變，聯軍開始水陸進攻。清廷於6月18日急電李鴻章北上。雖然李藉故拖延，保皇會得到的消息卻是「北亂李行」。李鴻章的生死去留，本是影響保皇會用兵的要素之一。其北上消息傳出，保皇會在廣東舉事的顧忌大為減輕。6月20日，康有為即指示歐榘甲等：由梁子剛統大局，林玉、版築、三品等伏兵於廣州近郊，奔襲劫城。並一度有調駐廣州灣的陳翼亭部奔襲省城的動議。但又表示：「若仍用前議圖湘桂，則汝偕翼行可也。」(《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24頁。)集中一路變成兩地並舉，相機行事。其時海外華僑捐款既多，歷時又久，對保皇會遲遲不動嘖有煩言。康有為迫於壓力，在毫無把握的情況下，令各路迅速發動。其「總以速為主，然又不可因我催而亂來」(《致葉湘南書》（1900年6月27日），《康有為與保皇會》第 136—137頁。)的兩可指令，讓各路統領進退兩難。
取粵的目的是北上勤王，因此康有為認為：「島慮甚周，極欲羽異正軍搗西，既可必得，又可令粵響應，又處於不敗之地，無論粵中得不，而西可必得而入湘也」(《致葉湘南書》（1900年6月27日），《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37頁。「島」即星洲島主，丘菽園號。)。6月下旬，他函示徐勤等：「若布置停妥，即合力先取東省，然後長驅」。「若東不能下手，則併力西向，較為長策。」(《致徐勤等書》，《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27 頁。)並解釋道：「吾今注意於東，且慮大敵環來，故欲特留大將才，即練大兵以當之。然得粵究以長驅為要，長驅仍以翼為之。」(《致葉湘南書》（1900年 6月27日），《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37頁。「島」即星洲島主，丘菽園號。)視取粵為鞏固後防，襲桂才是勤王進取。7月18日李鴻章北上後，保皇會雖更加偏重取粵，但依然猶豫不決，康有為指示辦事人：「此刻專注東省（以李去之故），若得手，則取其軍械財富，天下不足定。倘度不能得手，則切勿發也，必聚全力於西省，直趨湖南。」「或全力取東，或全力趨西，此間不能遙斷。或兩粵並舉。」(《致辦事諸子書（一）》，《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49—152頁。)
與此同時，唐才常又電催康有為還港，「預備入江入津，因外國欲救上也」(《致妙華夫人書》（1900年7月4日），《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74頁。)。康遂通電各國，請救光緒，並相機決定「還港調度」抑或隨英國軍艦「赴京救上」。不過，他雖曾下令助洋人攻團匪以救上，對列強仍保持戒童，擔心一君一臣孑然在北，即使僥倖南渡，訂立和約時，「既受彼厚恩，又絕無勢力，只得俯首，一切惟命」；「是賣國自吾也」。在他看來，救上目的在於變法，而變法「非經雷霆掃蕩之威，未易行也。即論救上，亦須我軍威既立，能直搗京師，然後請西人從中調和，成之和議乃易。不然南還，亦必吾南中親軍已立，然後可靠。不然，則李傕、郭氾之流，可奪上而生他變耳」(《致唐才常書》，《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42一143頁。)。後英國政府提出以得到光緒求救手諭為出面干預的先決條件，北上化為泡影。康恐還港「明購械治兵」，會刺激廣州清軍加強戒備，城「反難取，故不還港」(《致葉湘南書》（1900年 6月27日），《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33頁。)。
正當保皇會在兩廣左顧右盼之際，漢口自立軍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這時保皇會用兵重心仍在兩廣，除原訂計劃外，由洛杉磯分會推薦來的美國人荷馬李趕到澳門，準備召集2．5萬苦力組成軍隊，由美國軍官率領，從澳門攻打廣州。康有為認為其「來助甚好」，但礙於「餉薄難供養」(《康有為致譚張孝》（1900年6月27日），《有關保皇會十件手稿》，《近代史資料》第80號，1992年。)，表示：「我力未厚，頃難即用之，須少待耳」(《與同薇書》（1900年8月11日）。《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77頁。)。澳門總局因而將此暫時擱置。自立軍敗使保皇會士氣受挫，清廷的嚴防搜捕，又加大了再舉的難度。但保皇會力量集於兩廣，並未傷著元氣。康有為為各地會黨蜂起勤王所鼓舞。此後澳門總局仍分別籌辦東西兩軍。不料李鴻章通過駐英公使羅豐祿將保皇會在省港澳「密謀拜會」，「陰圖擾亂」的情況照會英國外交部，稱「若不查辦，有礙東南商務大局」《張之洞奏宣布康黨逆跡並查拿自立會匪首片》，《張文襄公全集》卷五一，奏議五一。)。英國遂電飭新加坡、香港總督查辦。9月，梁啓超、容閎先後抵港，「與港督定約取粵，港不肯，且多非常不妥之言，謂彼必調兵道」。勸保皇會「切勿起事」《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82頁。)。康有為深知「區區烏合之眾，實不能敵港兵」，暗中放棄取粵。但又擔心 「損辦事者之氣也」，故密而不宣，僅「大力令取西」。徐勤、歐榘甲等對此底蘊「亦未之知」，拒絕了卜力的請願建議，繼續「眷戀東省」。(《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60頁。)。造成統帥與前敵指揮部的嚴重牴牾，令保皇會行動陷於混亂。後來康有為函告丘菽園道：「仆意今專注於西，而辦事人所用者皆東人也，以西中人地不宜，皆不欲西而欲東，又有含怒之心也。仆以西人虎視於東，漢事可鑑。即得之，恐為他人作嫁耳。又攻堅非宜，不若攻虛。累書勸告，而井上未以為然也。以東故費極多矣。今更難繼，公謂如何？若以絕東專西為宜，亦望公發一長書勸井上。井上甚稱林玉才（林已歸井，同辦一路）」。「秦西亦極以此為言，戒勿浪舉，候其往英倫訂約後乃可行。仆深然其說。」(自湯志鈞《自立軍起義前後的孫康關係及其他》。時間原定為自立軍起義前，但函中有「漢事可鑑」，即指自立軍失敗事。又秦西即容閎，其於9月11日由日本航抵香港，隨即赴英辦理外交，則此函應寫於此後。「井上甚稱林玉才」，湯文誤作「林圭」。據11月26日康有為致丘菽園函：「林玉同辦，井甚稱之。」（《自立會史料集》第330頁）井上，仍為梁子剛。)
保皇會始終籌而不舉，興中會卻在惠州樹旗起義。清政府因漢事甫平，惠事又起，加上接連收到孫康兩派運械起事的密報， 「防戒極嚴，查搜益密，攻擊更甚」(《康有為致丘菽園函》（1900年11月20日），轉引自湯志鈞文。時間為作者酌定。)。「粵事大局，翼、剛兩大路皆為惠局所累」，葉湘南在東莞所辦團練被查出，陳翼亭雖得密報走脫，「然梧州以其頻上下，緝之極嚴」，其運械輪船也被迫停開，「部下因此有散者」。這時梁子剛「尚固持欲辦」，康有為則「決意令停辦東事，專意西機」。此後粵中黨禍益甚，陳翼亭「大為其鄉人所攻，致其寄頓之械多致發露，輪不能行，械不能運」， 「不能舉事，恐此與江事無異」。康有為再度表示：「既決為之棄粵」(《康有為致丘菽園函》，轉引自湯志鈞文。)。到11月下旬，「若港澳之間，前已令停，粵局但資通信之人耳」。而廣西事機也日見其微。11月26日，康有為函告丘菽園：「井統五軍，治事甚密，前得一營，既泄，而不能內舉，泄後又不能不待軍備。」「若羽異之先，原得三萬，起自南關；後泄，則力有未逮，已交四萬餘，改請七萬；今又泄，而前途戒嚴，又索十數。」「今輪被停，而械亦少矣，幸雖泄而其人尚無恙。」(《康有為致丘菽園書》（1900年11月26日），《自立軍史料集》第330—331頁。)雖未明言放棄，已在為勤王運動做收場總結了。丘菽園因此對康失去信任，親自出馬掌管糧台，並截留保皇會海外捐款；後又與康決裂，提出再捐款10萬，請梁啓超回日本主持全局。但澳門總局的徐勤等已撤離，僅留主鏡如、葉湘南、劉楨麟辦理善後。實際上，總局諸人在漢口兵敗之初還情緒激昂，日夜密謀糾合長江同志再舉。後見國內外形勢惡化，感到輕舉難以奏功，便轉而採取慎重態度，僅以養成實力為名蟄伏不動(松岡好一：《康孫兩黨之近情》，《東亞同文會第十三回報告》，明治33年12月。)。撤銷總局，正是放棄整個行動的表徵。1901年5月，井上雅二赴歐途中在港澳和南洋走訪保皇會人士，探聽其動向，併到庇能拜見康有為，康亦稱以「蓄力」、「籌餉」為長久之策(井上雅二，《康有為訪問記》，《大阪每日新聞》明治34年6月27、28日《井上雅二日記》明治34年5月5、22日。)。雖然1901—1902 年廣西會黨起義時，保皇會仍有入桂聯絡者，無奈大勢已去，回天乏術了。
二
保皇會的勤王運動，歷時兩年，波及多省，動員大量人財物力，又乘清廷自顧不暇之機，結果卻不戰自潰，草草收兵。事後人們紛紛追查敗因，保皇會內部也互相猜疑推諉，或稱告密牽累，或謂餉械失濟，或指中飽私囊。然而，考察保皇會的組織指揮系統及其運作，可見其中存在著嚴重痼疾，這些嚴重痼疾使整個戰略準備多半停留於一紙空文，註定了失敗的命運。
武裝起義貴在組織嚴密，指揮果斷，令行禁止。否則，計劃再好，也是紙上談兵。保皇會骨幹多為士人，情急而言兵，從個人素質到組織功能，都與軍事行動要求嚴重不符。康有為身為統帥，對主攻方向一直舉棋不定。雖然他後來自稱「前後俱注意於西」，但在華僑督催、門生意見分歧的情況下，一年之內，數易方略，最終也未能注全力於西。帥無定見，乃兵家大忌。此外，康有為未能掌握各路勤王軍情，卻堅持「大事仍由南佛主斷」(《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26頁。)，結果所定方略常常脫離實際。如黃忠浩5月前已移防湖北，而6月他還鄭重其事地將其巡防營作為長沙內應的主力。而且康缺乏軍事常識，其決策有時令人啼笑皆非。保皇會在日本訂購舊槍，他為吸引群豪，指示多購價廉質次者，甚至聽信陳翼亭別有用心的胡說，認為洋槍「不如土貨之善矣」 (《致徐勤等書》，《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01頁。)，要多購抬槍線槍「以省費」(《致辦事諸子書》，《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52頁。)。他自詡知人善任，卻往往用人不當，信任誇誇其談的富商子弟和心懷叵測的游勇頭目，埋下致敗禍根。更有甚者，他力薦侄子康同富辦理廣東軍務，理由之一，竟是後者「且能熟《三國演義》」(《致徐勤等書》，《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28頁。)。他又缺乏勇氣膽識，遠居南洋養尊處優，不敢親入內地統軍，無法應付瞬息萬變的局勢。難怪一位素來敬仰他的加拿大華僑斥責具「有救世之力，而無救世之勇」，只知「舞文弄墨，視中國瀕危於不顧」(轉引自黃宇和《三位流亡的理想主義者》。)。
先生如此，門生更甚。澳門總局擔負著聚人聯絡，收撥款項，購械運貨等項重任，相當於前敵指揮部。梁啓超說：「現時先生既遠在海外，其居港澳總持此事之人，即是當天下最要之沖。」(《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30頁。)「內之布置義舉，外之聯絡各埠，責任至重且大」(《與知新同人書》（1900年3月28日），《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07頁。)。康有為手定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也稱它「握外洋之樞，尤為辦事之主」 (《康有為與保皇會》第259頁。)。康有為後來說：「若鏡勉等，不過為通信驛卒，看店之等，非因大得失也。」(《康有為致丘菽園書》（1900年11月 26日），《自立會史料集》第332頁。)表面貶低總局的地位作用，其實是為弟子開吞責。該局實際主事者為《知新報》同人，如王鏡如、陳介叔、劉楨麟等，而由王任總辦。梁啓超屢次用「散漫異常」、「極其散漫」、「未有人克稱其職」等詞句形容總局狀況。他到檀香山兩個多月，「寄澳門書六、七封，而彼中無一字之答」。「金山來函，亦言久不得總會來信，各處皆然。」(《與知新同人書》（1900年3月28日），《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07頁。)「港澳近日布置，弟子絲毫不能與聞，教我如何著手？」(《梁啓超年譜長編》第332頁。)為此，他要求加派人手，健全機構，分工負責，但不見改善。到4月下旬，他仍然批評：「總會之事甚散漫，絕不成中央政府之形」(《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29頁。)。後徐勤接任總辦，保皇會精英匯聚澳門，人才濟濟。但5月下旬梁還抱怨：「澳人不肯與我輩通一字。」(《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31頁。)
梁啓超素與《如新報》不和，受到怠慢，還算事出有因。然而康有為也同遭冷遇。「剛事」康再三函囑，總局月余不應， 「十七書皆不復，可怪」(《致徐勤等書》（1900年6月27日），《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31頁。)。徐勤還以寫信則不能睡覺為託辭，氣得康有為大罵。 6月中旬，北方形勢驟變，海外各埠及上海電函紛至沓來，唯獨澳門杳無音訊。丘菽園「日來問消息布置」，康有為無以作答，「消息且絕，況於起乎？」保皇會全力注西、而正軍主將何時出發，是否出發，主帥事前毫無所知。6月27日，正當康有為在新加坡「日夜與鐵、覺商，與島辯，為西事辦否，今日尚辯駁無已，思辨無窮」之際，忽接徐勤電告陳翼亭噎出發。後又證明其並未行動。康有為氣急敗壞，迭函斥道：「天下豈有辦事若此者乎！開小鋪尚有所稟承，報信尚當詳明」， 「安有如許大事，而絕無章法如是乎」！「今吾負天下之責望，當非常之機會而消息絕塞，號令不行，一輩愚生以其愚忠如驕子之專恣亂舞，吾不知死所矣。」 (《致辦事諸子書》，《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53頁。)「吾以身陪奉汝，豈能將天下陪奉汝乎！」(《致徐勤書（一）》（1900年6月27日），《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34、132頁。)迫不得已，他只好強命王鏡如復出，總管內政，與葉湘南、徐勤等各司其職。但局面沒有根本改觀。
組織不善源於能力不強。保皇會骨幹大都長於言而拙於行，梁啓超因而慨嘆「同門無人才」，尤其缺乏統攬全局和獨當一面的將帥之才。韓文舉「謹有餘機變不足」；歐榘甲「文字之才也，難於共事」(《梁啓超年譜長編》第199、210頁。)，「於報才為長，而任事則非其長」 (《康有為致丘菽園書》（1900年11月26日），《自立會史料集》第333頁。)；何穗田篤信扶乩算卦；王鏡如、陳士廉善決斷，但或才短或量淺。梁啓超也承認：「吾江島人物歸去者便輒頹唐，更無布置，有數人皆前車矣。想來總是志氣不定，脊骨不堅所致。如此安能任大負重？」擔心「飛天頭陀笑我到底也」。鑑於「港澳同門無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12、200頁。)，他自告奮勇，要求前往主持大局。但康有為以其「頗有輕聽人言，因人之短而輕信之弊」(《康有為致丘菽園書》（1900年11月26日），《自立會史料集》第331—332頁。)，未予批准。而且三位正副會長在人事上意見分歧。康、徐稱麥孟華為天下才，梁啓超則指其「太密而沉，「非能統全局之人也」(《致雪兄書》（1900年4月29日），《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39 頁。)。梁推崇徐勤，康又認為其「實非鏡之寬博沈密有謀之比」(《康有為致丘菽園書》（1900年11月26日），《自立會史料集》第331—332 頁。)。康重用王鏡如，而梁頗有微詞，各同門也稱其「究短於才」。
辦事無能，偏又自以為是，使保皇會意見歧出，朝令夕改。康有為對眾門生紛紛指手劃腳極為不滿，曾向徐勤抱怨道：「汝視吾行事，如學台看童生卷，隨意批詰駁落」。他屢次告誡弟子：「今日辦事，非讀書時可比」(《康有為與保皇會》第216、190頁。)，希望他們抹掉頭巾氣，但他自己卻難去迂腐之習。
保皇會奉行辦事同門人，打仗子弟兵的封閉式組織方針，並將界域限於萬木草堂，令人才不足的痼疾更加嚴重。三年後徐勤所說的一段話，足為此時的言行作註：「凡辦事外人多不可靠，必須同門乃可」。「蓋草堂師弟之誼，數千年所未有。今日之所以能轉移一國者，全在此一點精神耳。」(《徐勤致康有為書》（1903年10月26日），《康有為與保皇會》第231頁。)梁啓超對此早有不滿，認為：「舉此大事，非合天下之豪傑，不能為功」，因而必須打破同門界限，「兼收並蓄，休休有容」(《致南海夫子大人書》（1900年4月23日），《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30頁。)。並反駁康有為「不同門多誤事」的指責：「前此同門之誤事者，又豈少乎？」可惜這一批評不為師友接受，總局對被他視為「吾黨長城」的梁子剛、唐才常，因非萬木草堂嫡系而未能與之和衷共濟，予以切實援助。保皇會共得款30萬元，長江方面只分到4萬，其中3萬還是丘菽園直接贈與唐才常的，由保皇會分撥的僅1萬。正是考慮到 「今日最急者轉餉之事，而此涓滴之數，實〔難〕遍資各路」(《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32—233、240頁。)，梁啓超才孤注一擲，向美商大筆借貸。自立軍失敗後，唐才常聲名遠揚，康有為詭稱：「安徽、廣西、廣東三省皆密布兵，期武昌舉義而響應」(康有為：《唐烈士才常墓志銘》，《自立會史料集》第221 頁。)，故意將偏師主力移形換位，以掩人耳目，敷衍塞責。實際上，當時保皇會的決策是：款多「自當全局並舉，即不爾而專事故鄉」(《致康南海先生書》（1900年3月20日），《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04頁。)。康梁眼中的徐敬業，至少並非「舍唐莫屬」。直到6月，康有為還堅持只要「多得數萬金購數千械，分給翼亭、區、傅、徐老虎數軍，則橫行江湖，可操必勝」。可見其方略中並沒有湘鄂的位置。
保皇會堅持兩廣發難，帶有狹隘地域觀念。康有為不肯北上，顧慮之一是南中親軍未立，不能駕馭群雄。其戰略主攻方向雖在廣西，所依靠的正軍還是廣東遊勇，領兵將帥也多為粵人。他指示總局：「我廣勇為最精最勇之軍，且言語相通，倚為心腹必廣勇。厚集其勢力，……合為一大團體，乃可制外省湘、鄂、淮、皖諸軍也。」(《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18—119、149頁。)這也是他不肯倚重長江的原因之一。防止諸侯乘亂生變的用意雖不無積極一面，但以地緣定親疏，狹隘性判然可見。
然而，同門路線不能保障保皇會內部團結。梁啓超與《知新報》因故失和，港澳之間也「氣味不甚相投」(《致南海夫子大人書》（1900年4月23日），《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29頁。)，王鏡如則行為詭密，在澳同門亦不能預聞機要，辦起事來互相掣肘。一旦誤事，又彼此猜疑推諉。康有為因「剛事」延誤責怪徐勤，徐懷疑王鏡如、歐榘甲告密狀，力辯之外，且加攻詆。勤王不成，耗資無數，華僑責難日至，康有為表面承擔失察之責，實際委過於統兵之人，以解脫弟子干係。當有人追究海外捐款用途去向時，康更栽贓於何穗田。秦力山等到澳門查閱收支帳冊，才知何「僅為一掛名之總會財政部長，事實上與總會財務絲毫不能過問」(馮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74頁。)。何氏所扮角色，乃康有為一手操縱。徐勤曾無意中讓何得知一些支款事，康為此函責道：「此等內事，豈可告穗而生支離乎？」(《致徐勤書》，《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47頁。)
保皇會倚為心腹的廣勇頭目，多為騙棍賭徒。康有為稱陳翼亭之才「眾口交推」(《康有為致丘菽園書》（1909年11 月26日），《自立會史料集》第331—332頁。)。對其籠絡有加。但事到臨頭，陳卻不斷抬高要價，「借運動為名騙去六萬元」(《梁啓超年譜長編》第 215頁，原初稿批註。)。其他如版築、三品等，康視為得力幹將，為網羅入伙，「所費不貲」，屆時亦「不能得其用，棄之可惜，充之難塞」(《康有為致丘菽園書》（1900年11月26日），《自立會史料集》第331—332頁。)。梁子剛更指三品為「虎狼」，「今以供應不足，幾有脅制反噬之心」。慘痛教訓使徐勤8年後仍心有餘悸，認為：「今日外人皆存一利用吾黨之心，除了騙錢之外無他事，故不可不慎之，免蹈庚子故事也」(《徐勤致康有為書》（1903年 10月26日），《康有為與保皇會》第232頁。)。梁啓超更將「數年來供養豪傑之苦況」，比作孝子事父母，狎客奉妓女，指「用錢以購人之死力」為「最險最拙之謀」(《與夫子大人書》（1903年11月18日），《梁啓超年譜長編》第332頁。)。康有為的父子兵同樣不可靠。他推舉曾跟隨從祖康國器鎮壓太平軍的幾位親戚在襲取廣州後出而領兵，並輕信侄子康同富「於辦軍務及兵法滔滔可聽，皆可施行」(《致徐勤等書》（1900年6月23日），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28頁。)。可是，康同富到廣州後，與無用之輩交往，且十餘日即濫用數月經費，令康有為大失所望，斥責其「糊塗若此，安能任事」(《與同富書》（1900年8月27日），《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80頁。)。就連統兵一路的梁子剛，也是「好作高論，無所表見」(《革命逸史》第2集，第31頁。)。
保皇會借重的另一力量，是原台灣民主國內渡以及各地參與變法維新的官僚，如陳寶箴、唐景崧、岑春煊、丘逢甲、黃忠浩、俞明震、康吾友、張蔭棠等。他們雖有反清意向，但與保皇派同道而不完全同心。順利時態度積極，形勢危迫之際，或閉門隱居，或袖手旁觀，或但求自保，有的後來還參與鎮壓廣西會黨起義，屠殺昔日的同道。他們信奉的宗旨，恰如孫寶瑄所說：「國家不變法，則保皇者忠臣也，革命者義士也。國家果變法，而此輩黨人猶不解散，則皆亂民也，可殺」(《忘山廬日記》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68頁。)。
用人不當，調度乖方，使保皇會的籌備工作大都停留在紙面上，這是始終籌而不舉的真正原因。然而，康有為一味虛張聲勢，外借勤王軍威鼓動捐款，內以財源茂盛招誘會黨。他妄稱「內地已有兵七十餘萬」，「所以待之者，專待餉耳」。呼籲美洲華僑捐款「千數百萬」(《復騰芳書》（1899年10月2日，《康有為與保皇會》第90頁。)。梁啓超雖對其師「常作大言」不滿，但梁本人也不能潔身自好。他讓總局多致函各埠「於籌款聚眾兩事，不妨稍鋪張揚勵也」(《致康南海先生書》（1900年4月4日），《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14頁。)。此風相沿成習，同門之間照樣浮誇吹噓。徐勤三度就粵事答覆梁啓超，都說：「百事俱備，只欠東風」。梁直言不諱地批道：「弟竊疑其夸也。」「今東風固欠，而百事之未備者亦正多也。」(《致雪兄書》（1900年4月29日），《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39頁。)從康有為兩次復函看，廣東的確「去事尚遠」(《致南海夫子大人書》（1900年4月29 日），《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51頁。)。
虛張聲勢的結果，雖得進款聚人之利，但也令會黨頭目的貪慾心與廣大華僑的期望值同步增長，大大超過保皇會的實際能力。華僑以捐款將個人與祖國命運相聯繫，「其數雖微，然其望則厚」，視勤王成敗為民族存亡的關鍵。梁啓超擔憂「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輩，信我輩之必成，而豈知按其實際。曾無一毫把握，將來何以謝天下哉？」(《與夫子大人書》（1900年3月13日），《梁啓超年譜長編》第199頁。)6月以後，中外交戰，華僑更加迫不及待，「連日仰光、吉冷、暹羅、澳、美信電交至，責望起兵勤王」。新加坡的「徐、力、黃、林急如星火，撫髀拍掌催促」，「於辦事諸人皆有微辭」。林文慶「至謂用弓矢亦可」。一貫明達的丘菽園，也「口口皆嘆太失機、太持重也」。慮其「多費而無成也，至雲恐再要十萬尚未能起」。並將已撥出的 5萬元扣下2萬。康有為擔心再不行動，華僑「或疑我等浪費乾沒」，「人心漸散，嘩謗大起」。但倉促行事，「又慮條理未備，而不能妄起」。為擺脫困境，他一面謊稱廣西會黨暴動是保皇會舉事，「但不令打勤旗，今已電令改插勤旗」，以搪塞一時；一面指示辦事人「總以速為主」，「不妨冒險」。「故在西起，雖敗猶勝，以可得人心，又可籌餉也。」(《致葉湘南書》（1900年6月27日），《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37頁。)關乎民族興亡的勤王大業，開始蛻變為招財進寶的障眼戲法。
保皇會誇大籌款額以吸引會黨，而貪婪的江湖豪強則乘機詐騙侵吞，導致財政拮据。當時事後各方紛紛猜測，指康門師徒中飽舞弊。其實，保皇會或有挪用部分款項於不急之務，如興辦學校、書局、報刊、公司等，但款絀的主要原因在於虛糜太甚，「空費極多」。保皇會原計劃籌款百萬，實際到手30餘萬。截至6月底，除丘菽園的12萬外，各地捐款匯到香港的僅5．5萬。澳門總局急於舉事，就實行「散款招伙」之策，其意雖在收羅豪傑，但「自不能無所濫竽，拔十得五，千金市駿馬之骨」。此外還要「旁收偏稗，以備牽應；或雖未深信，而不得不羈縻用之，免資敵致禍」(《康有為致丘菽園書》（1900年11月26日），《自立會史料集》第330—332頁。)。結果「雜進群才」，「愈益濫支」。到6月報帳時，「所開各人數，實堪駭異」。康有為趕緊下令「盡購貨不招伙」(《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05、98—99頁。)，將所餘9萬元以7萬購械，2萬運動，並「定束水刮沙之法，汰無要之款，以專濟赴機之用」，以免重蹈「大事為雜款所累，竟不能舉」(《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54頁。)的覆轍。因攤子鋪得過大，雖「名出二三十萬，而存款常乏」，左支右絀，根本無力兼顧長江。到11月，「大局雖未全失，然餉源實匱」(《康有為致丘菽園書》（1900年11月26日），《自立會史料集》第330—332 頁。)，只得停辦粵局，以節糜費。
康門師徒是論學才子而非辦事能人。他們知道，當亂世終非挾兵力不可立也」(《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87頁。)，也懂得「凡辦事與談道不同，談道貴陽，而辦事貴陰，況兵者詭道乎！從草澤而與朝廷抗，又陰之陰者」(《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34頁。)。但行動起來卻力不從心，先定大而無當的計劃，繼以浮而不實的籌備，以同門人辦天下事，結果四處碰壁，焦頭爛額。丘菽園斷然宣稱：「文筆之徒不足與相語，竟與康有為梁啓超絕交。」(《最近支那革命運動》第7章《南清之革命運動》。)康有為經此一役，「自後不敢言兵」，不僅是害怕流血戰爭，更重要的是絕望於保皇會的軍事能力，言兵無異於送死。倒是徐勤說得坦白：「若欲起事，必不能成，故亦無容議及。」(《徐勤致康有為書》，《康有為與保皇會》第231頁。)從此，保皇會除以金錢收買死士密謀暗殺外，將光緒復辟付諸卦象，以「待時聽天」自欺欺人。
不過，海外華僑並不因此而見諒於保皇會。庚子後，徐勤每到各埠詢問華僑：「皇上不復位，則如何？則必應之曰：求自立。欲保救皇上，則如之何？則必應之曰：起兵。」「若雲起兵不可，自立不可，則人必曰：開會何用，又何必籌款乎！」(《徐勤致康有為書》，《康有為與保皇會》第201一202頁。)為了穩固財源，維持聲勢，保皇會開始自覺地以勤王名義為謀財手段。康有為佯稱總局只是「陽命暫停」，「自外視停罷之後，乃再行密開」，以化解華僑疑心，與丘菽園爭奪捐款，並借起義之名鼓動「開新埠，籌新款」(《康有為致譚張孝書》（1901年7月5日），《近代史資料》1992 年第1期。)。1902年廣西會黨起義，張智若等前往聯絡。康有為等既不贊同此舉，且不信有成功希望，但鑑於「言西事，各埠皆歡喜，散島會友每人捐一月工銀，即□言西事得來」。便不加勸阻。梁啓超則借辦學名義遮掩，「免使外人謂我一事不辦，謗為棍騙也」(《與穗田二兄書》（1903年9月1日），《梁啓超年譜長編》第324頁。)。勤王軍興之際，已有人懷疑保皇會籌款以謀私利，「所作幾於詐偽」(《最近支那革命運動》第7章《南清之革命運動》。)。後港滬各報更「謂保記款若干十萬，盡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國民之血，吮國民之膏相詬詈」。保皇會員「亦日相與竊竊私議」(《與夫子大人書》（1903年11月 8日），《梁啓超年譜長編》第332—333頁。)。無怪乎與保皇派關係極深的田野橘次慨嘆道：「康等在北京政變以前，為非常之精神家。至其亡命，而其人格同時墮落焉。」(《最近支那革命運動》第7章《南清之革命運動》。)
【資料來源：《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