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們相信中共政府
20年前，有人爭辯說「日本是不同的」，而東京的經濟政策是優於西方的。許多暢銷書讚美那塊太陽升起的土地。有一本書叫《日本第一》，如今臭名昭著。今天，同樣有許多人說，中國經濟是特別的，中國的政策優於其他國家。同樣有許多人預計，中國將問鼎經濟霸權。
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比前蘇聯成功的多。30年來，中國的經濟不可思議地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長。本世紀初，政府在經濟沒有停頓的前提下，成功地解決了銀行的巨額壞帳問題。近年來，中國建立了達2.4萬億美元的巨大外匯存底，令其有了不可戰勝的光環。
中國似乎成功地避開了全球金融危機，這進一步增強了決策者的聲譽。在出口市場崩潰的情況下，去年中國經濟依舊輕鬆超越了8％的GDP增長目標。
一位著名的英國投資者近日宣布，他放棄退休，到香港來運行一個中國基金。其中的一條理由是看好「中央計劃的有效性」，現代中國的奇蹟之一是，它使一些世界上最熱情的資本家熱烈地投入到社會主義的經濟中。
不過，無論是經濟理論和歷史，都證明中央計劃不是經濟發展的最佳模式。中國確實迅速發展了三十年，但在中央政府看的見的指揮下，經濟已成畸形。在金融危機發生前，中國經濟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出口增長。中國向西方的出口，已經是日本最繁盛時期的兩倍。不靠貿易保護，該國已無法保持貿易順差。經濟大衰退發生後，這種威脅變得格外尖銳。
非常高的投資水平也帶來了資本錯配的風險（這點在下面會更詳細討論）。還有就是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參與度過高。中央政府制訂GDP增長目標，並分解給地方政府。問題是，地方政府可以糊弄中央。古德哈特定律指出，每當經濟指標成為政策目標，它就失去了信息的作用。在中國，GDP增長已不再是一個經濟過程的結果，而是成為了目標。
傳聞證明，地方政府的許多決定，無論是開展新的基建項目和發展房地產，都是實現增長目標的需要。在許多方面，這使人聯想起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公司在牛市時期設立的收入增長目標。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當資源分配的目標是為了一串數字，不好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中央的政策似乎也扼殺了國內企業。雖然國有企業的作用已經下降，但仍從國家控制的銀行獲得貸款優惠。相比民營企業，國企得到了優待，因為民企不得不從銀行體系之外獲得高利率的融資。香港金融管理局最近的一項研究稱，如果國企以與民企同等條件的利率貸款，利潤會消失；研究還發現，超過半數的民營企業沒有機會從銀行借款。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所寫的書介紹，中國正從上世紀80年代的企業資本主義轉向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將注意力放在大型投資項目（比如上海浦東金融區的發展）、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上。中國在此期間建立了諸多較好的基礎設施，但經濟發展伴隨著收入不平等的加劇、GDP中的消費份額下降和創新的縮減（以上海新的專利衡量）。黃教授認為，中國的快速增長帶有欺騙性的，因為國家可以比私營部門更快的速度投資。然而，投資的質量較低。
3.投資熱潮
在市場經濟中，經濟不穩或混亂時，投資應該會下降。然而，在2009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30％，對去年經濟增長貢獻達到90%。投資創紀錄地上升到GDP的58%。這些都是了不得的數字。關鍵的問題是：這些錢用的怎麼樣？
基礎設施投入占去年的經濟刺激開支的三分之二以上。大約四分之一的項目是政府主導的。許多項目明顯是為了滿足政府的GDP增長目標。YouTube的一個短片（轉播自半島電視台）顯示，內蒙古鄂爾多斯城有一個新建的「鬼城」。有被訪者認為，這個空城，可容納100萬人，只是為了滿足政府的增長目標。
相對於其經濟發展的現狀，中國已經有了高度發達的基礎設施。去年，中國高速公路使用率估計為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12％。許多較小的機場僅使用了容量的一半。國家建設高速鐵路網的計劃，看起來令人印象深刻，但投資回報會成問題。國家發改委的一位交通研究人員警告說，擬建中的18000公里高速鐵路，將面臨成本收不回的問題，「可能無法達到實現收支平衡的最低客運量」。然而，大多數華爾街分析師仍然樂觀。如果中國繼續以過去的速度增長，他們說，那麼所有這些新的道路，橋樑，鐵路在短時間內亦將流量擁擠。
類似的問題在中國的重工業領域隨處可見。當大衰退來臨，非出口部門被要求不裁員。許多行業持續投資，儘管產能利用率較低。
製造業，其中低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三分之一，帶動環比提高27％的資本支出帳戶（2009年1月至2009年10月）。一項由歐盟商會的報告，去年11月生產能力過剩的包括造船業、平板玻璃、鋼鐵、水泥、多晶矽、風電。例如，在水泥行業資本支出增加了三分之二，但能力方面估計有78％運行的利用率。產能過剩由中國投資的高增長預期時間推算是合理的。
以高儲蓄和投資和巨額貿易順差，中國一直遵循一位評論家所說的「亞洲的增長推動模式」然而，這種增長模式的缺陷，在過去20年，即證明了日本的弊病。在1994年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亞洲神話的奇蹟」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認為，亞洲猛虎般的經濟增長依靠不斷增加資本投入。然而這種投資，依然受收益遞減規律影響。
這一分析同樣適用於中國，投資效率（GDP按每單位增量的投資增長來衡量）有下降的趨勢。對於猛虎（日本）來說，窮人的投資範圍顯露在1997年金融危機的衝擊之時。中國的問題更大，因為它有潛在的投資占GDP的比例比任何其他亞洲經濟體在歷史上的比例都高。
4.腐敗
所有巨大的投機性躁狂症都伴隨著不斷升高的欺詐。只有在蕭條我們才可以看到這個「怪物」的全部情況，如安然（Enrons）、世通（WorldComs）、麥道夫（Madoffs）的曝光。中國地產和基礎設施支出的回升，為瀆職提供了一個周期性激勵。中國最近在2009年國際清廉指數排名中下滑至第79名，略低於布吉納法索。
房地產的繁榮為腐敗提供了巨大的機會。土地經常被奪走，交給開發商，而對被拆遷者補償不足。金融部門沉迷於拿回扣。基礎設施支出，讓地方官員有機會中飽私囊，對劣質建材視而不見。中國是增長速度最快的奢侈品市場。然而，紐約時報估計，多達一半的銷售與賄賂有關。
中國為裴敏欣教授所說的「分食」提供了佐證。系統性腐敗降低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正如其他受害的一些亞洲國家，最明顯的是1997年危機之前的印度尼西亞。裴寫到，「流行性腐敗」穩步提升了一個國家的系統性風險。正如因此，其金融體系脆弱，其環境退化和敏感，其執法強制腐壞而無效，其基建不安全，其公共衛生服務麻木不仁以及其監管系統搖搖欲墜。
5.寬鬆的貨幣
諾貝爾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不同於他偉大對手凱恩斯的理論。凱恩斯辯稱泡沫是混亂的「動物情緒」，而哈耶克聲稱，過低的利率推高了資產價格通脹。哈耶克說，通過貨幣和信貸擴張產生的寬鬆貨幣，導致了一般價格或資產價格的通貨膨脹。當利率低於它們的「恰當」的水平，企業傾向於投資在一些在遙遠的未來才有回報的項目。這就產生了資源錯配或「不正當投資。」
什麼是恰當的利率，誰也不知。但經驗法則認為，利率應與經濟的中期增長相適應。在美國，最優惠利率平均比過去40年的名義增長高出一個百分點。相比之下，1990年以來，中國最優惠利率平均比GDP增速低約九個百分點。
低利率是中央政策的一部分，以促進投資和補貼國有企業。低利率也促使中國家庭投機股票和房地產。中國寬鬆的貨幣政策在過去十年已導致高通脹和資本市場的忽上忽下。在最近的一次泡沫中，上證指數從2006年初到2007年10月，漲了四倍多，然後又跌去70％以上。
去年，貨幣供應增長了近30％，而利率遠低於經濟的名義增長率。再次，中國儲戶發現自己陷於對通長的恐懼和對高回報的貪慾之間。再一次，泡沫在中國的資本市場形成。
6．固定匯率和資本流入
人民幣是盯住美元的。低估的匯率促進了出口，並壓低了利率。它還鼓勵大量資本流入，主要以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資本管制限制了熱錢流入，不過，投機性資本流入最近有所抬頭。
許多新興市場危機是由其貨幣引起的，因此，看到中國高達2.4萬億的龐大外匯存底，許多評論家感到很安全。然而，這麼大量的美元應該是令人擔憂的。它反映了一個散漫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深刻不平衡。
美元的標準使得一些國家，特別是美國，可以消費大於產出，由此積累了龐大的對外債務。其他國家，大多在亞洲，享有持續的貿易盈餘，並取得巨大的外匯存底。
有人認為，中國的巨大外匯存底使中國經濟立於不敗之地，這其實不對。這些儲備可以用來購買外國資產、進口、或防禦貨幣攻擊。但有一類問題，它解決不了，比如，在資產泡沫破滅後，銀行壞帳大量出現，不良投資到處都是。正如一位評論家指出，相對於全球GDP，只有兩個國家先前曾經累積過如此龐大的外匯存底，他們是1929年的美國和1989年的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