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顆種子已經發芽了，如何再將它變回種子？一隻麻雀已經會飛了，如何再將它變回鳥蛋？一個人已經開了眼界，如何再讓他變回無知？如何收回已經潑出的水？如何讓時光倒轉？如何從2013年把中國拉回1976年？
如今，世界媒體和中國公眾正在觀看、圍觀、驚奇、驚嘆、難以置信地注視著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當局正在作出史無前例的努力，力圖使時光倒流，使當今中國再倒回1976年和1976年之前，也就是回到中共已故領導人毛澤東時代。
「七不准講」驚倒世界
1976年，毛澤東發動領導的「文革」已經禍害中國禍害了十年。「文革」當時連同毛澤東的肉體一起進入了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境地。
（毛澤東及其同黨利用「文革」對中國人民肆意侮辱和欺壓；中共內部的許多高幹，如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也受到毛澤東莫名其妙的迫害。陷入冤獄將近20年的習仲勛只是僥倖倖存下來。）
當時的中國百業凋零，用中共官方正式文件的話說就是陷入「瀕臨崩潰」的境地。然而，面對怨聲載道的公眾，中共當局不許他們對當局進行任何批評，只准許他們唱讚歌，喊萬歲。
在「文革」即將走到盡頭的時候，中共當局推出一首著名「紅歌」，歌名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那首被中國公眾普遍認為是純粹瘋狂的「文革」名歌反覆歌唱的主題歌詞是：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嗨
就是好，
就是好呀，就是好…」
在中國國內外許多觀察家看來，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最高當局日前以密令的形式推出的「七不准講」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絕對是異曲同工，都是完全不講理，而且從一開始就擺出了不要講理的架勢。
中共本來就是執政黨，但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國的執政黨卻以口傳密令的形式發布牽涉全中國十幾億人的基本人權和權利的行政命令。這種在世界文明史上史無前例的奇景已經足以讓觀察家們驚倒。但更驚人的是那所謂的「七不准講」密令本身。
中共高層下達的所謂「七不准講」密令是指中共當局密令禁止中國媒體和學校教師宣講七個話題，即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聞自由、公民權利、（中共）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
「七不准講」難倒習近平
「七不准講」密令隨著中共的地下黨地下活動一般的秘密傳達渠道傳開、透露出來，立即在中國國內外引起轟動、震動、震驚、暈眩、迷惑、焦慮、擔憂。
截至目前的各種跡象顯示，感到最迷惑、焦慮、擔憂的不是批評習近平及中共政權的人，而是習近平及中共政權的支持者，尤其是領取中共宣傳機關秘密津貼奉命上網發帖、為中共政權說好話的所謂「五毛黨」。
「七不准講」的全部以及其中的任何一個「不准講」都太滑稽，太離奇，太離譜，太荒唐，太反動，太倒行逆施，以至於導致發布密令的中共宣傳部門也顯然被自己弄昏了頭，徹底陷入難以自拔的混亂狀態。
中共無法應對來自批評者或支持者的任何疑問、質疑、批評、嘲笑、笑罵，而部署在中國各地乃至全世界的「五毛」們更是一頭霧水，不知所措，一下子陷入失語狀態，不知道該說什麼才算是維護中共，才算是不給中共添亂。
實際上，中共下達的「七不准講」密令也使習近平本人陷入了一種不仁不義、不得不否定自己的歷史、不得不否定自己親生父親的歷史的難以自拔的困境。
「七不准講」當中有一條是不准講「（中共）黨的歷史錯誤」。於是，批評者便可以很自然地提出一系列跟習近平及其父親習仲勛有關的問題：
毛澤東當年以「利用小說進行反黨」這種莫須有的罪名，把並非小說家、也從來沒有嘗試寫過小說、也沒有授意任何人為他寫小說的習仲勛打入黑牢將近20年，其中包括為時數年的戴腳鐐的單獨監禁，而未成年的習近平也受到株連。中共黨內許多人雖然知道習仲勛冤枉，但中共黨內「竟無一人是男兒，」沒有人能站出來對毛澤東迫害習仲勛的犯罪行徑提出高聲的或低聲的抗議，更沒有人敢於提出將毛澤東繩之以法。
於是，人們就會自然產生一連串問題：導致習近平和他父親遭受厄運的到底是毛澤東的錯誤？還是蔑視民主、蔑視反對派的發言權的中共本身也有錯誤？假如不准講毛澤東以及中共的錯誤，後人不知道那是錯誤，習近平如何能保證中共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如何能保證他自己和他的後代避免那種不白之冤甚至無端喪命的厄運？
「第22條軍規」中國版
不准講歷史，禁止「以史為鑑」的必然結果，將是有人得出合情合理、而且絕對合乎邏輯的結論，認為毛澤東打擊習仲勛確實沒錯，因為當時中共黨內確實是有一股毛澤東及其同夥所說的「反黨、反革命勢力」試圖利用小說進行反黨，試圖推翻中共政權，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再將中國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然而，假如習近平要說明、證明他自己和自己的父親是正派人，是正宗的要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毛澤東政權所說的「野心家、陰謀家」和「狗崽子」，習近平及其支持者（其中包括中共宣傳機構僱傭的專業或業餘「五毛黨」）就必須要講「黨的歷史錯誤」。
然而，習近平領導的中共當局已經密令禁止講中共的歷史錯誤。於是乎，習近平及其統轄下的中共當局便將自己置於比《第22條軍規》還荒誕的境地之中。
軍人出身的美國小說家約瑟夫•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表的長篇小說《第22條軍規》成為二十世紀美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名著。《第22條軍規》的故事說的是，二戰中一個美國軍人為了逃避隨同轟炸機對敵作戰而死於非命，便利用第22條軍規所說的精神不正常者可以免於飛行任務的規定，提出自己精神不正常，申請豁免。
然而，負責處理這位軍人個案的軍醫告訴他，第22條軍規確實是有這樣的規定，但同時該軍規又規定，申請豁免必須由當事人本人提出，而如果本人一旦提出申請，便證明申請人並沒有神經失常，因為「對自身安全表示關注，乃是頭腦理性活動的結果。」
一般批評家認為，《第22條軍規》所刻畫的荒誕乃是登峰造極的荒誕。然而，中國不愧是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中國的荒誕，習近平及中共當局的荒誕顯然比小說《第22條軍規》有過之而不無及---海勒小說里所描寫的那個倒霉的軍人所遭遇的荒誕規定不是他自己打造的，但習近平及中共當局所遭遇的荒誕卻是他們自己打造的。
撇開美國文學、世界文學不談，習近平及其統轄下的中共宣傳當局所下達的「七不准講」密令，也一舉將中共所謂的「新時期」（即後毛澤東時期）的最重要的領導人鄧小平置於一種尷尬的境地。
曾經充當毛澤東的打手大肆迫害中國知識分子的鄧小平在「文革」期間也遭受了毛澤東的迫害。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再次復出，並主導中共在1981年發布一份綱領性的文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的主旨就是要求中共全黨要清晰認識1949年中共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以來的種種錯誤，汲取經驗教訓，不要重蹈覆轍。
鄧小平一度特別強調，毛澤東的錯誤並不僅僅是毛澤東本人的錯誤，而且也是中共制度的錯誤；因為在英美等有民主和法治制度的國家，毛澤東根本就不能為所欲為，不能長時間危害全國。鄧小平要中國的媒體和教師講「黨的歷史錯誤」。
到底是鄧小平有道理，還是習近平有道理？
對這類至關重要的問題，習近平及其領導班子，以及他們所控制的「五毛黨」目前還不知如何應對，處於讓全世界看笑話、看熱鬧的煳塗狀態。
《紐約時報》勉為其難
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所展示的超級荒誕，對報導中國新聞的世界媒體記者構成了巨大的、甚至是難以克服的挑戰。
世界媒體記者所服務的讀者或觀眾或多或少都跟中國的語言、文化、社會、政治、歷史有些隔膜，記者們很難跨越語言、文化、社會、政治、歷史的鴻溝將中國特色的荒誕傳達給自己的受眾。
然而，美國主要報紙、老牌的《紐約時報》勉為其難，作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力圖向英語世界的讀者報導和解釋比荒誕到登峰造極的《第22條軍規》還荒誕的「七不准講」。
5月14日，《紐約時報》發表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從香港發出的報導。報導首先描述了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作為一個執政黨通過密令治國這種令人驚訝的世界奇景。儲百亮注意到，「七不准講」透露出來之後，中共再採取更為怪異措施，竭力封殺網民議論，並且也竭力將中共一些地方機構解說「七不准講」的文章刪除，以避免更多的人看到和議論。
顯然，作為一個「老外」（儘管他是中國話說得很好的「老外」），儲百亮對「七不准講」禁令、以及習近平當局近來發出的一系列收緊輿論控制的指令感到很好奇，很費解。他在報導的最後援引熟悉中國情況的美國人的話，力圖為習近平令人費解的系列動作提出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
「假如習近平要想推進經濟自由化，他首先必須要讓潛在的競爭者相信他不會危及一黨統治。這是羅伯特•勞倫斯•庫恩的說法。庫恩是一位美國商界人士，曾經寫過一本得到授權的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的傳記。庫恩見過習近平和中共其他高級官員。
「庫恩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中國的體制並不是一種非理性的組合。我的猜測是，習近平近來提出某些說法是為了鞏固他的地位，以避免極左派的攻擊。人們可以對習的講話隨便作出解讀，因為他就是要給各方機會，讓各方可以看到他們所喜歡的東西。『」
顯然，庫恩的猜測是一種「信不信由你」式的猜測。習近平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而刻意討好極左派或許是有其理性的計算在內。
但為了討好極左派而不惜將自己、將自己的父親再度打入「壞人」、「反革命」、「反黨分子」的行列，這種做法的理性和智慧何在，依然是一個超級世界之謎。
日本報紙的直言不諱
或許由於是中國的近鄰因而對中國的怪事早已經見怪不怪，日本報紙對習近平當局的「七不准講」的報導沒有《紐約時報》那麼來神，那麼費盡心機，而是就事論事，平鋪直敘。
例如，日本主要報紙《讀賣新聞》5月11日發表記者吉田健一從香港發出的報導，題目是「不准對學生談及中共的過去---中國的輿論控制在強化嗎？」
報導說：
「5月11日出版的香港英文《南華早報》等報紙報導說，多位中國大學教師表示，中共對大學發出通知，禁止教師在講課中提及『新聞自由』、『司法獨立』、『黨的歷史錯誤』等七個話題。
「這可能是習近平領導班子收緊言論和思想控制政策的一環。
「不准大學教師提及的話題還包括『普世價值』、『公民權利』等人權話題。...一些大學教師對此發出批評，表示『這種事情也不能提，上大學的價值何在。』在中國的微博上，也有人諷刺道，『黨對當今中國的問題有具體的認識。』但這類微博言論被不斷刪除。」
僅次於《讀賣新聞》的日本另一份主要報紙《朝日新聞》則在自己報導中，跟密令「七不准講」的中共開了一個哪壺不開提哪壺的玩笑。
《朝日新聞》5月15日的發表記者林望從北京發出的報導說：
「中共政府5月14日發表三年來的『人權白皮書』，自誇為保護人權而進行的努力『得到有計劃的、穩定和全面的推進』，達到新階段。白皮書強調通過經濟發展改善生活，但沒有觸及圍繞法治、言論、民族和環境等問題的嚴峻現實。」
封殺批評者
中共當局「七不准講」的密令傳來，在中國公眾和中國網民當中受到普遍的抨擊、嘲諷、詛咒、抗議。
中國作家、微博名人慕容雪村（郝群）發表微博，提出了他的委婉批評意見：
「不准講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聞自由、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概括起來其實就是1句話：不准講文明；上聯：江山是老子打來，誰讓你開口民主，閉口民主？下聯：天下由本黨坐定，且看我1槍殺人2槍殺人；這是上世紀30年代，進步文人諷刺國民黨專制獨裁的對聯~」
受到批評之後，中共當局採取了對付批評者的慣常招法，這就是封批評者的嘴。美聯社記者黃敬齡（gillian wong）和唐迪迪5月15日發表報導說：
「在這個周末，當局顯然刪除了作家郝群（筆名「慕容雪村」）的四個微博帳號。他說，他後來試圖設立新帳號，但被阻止。當局沒有對他在用戶眾多的新浪網和其他三個網站的微博帳戶被刪除而作出任何解釋。他說，他有大約400萬微博粉絲。
「他說，『中共正在失去輿論陣地，而這威脅到它的合法性。現在，他們必須收緊控制。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要在輿論方面採取攻勢。』」
早些時候，中共當局也以「傳播謠言」的罪名暫停了中國微博名人、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的微博。何兵表示，中共當局以及當局的喉舌新華社的做法是踐踏法律的行為；新華社更是公然進行造謠；因為在中國法律上不存在沒有通知的處罰，而他何兵沒有得到處罰通知，新華社卻發布消息，說何兵受到了處罰。
何兵為此已經委託律師提出起訴。
進退皆屬史無前例
由於網際網路的發展，尤其社交媒體微博的發展，中國公眾、中國網民頭一次有了可以跟先前是強力無比的官方媒體、跟官方宣傳機器抗衡的機會和力量。
中共對此顯然非常不高興。中共近來一系列收緊輿論控制措施主要是衝著網際網路、尤其是衝著微博來的。
然而，在中共當局大肆渲染微博不能完全代表民意、微博充滿謠言和有害言論之際，中國副部級官員劉鐵男因涉嫌嚴重貪污舞弊被查處的消息傳來。
早些時候，中國《財經》雜誌副主編羅昌平通過微博實名舉報劉鐵男，立即被劉鐵男所任職的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言人斥責為造謠，並威脅要提出法律追究。
法國主要報紙《費加羅報》駐中國記者阿爾諾•德拉格朗日在5月14日發表的報導中描述了中共當局這種出爾反爾、自打嘴巴的尷尬，以及習近平當局由此而陷入的尷尬困境。
在報導的最後，德拉格朗日寫出了一句看似平淡無奇、實則充滿諷刺的話：
「習近平一直把反腐作為他的旗號。但是，很多觀察家認為，中共只有進行真正的徹底改革才能除掉這種痼疾，而這種痼疾之所以越演愈烈是因為反對派力量孱弱。」
德拉格朗日在這裡十分明顯的言外之意是，沒有真正的、足夠強大的反對派力量的監督制衡，沒有反對派力量不斷指出和抵制執政黨的錯誤，執政黨就只能越來越腐敗，腐爛。
毫無疑問，德拉格朗日的這種看法（即英國阿克頓勳爵所說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屬於中共當局密令禁止不得談論的「普世價值」。幸虧《費加羅報》不歸中共控制，否則難逃被強令關閉或總編被撤換的命運。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通過發布「七不准講」禁令，向全世界展示了力圖使時光倒轉、與公民社會、新聞自由、公民權利、司法獨立等「普世價值」為敵的態度。
觀察家們認為，無論中共是選擇堅持這一態度，還是選擇放棄這一態度都將是史無前例，都將是笑話，都將是史無前例的笑話和荒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