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左右，胡喬木成了一個「神話」，這個「神話」一為筆桿子，二在中共黨史研究。不過，畢竟只是「神話」，不能當真。
「喬木同志被稱為中共中央的『第一支筆桿子』」。（何祚庥：《胡喬木同志與自然科學研究》。劉中海、鄭惠、程中原編：《回憶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擁有八千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第一支筆桿子」，且全國人民說話、作文都必須跟著黨的語調進行，胡喬木也就可以說是中國「第一支筆桿子」了。這還不是「神話」嗎？
這個神話來源於文革後的鄧小平。文革末期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候，胡喬木過度揭批了鄧小平，文革結束後胡喬木惶惶然，讓鄧力群向鄧小平轉交檢討書，結果鄧小平並沒有在意他曾經的揭批行為，願意重新起用他，重要理由就是看中他的「筆桿子」。鄧力群說：「我聽小平同志講，喬木是『黨內第一支筆』，這是有記錄的，整理後傳得很廣。『黨內第一支筆』這句話，是我和王震同志一起到小平那裡時，小平同志講的。是我整理並傳出去的。」（鄧力群：《關於〈胡喬木傳〉編寫工作的講話（1993年6月8日）》。）
其實，這只能從文革後可以使用的筆桿子而言。除了領袖人物之外，中共筆桿子早期有李達，延安時期之後有陳伯達、胡喬木、張春橋、姚文元，其他眾多的筆桿子比之他們都要遜色一些。曾彥修說：胡喬木「他本人的文字則並不特別吸引人，遠遠不及陳伯達」。（曾彥修口述、李晉西記錄整理：《我認識的胡喬木》。《炎黃春秋》2010年第8期。）此為的論。比之後起的張春橋、姚文元，實際上胡喬木的文字也缺乏「吸引人」的魅力。胡喬木文字的特點是味同嚼蠟，了無生氣，遣字造句講究一個恰當而已。文革之後，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皆不可用，唯有胡喬木可用，所以，他才浪得了一個「黨內第一支筆」虛名。
不過，做筆桿子的遣字造句做到「恰當」，確實是件本事，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謂恰當，首先要考慮政治上、業務上的前後左右，這個是根本，絕對不可以犯錯。其次要考慮人際關係上的前後左右，比如一個會議，起草主席台上幾個人發言，每句話既要在他們彼此關係上恰當，又要在跟沒有參加會議的上級之類之間關係上恰當。再次，要考慮發言人個人心理的前後左右，比如我在軍隊服務時，有一個副市長要來部隊，地方宣傳部起草的講話稿不能被使用，軍隊政治部重新起草的講話稿還是不能被副市長接受，結果幾個筆桿子連夜來找我請我喝酒，我把他們的稿子合併修改一下即一次通過了，奧妙就是讓副市長談點軍事術語又不能談太多，以滿足一種「我沒有當過兵但也是懂點軍事的」心理，不談軍事似乎是外行沒有面子，談太多似乎是越界班門弄斧，都不妥當。筆桿子的文字基礎有高中水平就行，但要做到三個方面的前後左右恰當，方才是好的筆桿子。這方面，胡喬木絕對是個高手，所以，他可以被放到陳伯達一個水準的筆桿子系列當中。
石仲泉說：「在眾多卓有成就的黨史大家中，胡喬木無疑是獨特而重要的一位。他是中共黨史研究這一中國特有的全新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人。」（石仲泉：《胡喬木與中共黨史研究·序言》）就字面而言，石仲泉這一說法是不錯的。不過，給予深入推敲，恐怕就未必了。
我讀大學時候，中共黨史是主要的專業課程之一。有一次，姓莊的老師講授井岡山時期的一個問題，他很神秘地說剛去北京參加過一個全國會議，會議上胡繩說這個問題應該如何如何表述，不需要具體理由，因為胡繩看到過一些東西，他本人就是最大的理由了，全國的黨史必須按照他所講的去講。當時我就想，這也算學術本事嗎？如果靠可以看到別人不能看到的資料之類，那豈不是最了解內幕的領導人都是更頂級的學術權威了？從此，我對所謂的「黨史大家」，就有了學術懷疑。
不妨以我這種懷疑視角來看看胡喬木。胡喬木與黨史之間的關係，開始於延安時期編輯《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文件集，就此，他成了黨史權威。這些文件集並不是文件全集，而是選集。選集的奧妙是落腳到「兩條路線」上面，把中共從建黨時期到延安時期的歷史，歸結到毛澤東的一貫正確路線和陳獨秀、王明等的錯誤路線對立上去。與其說這是研究，不如說這是歷史本身。這誠然需要進行一些研究工作，但實際不過是主題先行的措辭選擇和材料取捨整理。作為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做這工作是有使命的，但換個人在毛澤東指導下做這工作，同樣也是會完成這任務，並且是必須要完成任務，其本質是製造歷史，而不是研究歷史。
研究歷史是站在歷史事件之外的第三者視角，所謂研究的在場感只是指研究者的一種體驗功夫。製造歷史則是作為歷史事件中角色立場的選擇性敘述，所需要的研究只是一種令選擇性敘述儘量在形式上達到完備一些的功夫。研究歷史與研究者的地位無關，僅僅是他個人的事情。製造歷史則決定於他的地位，不在於他真有什麼研究能力，而在於他有一種「定論」話語權，其權威性來自別人必須放棄個人的研究和意見而服從這種「定論」。
真正確立胡喬木在黨史領域地位的代表作是作為任務撰寫，並經過毛澤東、劉少奇修改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發表於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報》。該文與其說是研究著作，不如說是胡喬木由最高領袖授權、審定並發表的關於中共黨史的官方定論敘述，因此，作者並不具備第三者視角。
人物和事件是史學最基本的事實，因此，可以看一下胡喬木這一著作在人物方面的顯而易見的選擇性敘述。關於中共一大，胡喬木說：「代表中包括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等，代表著約五十個黨員。」在這裡，胡喬木沒有提一大最核心的兩名代表和組織者張國燾、李達。胡喬木說：「八月一日，由周恩來、朱德、葉挺、賀龍等同志在江西的南昌率領在黨影響之下的北伐軍三萬餘人舉行武裝起義。」朱德在南昌起義的地位根本不重要，賀龍才是最主要的，所以當時南昌起義部隊被稱為「賀葉軍」，如果不考慮周恩來以外的政治人員及劉伯承，軍事領導人的次序應該是賀、葉、朱；如果考慮劉伯承，朱德甚至應該排在劉伯承之後。胡喬木說：「在徐向前同志領導之下的先在鄂豫皖根據地後來轉移到川北根據地的紅軍。」在這裡，他故意忘記了地位比徐向前更重要的張國燾、陳昌浩。
文革期間，朱、毛井岡山會師變成林、毛會師，這已經成為中共黨史敘述中的最大笑話。胡喬木1951年原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是怎麼敘述的呢？他說：「朱德、陳毅、林彪等同志又由廣東率領南昌起義的一支部隊，經過江西轉入湖南南部，領導當地農民的革命游擊戰爭，擴大了部隊，並在一九二八年四月與井崗山的部隊相會合。「林彪不過只是個連長，竟然被寫了進去。嚴格說來，現在流行的朱德、陳毅二人說也並不確切，當時朱德這支僅為一個團的部隊中，龔楚（副團長）、王爾琢（參謀長）的實際地位都高於黨代表陳毅（當時黨代表的地位很低），井岡山會師時王爾琢（師、軍參謀長）的實際地位仍然高於陳毅（當時軍隊作為參謀長的地位還不高，但王爾琢兼任主力團團長，軍事地位僅次於朱德）。不妨承認朱、陳二人說，但無論如何輪不上林彪。既然1951年時候胡喬木可以說成朱、陳、林，那麼，文革時候搞成林、毛會師，又有什麼不可呢？其中的敘述邏輯，與胡喬木之間，不過五十步與百步而已。
可見，胡喬木的「神話」，只是「神話」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