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由博源基金會主辦的博源基金會成立五周年學術論壇於北京召開。本次論壇的主題為：「中國未來的機遇與挑戰」。會議邀請了吳敬璉、林毅夫、李劍閣、高西慶、巴曙松、江平等70多位政商學界精英，一起展望中國改革的困境與機遇。
期間，搜狐財經對清華大學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進行了專訪。王豐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家庭養老基礎脆弱的程度在不斷加大，將來可能會發展成為危機。他還認為獨生子女政策對中國的影響不止一代人，而且面非常廣，我們現在所看到僅僅是開頭。
以下為專訪內容：
搜狐財經：各位網友大家好！這裡是搜狐財經，接受我們採訪的是清華大學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2010年，您在一篇論文中用三個1.6億介紹中國的人口形勢：1.6億農民工、1.6億60歲以上人口和1.6億個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現在三年過去了，三個1.6億分別變大還是變小？是否依然存在你當初說的無法避免的危機？
王豐：根據我們現在的數據來看，這三個數字都在變大。60歲以上老人人口到現在已經差不多2億，這個數字增長很快而且還會繼續增加。此外，由於我們對獨生子女政策的支持沒有廢除，獨生子女家庭由於各種原因，包括政策原因，也是在增加，不止1.6億。最近我們得到數據，現在城市裡有2.2—2.5億隻有一個孩子的家庭。
這幾個方面帶來的危機有三個：一個是中國老齡化、家庭養老的基礎脆弱程度在加大；同時更重要的問題，就是現在看到很大一批在城市裡邊的民工和家屬，他們對過去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現在到了給他們還債的時候，需要給他們提供他們能夠在城市裡邊安頓下來、能夠像其他人一樣過安穩幸福的生活的條件；再一個就是城鎮化突破改革。
搜狐財經：在絕大多數已開發國家，人口數量減少、生育率降低是一個普遍現象。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由於生活壓力、尤其是經濟壓力的加大，年輕人推遲結婚、推遲生養小孩年齡非常普遍，假如現在取消計劃生育政策，中國人口形勢的大趨勢仍然不會發生變化？
王豐：我們現在一直不改掉的獨生子女政策，是三十年以前對人口判斷和當時的擔心制定出來的非常極端的政策，現在對中國的經濟狀況和年輕人的生活狀況而言，還在進行獨生子女政策是雪上加霜。現在各個國家的政府包括東亞國家、還有像俄羅斯、還有歐洲的國家都在鼓勵人們生育，包括澳洲國家也鼓勵人民生育，中國不僅不能夠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比如幼兒能夠有人照應、學校沒有那麼大的壓力、有健康的就業環境事情，還在執行完全過時的政策，限制這個家庭可以生兩個孩子，等於雪上加霜。
如果這個政策取消，短時間內會有些年輕人希望生第二個孩子，也有時間生第二個孩子，但是對於中國長期來說，看看目前年輕人的觀念變化，中共政府更應該擔心低生育率對社會帶來的持續負面影響。
搜狐財經：今年2月份的時候你們發表了一篇論文叫「Population，Policy，and Politics：How Will History Judge China」s One—Child Policy？」——歷史怎樣評價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文章問為什麼中國選擇強制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為什麼這個政策如此不近人情卻依然如此堅挺？
王豐：我們這篇文章是聯合其他大學的團隊完成的，我們唿吁政策改變。中國人口政策是「看中國社會的一面鏡子」，也是看中國公共政策制定的一面鏡子。由於特定的政治制度安排，由於中國公共政策制定的特點和社會傳統，像計劃生育這樣空前絕後史無前例的極端政策，在道理已經講得非常清楚的情況下，仍能繼續執行而沒有改革。
什麼原因？第一，把人當成社會計劃、國家計劃一個數，而不是把每個人當成生命——我們對人沒有尊重、對生命沒有敬重，這樣的社會是很可怕的，不光生育政策、我們食品安全、交通、法治都處於對人沒有基本的尊重和敬畏的狀態下。第二，政策制定過程中是一種所謂要犧牲個體利益服務集體利益、犧牲眼前為了未來的原則，這中原來帶來了惡的後果。人口政策不是唯一的這種思路下形成的政策，我們可以想到「大躍進」、「饑荒」、「文化大革命」等等。第三，政策制定中沒有公共參與、沒有學者參與，制定很倉促，少數人說了算，而且往往某些官員拍腦袋說了算，理性與科學性蕩然無存。
所以在這種對人的認識不充分、不到位，中國特有的在社會傳統、文化傳統浸染下，才會有獨生子女政策，而且政策不能及時得到放棄。
搜狐財經：有觀點認為計劃生育一直沒法退出，也是因為利益團體起的作用，比如計生委？
王豐：我覺得利益團體是有的，而且他們有作用，我覺得這種作用不應該擴大。實際上，計生委很多人是看得見事實的，知道中國人口的變化狀況。計生委基層幹部我們也做過研究，他們覺得這個政策過時了，但是這裡邊有很大的惰性，沒有人願意主動做事情。
但歸根結底是政府制定政策的時候沒有問責制：政策產生了很壞的社會影響、備受爭議，甚至導致很多人家破人亡，但是對制定和執行過時政策的人和官員沒有追責，沒有追究。所以一年又一年，換很多主任，很多人說改，但是不做。這還是政策制定過程中和問責中的問題。
搜狐財經：你覺得歷史會怎麼評判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
王豐：我想歷史對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的評價會超過對「大躍進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因為其他兩個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大規模的損害都是相對來說時間比較短的，獨生子女政策對中國的影響卻不止一代人，而且面非常廣，我們現在所看到僅僅是開頭。
搜狐財經：我們現在注意到很多研究人口學的人都說，中國現在第一總人口馬上進入衰減階段，另外勞動力人口已經從頂峰下滑，這對中國經濟有多大影響？
王豐：這個對中國經濟影響是巨大的，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基本是這樣的：現在對應著每個60歲以上老人差不多有將近五個20—59歲納稅人，比例是5：1，不到二十年時間這個比例會變成2：1；這個變化非常劇烈，且不可逆轉。在短時間內有這樣的變化，不是納稅人可以負擔的問題——兩個人怎麼能負擔得起五個人？也不止勞動力的問題，因為對整個經濟活力、人民幸福程度，比如老人能不能有錢去醫院看病吃藥、有沒有人照顧他們，會對人的基本生存產生巨大的影響。我們看到失業率攀升最早往往發生在生育率最低的地方，日本年輕人就業非常困難，很多人進入非正式工作，低收入而且多少年這樣，因為經濟低迷、人口老化太嚴重。關於這方面，中國經濟未來增長面臨人口因素約束會是非常大的。
搜狐財經：城鄉差距方面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儘管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但是城鄉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除了地理環境和市場經濟因素之外，哪些政策方面的原因造成不斷擴大的城鄉差距？
王豐：原因非常多。在工業化開始階段，中國過去幾十年城鄉收入擴大實際比較正常的，因為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是完全不一樣的。現在除了城鄉收入差距很大之外，還有城市化的很多原因，比如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屬——怎麼使這三部分人生活水平慢慢趨同，很大一部分在於怎麼樣使農業進行改造？怎麼使農業有新的不同經營方式，使他們勞動生產率提高、收入能夠提高；光靠扶貧、扶持農業政策雖然會起到一定作用，但更多的是需要全部的經濟改變，這裡可以講和可以操作的太多。
搜狐財經：哪些因素起到關鍵因素？
王豐：最首要的是要給所有人能夠給改變自己生活的機會和能力，這些工作政府已經做了做一些，但是做的不夠。而且這個事情光靠政府解決不了，政府創造好的環境，使個人能夠改變他們的生活。這裡邊有兩點：一個農村教育、農村兒童營養，現在做了很多，如果他們沒有很好的健康和營養，沒有像樣的教育條件的話，他們今後不會有機會從事收入更高的職業，所以在農村要給他們提供這個條件；第二是社會流動，現在改革開放已經過去30年，80年代年出生的農民開始進城，慢慢進入工作裡邊，要讓他們真正融入城市。這才是真正地實現社會階層的流動。
進來這些人是連接農村和城市的紐帶，如果他們不能融入城市的話，怎麼回農村生活？不僅農民可以進到城市來，而且他們能夠安頓下來，而且願意給子女投資，通過創造個人改變生活的條件和能力，而不是被迫面對各種各樣的關卡，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才能看到真正今後中國社會的整體化，這個是靠個人實現的，不是靠國家項目實現的，國家要做的是解除壁壘。
搜狐財經：好的，非常感謝王老師接受我們的採訪。
王豐：很高興接受採訪。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