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因此而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政治威權了嗎?
如果將習近平新政以來的一切努力都看成他在致力於重建威權，我們就能理解他現在的一切言論與行為。
胡錦濤承諾權力交接後不再後台聽政，把「說話算數」的權力一攬子交給了習近平，也把自己時代遺留的政治與經濟麻煩，一併轉讓。
當年，鄧小平曾對江澤民交待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麼時候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李銳敘述，見《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習新政之初，必然要重建威權，儘管習是毛時代以來，第二位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黨國元首，但他卻並沒有享有毛、鄧那樣的政治威權，甚至難以達到江澤民那樣的權勢。習應該清楚，自己不可能達到毛或鄧那樣的政治威望，但他內心卻視自己為普京式人物，夢想通過重建個人威權，實現他的中國夢或國家復興。在現在這樣的體制下，如果沒「個人說了算」的威權，在他看來，必將一事無成。
胡錦濤因為一直沒有真正掌握軍權，所以他沒有政治自信，只能談談科學發展與和諧社會，習近平的「三個自信」真正來源是黨政軍權集於一身，老人政治的民主生活會與軍人政治，可以讓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下台，也可以讓胡錦濤屈身從命，當胡錦濤「高風亮節」裸身而退，老人政治在中共歷史上可以說階段性地劃上了句號。即便有老人想干政，也難以從內部制度上來撼動習近平了。
習因此而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政治威權了嗎?答案是否定的。
原因很簡單，習的團隊並不是習的人馬，中央常委七個人卻分屬於不同的政治勢力，既有鄧的政治勢力，又有江系、胡(團派)的政治勢力，真正屬於他的左臂右膀是紀委書記王岐山，這位在下鄉時曾與他共臥一床的兄弟。
「共和國」不是人民的共和，也不是各民主黨派的「聯合中央」，某種意義上是黨內政治派系的多寡頭共和。常委中的四大派系並沒有毛主義的代言人，宣傳系統看起來仍然高舉馬列毛思想，但那只是一個政治幌子，他們既不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唯一能做的只是用紅色旗幟築一道精神上的防護牆，以對抗民主憲政與普世價值的「入侵」。
2012年11月17日，習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旗幟鮮明地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而鄧小平也曾經說過類似的話，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老祖宗的東西不能丟。對於威權統治者來說，如果丟掉了這面旗幟，就沒有了紅色的掩體，特別是紅色傳統中的鬥爭性與暴力性，在關鍵的時刻是超越法律、建立與保護極權的最強有力武器。
胡溫時代，吳邦國說出不搞民主憲政與三權分立等「五不搞」，並不理直氣壯，完全是防守姿態，但到了習新政之後，卻是主動進攻態勢，不僅有九號文件發往媒體與高校，規定不准談公民社會、憲政制度、普世價值等「七不准」，並在《求是》雜誌等媒體高調反民主憲政，將其歸類到西方資本主義範疇中，予以排斥與抨擊，廣東宣傳部長庹震發聲：廣東地處意識形態鬥爭「前沿」，中共黨媒喉舌也紛紛發文提出「鬥爭」與亮劍，大有東風又在勁吹、戰鼓又在擂響的架勢。
而網絡上面的反擊，「二高」的司法解釋，網貼涉嫌傳播謠言攻擊政府，轉貼達到五百即可入罪，一些知名網絡大V與相關網路行銷公司被納入打擊範圍。打擊的方式、羅列的罪名五花八門，但目的只有一個，讓網民消音、讓網絡減震，以奪取失控的網絡宣傳陣地。
習要的當然不是復興「文革」，而是通過宣傳陣地，建立自己的威權，維繫當政期的穩定。但習在與宣傳系的勾兌中，不知不覺陷自己於不義之地，當中共媒體提出有人利用網絡反黨、利用普世價值反黨之時，人們自然會聯想起康生對習父習仲勛的政治打擊：罪名是「利用小說反黨」。習父因此被打壓直到文革結束，習家也因此橫遭災劫。宣傳系統還沒有為習建立威權，卻已讓習背付復辟文革的罵名與質疑。
文革中，毛是紅衛兵們的政治崇拜與信仰，但鄧小平之後，毛思想只是政治家或政客們的政治工具，政客們用一種政治實用主義方式對待紅色列祖列宗。當習近平要打擊薄熙來、打擊中石油腐敗團隊、打擊地方藩邦勢力這些紅色大鱷與權貴利益集團，習無法以憲政民主方式來出拳，如果真的公示財產、真的三權分立憲政民主，整個政治集團就會立即土崩瓦解，習近平唯一能借力的，只有毛澤東的方式，是「嚴峻」的形勢，把習逼到毛左的路線上，也就是說，習是被逼揚湯止沸。
有人會問，為什麼鄧小平與江澤民建立自己的權威，並沒有像習這樣打左燈真的左轉。
鄧小平與江澤民用的是加法，鄧小平時代自由了經濟市場，平反了冤假錯案，恢復了高考，這一切都足以使他擁有民心與威權，而江澤民通過「三個代表」，將新興的權貴們籠絡於政協、人大之中，讓他們共同分享政治與經濟權益，鄧、江時代有巨大的改革紅利，足可以讓權貴們分贓分到手軟，但到了習近平時代，面對的是劉志軍與中石油這樣的利益分贓者，又有薄熙來這樣的政治權利爭奪者，還有地方巨大的債務危機，習的天下被利益集團們掏空了，只剩下一具中國夢的空殼，因此他面臨的政治與經濟危機是空前的，而在這樣一個體制下，沒有真正的威權，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自己也就成了兒皇帝，習因此披上毛氏紅色外衣，借革命傳統力量以提升個人威權。
習的威權與中國夢一樣，都是虛空的，需要他自己一步一步做實。習要致力於把自己的威權做實，所以借力毛思想與毛方式，借力宣傳系，當然，也得借力「警法系」(司法與警察、檢察體系)。政法系因在胡溫時代過度縱權，危及中央核心權力，所以，常委席位被剝奪。
到了習時代，只能依靠警法系來維護穩定，面對大量的維權人士、網絡大V、公開要求官員公示財產者、以及許志永、王功權這些公民社會建設者，習治下的有關部門不能容忍其和平地存在，主動重拳出擊，敢於編造莫須有罪名予以刑拘或公訴，警法系的亮劍與鬥爭，以維護現政權的穩定名義，一步步做大做強自己的部門威權，輕罪重判、無罪拘審或喝茶、軟禁，而對因自衛而殺害城管的夏俊峰、因集資而遭到地方迫害的湖南商人曾成傑都處以極刑，警法系的亮劍，超越法治、超越普眾的想像力，招招見血，已成為習新政以來一道黑色的風景。以令人恐懼的方式建立政治威權，使人想到法西斯化或史達林時代的黑暗。
無論是宣傳系、警法系還是地方政府、國企，最高權利者需要什麼，這些派系或機構都能提供什麼，他們在提供概念與服務的同時，他們都要為自己對勢力範圍進行一次有效擴張，同時也在侵蝕黨國的政治與經濟利益，他們有力量為最高權力者建立威權，但他們卻要將自己派系、集團建設成享有法外特權的柱石，而這些柱石，不僅會成為國家社會的巨大隱患，也會成為最高權力者的隱患，上屆政法系的暗廂擅權，就是絕好的例證。
習發起的整風運動在省部級流於形式、走過場，這是官場的不合作運動，地方官府已形成利益集團，官員們內部雖然有利益衝突，但面對上級的督察，他們會形成一個整體，共進共退，而這種不配合整風規避風險的方式，傷害的是習新政的面子，也會使其威權性失分，習必須親自出場，讓他自己蹲點的地方見出血色，河北省委必須撕破地方藩邦勢力的一體化，一體化必然會成為一個腐敗團隊，也成為對抗中央威權的堡壘。當河北省委互相批評的畫面通過央視播放於天下，習的自信與親政、地方大員的問題與窘態都一一展現，如果有人真要類比文革的話，文革中毛只是象徵性的接見紅衛兵，而宣傳毛形象、確立毛威權的事情，由林彪、周恩來、江青們執行落實，而習完全靠一已之力，他揮動一次左勾拳，對方就避讓一次，或者故意受點輕傷，以保全自己的實力。
毛澤東打倒劉少奇與革命老將們、踢開黨委鬧了一場文化大革命，確立了自己的神聖威權地位，習近平出左勾拳，借毛澤東的旗幟、毛澤東的語言、毛澤東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將自己打造成2.0版本的毛澤東，並建立自己的威權?意識形態領域的左轉、警法系非法執法，也許可以帶來一時的威權與穩定，但卻會埋藏更巨大的政治隱患。習近平面對進一步的憲政民主與退一步的重建威權，他正在選擇後者，這是無奈的選擇，也會有一個無望的結局。
殷鑑很近，文革不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