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2日，《新京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山西翼城二胎試點28年：生育率未升反降》的文章，認為翼城試點二胎後，人口增長率(指每年、每一千人當中的新生人口數)和生育率(指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或生育子女的數量)都比全國和山西省的平均水平還要低。
筆者認為，該報導的結論卻給人以下兩種相反的印象：1、生育率自發下降，計劃生育已經沒有必要了;2、試點二胎的地區的生育率比全國更低，計劃生育對生育率下降沒有什麼影響，言外之意是，計劃生育政策調整意義已經不大，也不急迫。中國在1980年開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也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山西省翼城縣、甘肅省酒泉地區(市)、河北省承德地區(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這些地區試點二胎。
其實試點二胎地區人口增長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是可以理解的。31萬總人口的翼城在2010年只比2000年增加了8213人;但是僅是1986-1990年出生的這組人口，2010年就比2000年少了4665人;近年各類高校在翼城錄取兩千多人，這些人很大比例今後畢業後並不會返回翼城。而北京、上海儘管生育率長期只有0.7左右，但是由於大量外來人口湧入，人口仍在快速增長。因此，二胎試點地人口增長率低並不是意味「二胎試點使得人口增長率更低」。評價二胎試點效果要看生育率。
《新京報》認為翼城的生育率低於全國，還是不準確的。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採用了長、短兩種普查表。短表由所有的戶填報，包括反映人口基本狀況的項目;長表抽取了10%的戶填報，包括人口的經濟活動、婚姻家庭、生育和住房等情況的項目。也就是說生育率數據是通過長表獲取的。
但是長表是按照10%在全國分配的，分布到各個地、縣，就不成統一比例了，所以沒辦法公布。因此2010年人口普查的長表數據只有全國和各省市的生育率數據，沒有地級市和縣市的生育率數據。地、縣的生育率可通過《中國2010人口普查分縣資料》短表的0歲人數(用存活率計算出生人數)、15-49歲育齡婦女人數以及各省的標準化年齡別生育率(生育率為1.0時候的年齡別生育率)進行估算。用這種方法，筆者計算出山西省生育率為1.23，是長表1.10生育率的1.12倍。同樣根據短表的數據計算，臨汾市及其下屬的翼城縣的生育率分別為1.23、1.42;用山西省長表的校正參數進行校正，臨汾市、翼城縣的生育率分別為1.10、1.26。可見，翼城的生育率是高於臨汾市的1.10、山西省的1.10和全國的1.18。
將恩施、翼城、承德、酒泉這四個地區作為一個整體，根據人口結構用全國的標準化年齡別生育率估算，並用全國的長表參數校正，2010年的生育率為1.52，也高於全國的1.18。可見，相對於獨生子女政策來說，二胎試點僅能夠有限地提高生育率。但是二胎試點區的生育率仍然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所以筆者認為，若達到世代更替水平，僅僅放開二胎是不夠的。
並且，全國其他地方由於實行了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已經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態」(科學家曾做過一項有趣的實驗，用玻璃罩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碰壁後自動適應不斷降低的罩子高度;後面取下罩子，跳蚤不跳了，變成了爬蚤)，即便是停止計劃生育，生育率也難以大幅提升了。
下面幾個地區最能反映中國人口的「爬蚤」效應：
1、湖北省長陽、五峰兩縣，由於實行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2000年生育率分別只有1.19、1.14;分別於2003年和2004年推出了允許普遍生二孩的政策，但是並沒有出現生育反彈，2010年兩縣生育率分別只有1.13、1.27。
2、1980年新疆建設兵團漢族人口與全國一樣只能生育1胎，後允許生2胎，由於已經執行了十餘年的一孩政策，許多青年夫婦從觀念上和行為上已經完全接受了一孩家庭模式。「十五」、「十一五」時期，新疆建設兵團婦女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0左右。2010年農一師所在的阿拉爾市的生育率只有0.78;農八師師部駐地地石河子市的生育率只有0.74，周邊的沙灣縣、瑪納斯縣也分別只有1.12、1.11。
(以上縣級生育率數據來源：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分縣資料進行估算)
3、江蘇省城鄉在1980年以來一直實行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20世紀80年代那群獨生子女到了婚育年齡，很多符合生二胎的條件，照道理說生育率應該有所回升。但是2010年國家統計局長表公布數據顯示江蘇的生育率仍然只有1.04，很多夫婦放棄生二胎的機會。
從全國範圍來看，也與以上三個案例表現得一致。2010年人口普查(「六普」)顯示，中國的生育率(婦女人均生孩子數)只有1.18，遠低於維持人口相對於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的更替水平2.3(美國人口諮詢局《人口手冊》第四版稱，目前已開發國家普遍認為，總和生育率為2.1即達到了生育更替水平，而中國由於出生性別比和嬰幼兒死亡率都遠高於已開發國家，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應該為2.3左右)。
但仍有不少人擔心一旦停止計劃生育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可能會導致人口膨脹、人們會質疑過去實行計劃生育的合理性、部分計劃生育受害者要求賠償等等。不論是二胎試點還是「爬蚤效應」，都說明現在停止計劃生育政策都不會再次導致人口膨脹。伊朗、泰國的社會發展水平與中國相當，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2011年泰國、伊朗的生育率分別只有1.56、1.64。
至於對計劃生育政策的合理性批判以及受害者的賠償要求，這些問題今後早晚會出現。想通過逐漸過渡人口政策來消除這些問題，是鴕鳥心態。
從過去三十多年看，中國的計劃生育不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已經破產，並且自媒體使得輿論很難控制，繼續計劃生育的政治成本越來越高。今後面對上千萬的失獨家庭，四千萬光棍，四億老無所養的老人，再冠冕堂皇的理由也顯得很蒼白。現在停止計劃生育的阻力在於面子問題;但是今後連里子都沒有了，面子還有什麼意義?
最近一段時間，關於中國放開生育二胎的聲音越來越多。很多人認為這是積極的信號。但是各類試點已經證明各種二胎方案也是錯誤的。並且二胎政策仍然是行政權力對公民自由生育權的粗暴干預。那麼為什麼不立即停止計劃生育?
筆者認為，新一屆領導人沒必要背負計劃生育這一錯誤的政策遺產，更沒必要畏首畏尾搞二胎方案。應像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所說的那樣，徹底進行歷史切割，即「把過去的問題作為歷史遺留問題，想個辦法一攬子解決，然後從今天開始重打鼓，另開張，輕裝上陣，不留後患。
可以這麼說，經濟政策是五年戰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戰略，人口政策是千年戰略。中國過去評價政績的標準是政治和經濟，但是今後政績評價的標準將是人口和生育率。
就經濟來說，本屆領導捕手的是一個爛攤子。人口紅利已近吃光，即便本屆政府花九牛二虎之力，前五年年均GDP增長率能勉強保持在6%就算相當不錯，而後五年可能將低於5%。以前能在經濟高速增長中掩蓋、消化的社會問題將變得非常棘手。沒有足夠的年輕人口，未來的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增長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就人口政策來說，本屆領導手上是一副好牌，停止計劃生育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性政績。而且，新一屆政府也可以藉此盡收民望、整合民意;並能節省用於計劃生育的財政支出，降低行政成本;更重要的，是恢復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人口基礎。
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物質再生產的歷史性轉折，中國取得了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但是可惜的是，同時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卻為今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挖了一個巨大的陷阱。
對於中國來說，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為中國的人口再生產政策的調整提供了一次絕好的歷史性轉折機會。筆者的建議是，在人口形勢倒逼之下，本屆政府任內必然終結計劃生育政策，那麼晚停止不如早停止，逐步調整不如一步到位，把自由生育的權力完整地交還給國民。
作者易富賢，人口問題研究專家，著有《大國空巢》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