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政治改革失敗的第二個原因在於，黨內高層保守力量遠遠大於改革力量。自胡耀邦下台後，趙紫陽就一直在孤軍作戰。
實際上從一開始，這場政治改革在高層就是一場保守派和改革派實力懸殊的較量。胡耀邦在位時，胡趙二人一個總書記，一個總理，位高權不重，牽扯他們的高層力量是位不高權卻重的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等，鄧陳李實際上是那個時候的第一把手，而胡趙是聽命於「第一把手們」的少數派。
在政治改革的大方向上，少數派胡耀邦和趙紫陽總是互相支持。關於這一點，鮑彤在他的「我看胡趙關係」(見蔡文彬、鮑彤、嚴家祺、張顯揚等著的《趙紫陽的道路》)一文中，針對社會上出現的一種「揚胡抑趙」的怪現象時指出，在經濟改革的某些問題上，胡趙二人確實有不同意見，但在政改的重大問題上，他們配合得很好。鮑說：「胡耀邦致力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趙紫陽致力於建立保障大家獨立思考自由表達的制度;胡耀邦致力於平反冤假錯案，趙紫陽致力於建立依法辦案而不再由黨辦案的制度;胡耀邦致力於做伯樂和選拔年輕的接班人，趙紫陽致力於建立名副其實的選舉制度和公務員制度」。由此可見，在政改的理念和制度上，胡趙二人互相補充，相得益彰。
在經濟改革方面，鄧小平和黨內元老陳雲、李先念、王震、姚依林等有分歧，但在政治改革方面，這些元老站在保護一黨專制的統一立場上，鄧小平的底線就是他們的底線，他們對胡趙的各種指控如「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鄧小平對胡趙的最大不滿。「搞自由化」的胡耀邦被搞下台之後，少數派趙紫陽就成了孤家寡人。在和元老交戰的過程中，用麥克法夸爾的話，趙幾乎總是孤軍奮戰(見《改革歷程》代後記)。他既要在第一線和元老們周旋，又要防止背後李先念、李鵬等人發出的暗箭。
政改失敗的第三個原因是，作為政治改革的主持者和實踐者，趙紫陽沒有推動政改的實權和實力。這表現在，趙紫陽在重要人事方面和決策方面都沒有主導權。
在重要人事方面，真正有發言權的是鄧小平、陳雲兩人。趙雖是中共總書記，卻不能主導諸如組織部長和宣傳部長那樣的任命。趙紫陽1995年在軟禁中接受楊繼繩的採訪時說，「重要人事問題不是我這一層所能定的，耀邦時也是如此。有時連參與意見的機會也沒有……，小平、陳雲兩人達成一致意見後就能頂下來……。鄧小平認為這個人不錯，就調上來，認為不行，就讓下去……。我當總書記，組織部長我能動嗎?宣傳部長我能動嗎?不能!」趙對保守派宣傳部長王忍之很不滿意，卻無權撤換他。
在重大問題的決策與出台方面，身為中共第一把手的趙紫陽也沒有實權。價格闖關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的出台，按照李鵬和陳希同等人的說法，導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動亂的醞釀和預謀」，他們認為背後的始作俑者是趙紫陽。但這不是事實。吳偉說，他查閱了他在政改辦的全部工作日記和會議記錄，發現在那段時間裡，趙紫陽考慮的一是沿海發展戰略問題，二是物價穩定問題，並沒有任何記錄涉及到「價格闖關」。根據鮑彤的回憶，1988年首先提出價格闖關的，是鄧小平。趙紫陽後來在他的書里，也證實了這是鄧提出來的，但趙紫陽在位時，和後來被審查時，都沒有為自己分辨，而是為鄧小平背了黑鍋。
趙紫陽在後來的軟禁歲月里感慨道，即使不發生六四，他也搞不了政治體制改革，因為他沒有實力。由於沒有實力，那時的趙紫陽有時只能充當元老們的「大秘書長」，而當鄧小平和陳雲二人有分歧意見時，他又成為「一仆二主」，無法適從。
總之，基於上述幾個原因，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改試驗失敗了。它告訴我們，對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變革來說，高層決策者的改革意願和改革實力，是保證改革成功的必要充分條件。
習近平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裡，快速積累了像鄧小平一樣的政治強人的本錢和政治實力，但是倘若沒有趙紫陽和胡耀邦那樣的政改意願，中國的政治發展仍將停滯不前。而政治改革的長期缺位，必會嚴重拖拽習近平的雄心勃勃的經濟改革進程。(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