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維吾爾族的名稱和新疆亂局
維吾爾族在新疆歷史上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民族，而是以所居綠洲為各自身份和認定的，歷史資料上只能看到纏頭(Turban)，突厥(Turk)，回部之類的描述，這主要是一個定居綠洲的農耕民族，從來都不同程度地附屬於驍勇的遊牧民族。到了1930年代，因為中國內憂外患，國民政府對新疆鞭長莫及，盛世才(1895～1970)為了藉助蘇聯平定新疆內亂，不得已搞出聯蘇那一套，並且在新疆歷史上第一次照蘇聯中亞的民族標準劃出了維吾爾等民族，宣稱新疆要學蘇聯搞「民族平等」。
蘇聯宣傳民族平等是為了消滅民族，最後進入「共產主義」，這當然是子虛烏有的欺騙和空話，事實上，蘇聯的蓄意劃分民族是為了製造民族對立，便於斯拉夫白種俄羅斯人分而治之，最後達到消滅中亞民族自我意識的目的。然而，從此新疆反倒出現了一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統一的「維吾爾」族，即使如此，盛世才把伊犁的塔蘭其(Taranchis)單獨立為一個民族。「塔蘭其」意為「農夫」，原為南疆纏頭，為準噶爾部在18世紀征服新疆以後所造成;因為準噶爾在打敗哈薩克後設伊犁為總帳，隨把南疆的成千上萬的纏頭抓到伊犁種田納糧，這是纏頭跑到北疆的開始。而中共在1949年取得內戰勝利以後，不但繼承了盛世才那套，還把「塔蘭其」重新歸入一個在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的統一的「維吾爾族」。這樣，維吾爾當時就變成了一個在新疆的多數民族，約70%，250萬人，最後導致1955年把新疆省(1884年建省)改成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歷史上維吾爾打不過哈薩克，哈薩克打不過準噶爾，而準噶爾在18世紀後期被乾隆徹底摧毀，現在只留下地理名稱「準噶爾盆地」為後人憑弔。維亂今天膜拜的第一共和、第二共和分別是1933年在喀什建立的為期86天的「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以及1944年在伊犁和塔城成立的短命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那麼，為什麼維吾爾到了20世紀上半葉突然在新疆折騰起來了，這是維吾爾人有能耐的標誌嗎?他們能夠沿著這條路走向實現獨立建國的夢想嗎?
新疆20世紀上半葉的混亂是中國大陸混亂的一個縮影，一方面，1911年民國的建立並沒有能夠隨之建立起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去集全國力量來實現迫不及待的工業化和相關的國家建設，反而引發了進一步的政治混亂，軍閥混戰和割據，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整個國家的衰弱無助;另方面，強鄰環繞，北有蘇俄帝國，南有大英帝國占據的印度以及法屬印度支那，東有企圖亡華的日本。從1931年日本在東北發動9·18事變後，中日戰爭繼續了14年。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接著又是國共內戰，直到1949年中共取得內戰勝利。內戰對於國人來說其實沒有勝者，國家的元氣大傷，對於認同中國的人來說，這是無可奈何的兄弟鬩於牆的悲劇。但是對於維吾爾亂民來說，漢人的自相殘殺是他們額手慶幸的好事。這是他們起事的機會。維亂不止一次地把自身的命運全部壓在外部勢力的支持上，這是他們致命的軟肋，因為外部勢力永遠有自己的打算，維亂同外部勢力的暫時勾結受到外部勢力自身利益轉移的根本制約。沒有一個個人能夠把寶壓到別人身上，更沒有一個獨立的民族能夠把自身的命運壓到別的國家的身上。
二、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始終
1933年11月12日在喀什建立的「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是新疆一系列事件發展的結果，以下簡稱「第一東土」，其中有著國內外的多種因素，包括20世紀初期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影響。這些事件曾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進行，並且伴隨著一個個野心家的充分表演，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演出了一場場血雨腥風又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而對於新疆的普通人民則是不折不扣的悲劇，特別是當時處於孤立無助的漢人。
楊增新(1864～1928)在清朝結束和民國開始的1911年到1928年之間，曾經克服了巨大的困難，外抵制強敵，內保持各民族之間的均衡，維持了新疆的平定局面達17年之久。但是，這種勉強維持的平定只是假象，因為新疆乃至中國並沒有實力來支撐這種平定。與此同時，北方強鄰蘇聯在這個時段里完成了國家體制的更改，保持了帝國的強大和擴張的慣性，繼續對新疆產生重大的影響。而同期的中國本土，卻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當時新疆同中國大陸的交通聯繫非常不便，沒有公路，更沒有鐵路和航路;而蘇聯同新疆的交通聯繫既有公路又有西伯利亞鐵路和中亞鐵路，以後又有了航路。1927年北伐的開始和局部的成功，影響到北京政權和北方的政局。在這種情況下，有進步思想的樊耀南於1928年刺殺了楊增新，企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奪取新疆政權，改革新疆政治，結果被楊的部下金樹仁反政變而槍殺，新疆政權落到了金的手裡。現在來看，這幕變局不能僅僅怪罪於個人，因為它只不過是一系列事件的開始，這是歷史的一種命定，歷史是不承認假設的。新疆進一步的混亂當時是否可以推遲或避免現在只是一種歷史的假設，而歷史事實已經證明，由於金樹仁的眼見和能力遠不如楊增新，這種混亂被提前和加速了。不管楊增新有多少缺點，他起過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穩定新疆政局的巨大作用，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值得後人永遠緬懷和紀念。
1931年的哈密事變是新疆從混亂到大亂的導火線，金樹仁趁哈密老回王之死企圖改土歸流，結果觸發了哈密暴亂，以致維亂同回亂的相勾結。老回王的侍衛長堯樂博斯由於抵擋不住省軍而尋求甘肅軍閥馬仲英的支持，導致了回族軍閥進入新疆亂局。此後，新疆亂局分為北疆和南疆兩個部分，北疆以迪化為中心，南疆以喀什為中心。北疆的權力格鬥者的主角是取金樹仁而代之的盛世才，南疆的權力格鬥者主要是維族的各個派系，還有少數回族。盛在取得蘇聯的支持和直接參與下擊敗了馬仲英，馬率殘部退往南疆，結果歪打正著，同維亂產生衝突並一舉終結了「第一東土」，因為馬仲英當時還打著國民軍36師的番號。
當時，南疆的維亂有幾派，「第一東土」分裂政權的出台，是維亂頭腦發昏的集中表現，沙比提大毛拉是主要的策劃者，自任總理;和加尼牙孜被委為總統，並未到任;還有穆罕默德·伊敏等。在外交上，「第一東土」親英反蘇，聯德聯日，並派人出使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等國，尋求這些國家的承認和支持;在內政上，「第一東土」要殺漢滅回，建立突厥人的國家，實現伊斯蘭法的統治。沙比提大毛拉等維亂分裂人物在喀什英國領事館進進出出，自以為得到了英國的支持;作為一個老奸巨猾的國家，英國對於維亂口惠而實不至。因為英國當時在遠東的外交政策基於不承認日本的擴張和1932年建立的滿洲國，同南京保持聯繫，所以不可能以承認「第一東土」而得罪國民政府。「第一東土」的產生對蘇聯中亞地區無疑有著重要的負面影響，而它同日本的聯繫則犯了蘇聯的大忌，蘇聯最怕新疆成為第二滿洲國，這樣，一旦有事，西伯利亞鐵路將會被日本攔腰截斷，而巴庫的油田將直接處於日本轟炸機的航程範圍，這是蘇聯地緣政治的噩夢，所以，蘇聯絕不會容忍反蘇的「第一東土」的存在，盛世才的聯蘇政策則加強了蘇聯干預的決心並提供了一個合適的藉口。
內政上，「第一東土」宣言中聲稱：「東干回比漢人更為吾人之仇敵，吾人今雖脫離漢人之壓迫，但尤未脫離東干;吾人並未如何怕漢人，但不能不怕東干，故吾人對於東干須小心防備，要激烈對付，絕不能客氣。因為東干回逼迫吾人不得不如此也。黃漢人與東土耳其斯坦本毫無關係，黑東干亦無多大關係，東土耳其斯坦者，乃東土耳其斯坦人之東土耳其斯坦，無須外人來作吾之父母……。吾人此後不用外人之語言與名稱，外人之風俗、習慣、性情、文字等均須打到，並將外人永遠驅逐出境。……打到黃黑色之野蠻!東土耳其斯坦萬歲!……」[注1]這裡的「黑色」可能指東干以黑色作為他們的回教標誌。
東干(Dongan)是一個歷史稱呼，疑為「東部甘肅」的簡稱，指漢回。在清代歷史上，西部回亂同新疆維亂的相互勾結是大亂的重要標誌，所以有三十年一小亂，六十年一大亂之說。1865年的阿古柏分裂政權的產生，直接引發於1864年西部回亂，東干叛亂的頭子白焰虎從甘肅鬧到青海鬧到新疆，一路敗退，最後在阿古柏失敗後逃入俄國境內，是回亂的惡劣典型。與此同時，一些東乾的領袖明智地意識到回漢衝突是沒有出路的，甚至可能會導致回族的滅絕，回族的出路是在中國之內，而不是中國之外，所以他們接受了左宗棠的招安，部分成為民國時候青海馬家軍的前身。曾任國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馬福祥(1876-1932)說過：「我黨(國民黨)把弱小的發展和抵抗強暴作為唯一和最緊迫的任務。這對非我族類者尤其真實。現在蒙古和西藏民族緊密地同我們聯繫在一起，我們彼此有著深情厚誼;我們共同的存在和共同的榮譽長達千年之久……蒙古和西藏的生死就是中國的生死。中國絕不會導致蒙古和西藏從中國領土中分離出去，而蒙古和西藏也絕不能脫離中國而獨立。此時此刻，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而只有中國會真誠地發展蒙古和西藏。」[注2]
在這種背景下，當1933年「第一東土」開張的時候，維亂並沒有能夠得到東乾的支持，而且，由於維亂對於東乾的仇視，兩者的矛盾變成了生死攸關的鬥爭。維亂占據了喀什的回城，當時的喀什行政長官馬振武退守漢城，被圍困數月。維亂在始終未能攻占喀什漢城的情況下，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了「第一東土」的成立，搞了成立大會，以及遊行、宣言、國旗、國歌那一套;又靠喀什瑞典教會的印刷廠(只此一家)印發了新的紙幣，導致當地的物價馬上翻倍。
正當維亂在喀什鬧得不亦樂乎的時候，馬仲英在退往南疆的過程中，最後匯合了固守喀什漢城的馬振武，一舉擊潰了「第一東土」的烏合之眾，又乘勝追擊，殺戮甚多，結下了維亂同回民的不解之仇。據1934年2月6日路透社新德里報導，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又飄揚在喀什回城的城頭，這個歷史上短命的「第一東土」剛開張就一命嗚呼了。其策劃者大多沒有好下場，要麼如穆罕默德·伊敏逃亡外國，要麼如沙比提大毛拉等死於盛世才的手下。美國學者米勒德(James.A. Millward)指出：「南京當然否定ETR(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英文縮寫——譯註)的合法性，繼續承認馬仲英，馬占倉和其他中國穆斯林，以及盛世才作為其在新疆的官方代表，儘管事實上南京對這些人並無真正的控制，這些人無論如何都在忙於相互格鬥並蹂躪新疆省的人民。(當然，回顧起來，甚至在缺乏任何真正影響或者財政投資的情況下，無論好歹都對抗式地堅持新疆擁有權的這種政策，對中共政府證明是成功的。)」[注3]
三、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產生和變化
「第一東土」侷促於南疆，為時甚短，又是烏合之眾，但它開了一個纏頭分裂活動的頭。所以，1944年在伊犁和塔城成立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以下簡稱「第二東土」也蓄意選擇「第一東土」建立的11月12日作為開張的吉日，以表示它們之間的連續性。相比之下，「第二東土」的時間長，1年8個月，從1944年11月12日到1946年6月23日，之後方改組為新疆省伊犁專區參議會;占據的領土大，包括同蘇聯毗連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所以「第二東土」後又稱為「三區政府」，約為新疆面積的1/5;並組建了自己的軍隊。
「第二東土」搞到這種程度，同國內外因素有密切的關係，國外是蘇聯直接的支持和介入，國內則是國共兩黨的內鬥進入了最後的白熱化階段。在談論國共兩黨的責任之前，有必要先回顧一下盛世才的所作所為，盛同蘇聯的勾結和利用，鋪墊了中共同蘇聯的勾結和利用，引發了國民政府的無奈和屈服。這不但是現代中國在國際上作為弱國的悲哀，而且是現代中國的一場政治醜劇。現在，有可能從民族大義出發來對國共兩黨的責任加以儘可能客觀的評說，換言之，即要超越一黨之私的立場。無庸諱言，這裡的民族大義是指以漢族為主的中華民族以及認同這點的所有其他人——不一定是漢人，反之，不包括否認民族大義這一點的人，即使他是漢人。
盛世才在新疆的執政大致從1933年到1944年，他的功過是不容易評說的。應該說從民族大義的角度講，他對「保持新疆永遠為中國版圖」——這是他的六大政策之一——是有功的。蔣介石對盛的評價是中肯的，即盛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為中國保全了新疆，蔣對盛本人最後在台灣的保全也是適當的。
原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說：「盛世才，就其出身來說，是個野心軍閥;就其思想來說，是個土皇帝;就其行為來說，是個狼種豬。」鄧發這段評論是不公正的，用到鄧發本人頭上正好，他出身於廣東海員，系流氓工人，沒有受過教育，以中共特工起家，確實是個狼種豬。盛世才出身於遼寧的一個農耕之家，身為長子，下有眾多弟妹，從小表現出好學上進，是個有志青年，但他家庭經濟不逮，只有在親友的資助下，才能赴上海就學。1915年盛畢業於上海吳淞中國公學政治經濟科，當時並無用武之地，所以他又赴日就讀於東京明治大學，歸國後棄文從武，入廣東韶關講武堂，後回東北任奉軍排、連等軍職，深得郭松齡信任，經郭推薦，1923年盛被張作霖派往日本陸軍大學深造。1925年郭反奉兵變失敗後斷絕公費，幸得蔣介石等資助才完成學業，1927年歸國後任上校參謀，某科科長等閒職，1930年隨魯效祖入疆，始一展宏圖。所以盛世才的出身並不是什麼野心軍閥，他的思想也不是土皇帝，這些後來評說都同新疆和中國的現實政治有關，不能單純地歸結到盛的個人品質上。要麼我為魚肉，人為刀俎;要麼人為魚肉，我為刀俎，新疆的現實政治不允許婦人之仁。
1933年4·12政變後盛世才取金樹仁而代之，當時新疆人各為營，幾乎分崩離析，南京關山萬里，鞭長莫及。盛要槍沒槍，要兵沒兵，他的關鍵一招是利用蘇聯的懷疑心態及其利益至上，如果新疆對蘇友好，第一，蘇聯同新疆接壤幾千公里，無需設防;第二，新疆同中國大陸交通不便，新疆資源可廉價供給蘇聯;第三，新疆是缺乏工業的地區，是蘇聯商品的重要市場。反之，第一，蘇聯同新疆的邊界需處處設防;第二，新疆的原料蘇聯無望;第三，蘇聯商品失去重要的市場。這裡還沒有涉及宗教民族的影響和地緣政治的衝突等現實因素的考量。所以，盛世才同蘇聯一拍即合，蘇聯對盛提供了重要的軍事援助乃至直接出兵(打著當初在疆的白俄「歸化軍」的旗號)。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蘇聯的肉豈是好吃的?蘇聯企圖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全面地控制新疆，把盛世才當成一個傀儡，甚至直接把紅八團(實際上有師的編制，配備飛機、大炮等裝備)開扎在哈密，扼住了新疆通往大陸的唯一大門。
如果說混世魔王史達林曾經在一生中上過什麼人的當的話，盛就是為數不多的那幾個讓史達林上當的人之一。1938年8月盛秘密赴蘇，同史達林會面，通過充分的表演取得了史達林的信任，加入聯共。1940年11月26日，盛背著國民政府，秘密同蘇聯簽訂了為期50年的《新蘇租界條約》。中共隨即在新疆設立代表處，儼然成為國中之國，扮演了裡通外國的可恥角色。可是盛世才豈是一個甘當傀儡的人，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後，盛估計蘇聯無暇東顧，又同國民黨方面聯繫並尋求支持，1942年9月他逮捕了毛澤民、陳潭秋等共產黨人，同蘇聯翻臉;1942年10月5日盛要求蘇聯除外交人員外，撤離所有其他人員。蘇聯在無奈之中雖然撤退了紅八團，卻把武器裝備全部留在中國境內，以後成為「第二東土」起事的裝備。1943年盛世才參加了國民黨，服從中央，盛的轉變沉重打擊了蘇聯在新疆的勢力，蘇聯的反擊自然是指日可待的。然而盛並不是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他是立足新疆的一個現實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顧不了這麼多，也不可能顧這麼多。
隨著蘇德戰爭蘇聯的節節取勝，蘇聯對盛世才的報復日益逼近。與1933年對「第一東土」的態度相反，蘇聯對於1944年的「第二東土」採取了直接掌握和全力支持的政策，並把盛的離任作為改善蘇中關係的前提，盛於1944年11月悄然離任赴重慶，與此同時，「第二東土」於11月12日公然開張。不難理解蘇聯的瘋狂和動機，第一，蘇聯要報復盛世才這筆出爾反爾的老帳;第二，蘇聯要獨家控制新疆的資源，不容美國染指，取得地緣政治的獨霸。並把英俄兩大帝國19世紀以來在中亞的擴張和相鬥，歷史上被英國作家吉卜林稱之為「大狩獵」(the Big Game/the Great Game)劃下一個完美的句號，因為大英帝國此時已經搖搖欲墜，在印度(包括巴基斯坦等)搞不下去了，失去了參與「大狩獵」的資格和欲望。第三，蘇聯要把新疆的混亂作為一個籌碼，必要時以此交換，逼國民政府就範，承認外蒙傀儡的獨立，並在外蒙駐軍，取得直接威脅中國京冀重地的戰略優勢。
1944年建立的「伊寧解放組織」由蘇聯僑民阿巴索夫領導，蘇聯軍官阿列克德洛夫組織，以後，「第二東土」的重要頭子幾乎都來自蘇聯中亞諸國，冒充中國新疆各族。俄國學者B·巴爾明認為：「蘇聯領導不僅在組識起義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在物資、軍事技術和指令方面也給予了起義者幫助。三區起義運動的勝利，在很多方面是由蘇聯積極全面的援助決定的。」1945年6月，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通過一項特別決議：為了鞏固「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軍隊，向新疆派遣500名紅軍軍官及2,000名軍士和列兵。同時，大批武器包括大炮、彈藥、運輸汽車及軍事通訊指揮設備和各類消耗物資源源進入新疆。在一些具有決定性的戰鬥中都有蘇聯軍人直接指揮紅軍直接參與。蘇聯還對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1946年度財政預算中撥入了用於在新疆採取軍事措施的500萬盧布。(《1941～1949年間蘇中關係中的新疆》，巴爾瑙爾，1999年版，第65頁等)[注5]甚至精細到給「第二東土」軍隊配發的制服和大衣上的紐扣都打上俄文「BTP」,即俄文「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速寫。
面對蘇聯瘋狂的進攻，國民政府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因為國府知道，這並不是同「第二東土」，而是同蘇聯的較量，對此只能採取外交交涉。
1945年2月，蘇、美、英三國首腦舉行了雅爾達會議，背著中國作出了損害中國利益的決定。蘇聯提出對日作戰的條件之一，是維持外蒙「獨立」的現狀，美英予以支持。在蘇美英三國的壓力下，蔣介石被迫退讓，但作為交換，國民政府的決議認為：前提條件之一是蘇聯政府保證中國對新疆的領土和行政主權，並對「新疆變亂」不再作任何支援。
1945年7月9日，中方正式向蘇方提出：蘇聯政府如能在幫助中國平定「新疆變亂」等問題上作出承諾，中國可在外蒙問題上讓步。史達林當即表示，無論延安、新疆均須服從蔣委員長的領導，可以根據中共政府的要求發表聲明，並答應中方關於制止從蘇聯向新疆「偷運」武器的要求。
此時，「第二東土」已降為蘇聯的一個交換籌碼，按照(俄)尤·米·加列諾維奇的觀點，在允許外蒙獨立的同時，兩國「順便解決了新疆問題而且確認新疆是中國的領土，從而史達林停止了支持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存在。」(《兩大元帥：史達林與蔣介石》中譯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頁。)1945年8月，蘇聯對日宣戰，同期，《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蘇聯在條約附件中聲明：「關於新疆最近之事變，蘇聯政府重申如友好同盟條約第五條所云，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注6]
隨後，「第二東土」就像一塊用過的抹布那樣被蘇聯丟棄了。1946年4月，經蘇聯調停，國府新疆當局代表張治中同「三區」代表簽訂了《和平條款》，「第二東土」自動解散。滑稽的是，1946年6月7日，蘇聯內務部和國家安全部將原「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薩比爾霍加耶夫召回蘇聯，此人不知何方神聖，作為「第二東土」的最重要最活躍的唯一的元帥，最後不知去向。據美國米勒德說此人(Ali Khan Tore)是蘇聯烏茲別克人。此時離全面內戰已經不遠了，等待的將是國府兵敗台灣。最後，雖然國府在新疆還有陶峙岳的10萬大軍，但已成進退無據的瓮中之鱉。隨著中共進軍新疆，陶峙岳審世度事，不再作無意義的抵抗，新疆問題得到了和平解決。
現在來看，中共那套階級剝削、階級壓迫，和民族剝削、民族壓迫的理論已經徹底破產。新疆維亂根本不是中共的傳統說教可以解釋的，對所謂的「三區革命」只會越描越黑，越分越亂，應該對「三區革命」堅決否定。在中共於大陸執政已經60多年的今天，為什麼維亂的勢頭越演越烈?這難道還不證明中共必須改弦易轍嗎!中共須徹底檢討過去的政策，不要文過飾非。今天來回顧這段歷史，是為了更好地總結經驗，不要再重蹈覆轍。
註解：
1、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P3393，台灣蘭溪出版社，民國69年。
2、Jonathan 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7，P167.
3、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Hurst& Company, London2007, P206.
4、同[注1]，P3649。
5、厲聲主編：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轉引自P195，197。
6、同[注5]，P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