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毛澤東將其與劉少奇的分歧追溯到了延安時期
毛、劉分歧的本質，是當代史上極重要但又迄無定論的一個問題。1970年，埃德加·斯諾來華，曾問過毛澤東：「你什麼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毛澤東回答兼解釋：
「那就早囉。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在那以前，他出的黑書《修養》不觸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
所謂「黑書《修養》」，是指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該書系1939年7月劉在延安馬列學院的演講稿，同年刊發單行本;1949年經校閱修改，刊發修訂第一版;1962年再經校閱修改，刊發了修訂第二版。
因版本不同，內容迥異，故斯諾又問毛澤東：「是新版嗎?」毛澤東回答：「老版。說不要奪取政權，共產黨不要奪取政權的。當個共產黨不奪取政權幹啥啊?!」①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文革」期間被定性為「黑書」
由此，毛澤東將其與劉少奇的分歧，追溯到了延安時期。《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在1942年的整風運動中，曾被列入所有黨員必讀之22個文件當中;「文革」爆發後，該書被定性為「極端反動的黑書」。為彌平此種落差，康生曾解釋稱毛澤東當年在延安沒有看過《修養》。
《修養》一書並不涉及具體政權問題。毛澤東指責《修養》宣傳「不要奪取政權」的邏輯，據康生傳達，乃是如此——「劉少奇的這本書是欺人之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在這本小冊子中只談個人修養，個人道德，根本不談奪取政權問題。離開了政治，離開了階級鬥爭，自然就會陷入唯心主義泥坑」②——不難發現，「不談奪取政權」和「不要奪取政權」，是有微妙的差異的。主題既是「修養」，不談「奪取政權」，本是無可厚非。
劉少奇雖起草指示號召「走議會鬥爭之路」，但曾獲毛澤東審定
不過，至晚在1946年前後，劉少奇確實有過一段近似主張「不要奪取政權」的時期。1946年2月1日，重慶政治協商會議閉幕次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其中即明確提出「黨將停止對軍隊的直接指導」，要改走「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鬥爭」之路。指示說：
「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轉變到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鬥爭，國內問題由政治方面來解決。黨的全部工作，必須適應這一新形勢。……我們的的軍隊即將整編為正式國軍及地方保全隊、自衛隊等。在整編後的軍隊中，政治委員、黨的支部、黨務委員會等即將取消，黨將停止對軍隊的直接指導(在幾個月之後開始實行)，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指令。……我們還要準備將全黨的工作，轉變到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鬥爭中去。」③
指示的傳達對象，是「各局、各區黨委、各縱隊首長」。雖則如此，但仍有一點值得注意，即這份指示，乃是「由劉少奇主持起草，經毛澤東修改審定」④後發出的。換言之，即便毛澤東當日，對劉少奇起草的該指示，持有不同意見，但至少，他並沒有將自己的意見，明確體現在其「修改審定」之中。
故而，建政伊始，「1953年春夏之交，毛澤東交給高崗一個絕密任務：命他親自去查閱東北的敵偽檔案，了解20年代劉少奇在奉天(瀋陽)被捕後的表現」⑤，此中或許另有邏輯。
1957年，毛澤東、劉少奇接見青年團三大代表
注釋：
①《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收錄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P173-174。②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P166。③《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1946年2月1日)，收錄於《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3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2011，P104-108。④原檔注釋。同上，P104。⑤趙家梁、張曉云：《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P113-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