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遊行靜坐的絕大部分是在校學生，也有少數社會上的人。
一九八九年四月，我在北京讀大學三年級。那時候北京還只建了三環，人們出門騎自行車坐公共汽車。除偶爾風沙外，晴美的藍天很常見。四月正是校園裡女生開始穿裙子，丁香花紫荊花盛開的時節。學運大約從四月中旬開始，到六月初結束。
學運初期我參加了一兩次遊行，去天安門廣場呆過一晚，聲援在那裡靜坐的同學。參加遊行靜坐的絕大部分是在校學生，也有少數社會上的人。我見到的遊行和靜坐治序都很好，打的條幅，喊的口號大多是『反貪污，反腐敗，要民主』，我不記得有具體針對某人某事的。天安門廣場上到處是各校的學生群體，大部分人都沒有任何露營裝備，大家站累了就席地而坐。廣場東南角有一處公廁，是不多的公廁之一，上廁所需排隊。
北京市民對學生遊行靜坐很支持，給學生們送吃的送喝的，都是普通學生平時消費不起的麵包飲料等。學生們在路上走累了，會有機動車司機主動停下車，拉上學生去廣場。我班同學在西單為學運募捐，一個下午就捐得了兩千多元。當時我們每月零花錢是五到十元，兩千元是一大筆錢，可見市民對學運的同情和支持。
大約五月初時罷課開始了，校內校外的氣氛開始有點象我父母年青時經歷的文革。外地有學生進京參加學運，火車對學運學生是免費。校園裡貼出不少大字報，我曾去各處看大字報，試圖從中看到學運發生的原因和最新消息。可是大字報的信息真假難辨，文章質量參差不齊，一個普通學生很難看出眉目條理。
因無事可做，我和室友回我的故鄉哈爾濱呆了幾天。在北京站上火車時，站台上沒有人收票，車門前擠滿了人。我從車窗爬進車廂時，車上車下都有人出手相助，讓人覺得像是文革大串聯。哈爾濱市里一切照常，當地學生並沒有罷課遊行。我回校後一直呆到六月中，基本上是去圖書館看閒書。
六四之前，我父親出差來京，我回到在西城甘家口的奶奶家裡和父親相聚。六四當晚我住在奶奶家裡，離西長安街有幾站路的距離，夜裡軍隊進城，我們並未聽到槍炮聲。第二天一早我騎車回校時，見路上公共汽車停開，行人神色凝重，感覺出了大事。
六四當晚我的大學班裡有四名同學不在校(包括我在內)，班主任事後急著查點各人去向，確認班裡沒有人失蹤。有個同學當晚去了廣場後再無音信，班主任還曾去各大醫院死傷人員中尋找。後來才知此同學及時離開廣場，從火車站坐火車回了老家，叫老師同學虛驚了一場。全校有四名學生死亡，其中有段祺瑞的曾孫段昌隆。事後學校還為這幾名學生開了集體紀念追悼會。
因我校學生在學運中表現積極，六四之後校園裡不免人心惶惶，傳聞四起，說是軍隊要進駐學校了，有人在電線桿上貼了『軍隊不要做歷史的罪人』等條幅。在校園裡偶遇臉熟的外系老師，若在平時他只會對我點個頭，當時卻停下自行車，和我說『保重』。外地學生的家長都督促子女儘快回鄉，學生紛紛離校。我因父親在京，並沒有急著離開。
我母親當時遠在澳洲，後來告訴我說她在電視上看了六四報導，給我們宿舍樓打電話卻總是占線打不通。我住的女生樓有近兩百間宿舍，四到六人一室，八九百名女生，只有門衛室里一部電話傳呼。在此關鍵時刻，成百的家長同時打進，哪裡能打通?到我六月中離校時，整個宿舍樓幾乎走空了。
七月份學生被召回學校，我們年級儘管已是大三，還是被送到部隊軍訓了一個月。每日列隊走步，晚間政治學習，軍訓完每人黑瘦異常。八月份秋季學期開始，校園裡已恢復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