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大學，基本上就是職業技術學校＊阿波羅新聞網

曾寫出《辛亥：搖晃的中國》一書的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是個另類。他在大學體系里浸淫多年，卻屢屢放話，直斥當前大學教育的弊端，比如那句很出名的‌‌「現在辦大學，就像圈地養豬‌‌」。近日，他又推出新書《跟著張鳴上大學》，試圖給大學生和即將上大學的人一點建設性的建議。

這本書的主題區別於張鳴以往的學術專著或歷史隨筆，但風格依然犀利。比如在微博上瘋轉的一段話：‌‌「到了大學，先學會讀書，多面開花，逮到什麼讀什麼，多進圖書館，少進課堂，老師實在要點名，也帶了書到課堂去，他講他的，你讀你的就是。‌‌」在張鳴看來，當下的大學教育，老師也該反省。

而在我看來，這本書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張鳴並沒有一味批判當前大學的弊病，他在書中同樣給出了很多方法論的東西。比如他提到，‌‌「天下沒有完美的制度!難道要等教育制度都改好了才開始成長嗎?歸根結底，人的根本素質就是適應環境的能力。批判一個制度的人，應該具備更強的能力應付這種制度的弊端，而不是面對這樣的制度完全無助、放棄努力。‌‌」所以，如果你或你周圍有正在或即將念大學的人，不妨閱讀此書，應該能帶來思考。

很多時候，與其聽老師胡說，

記者：您之前的著作多是跟歷史文化隨筆有關，這本書算是蠻特別的，促使您動筆寫這本書的原因是什麼?

張鳴：

主要是由於職業的緣故，有話要說。此前也陸陸續續地說過一些，但批評的意味比較濃。後來，一個朋友兒子上大學，找我去給他兒子講一講怎麼上大學，我講了之後，他覺得特別好，一個勁兒攛掇我將它寫出來，給大學生和即將上大學的人一點建設性的建議。於是，我就寫了。

記者：這本書寫了多久?寫作過程是怎樣的?

張鳴：

一年左右。大多都是我從教多年的體會，想好了倒出來就是。因為其間還有其他寫作的活兒，穿插在一起做的。

記者：您在書中開篇第一章就說要多讀書。很多過來人都會跟大學生說，要多讀書，但好像現實狀況堪憂。您覺得大學生通過讀書最終應該學會什麼?

張鳴：

不錯。我們的教育，從小學到中學，其實就教會了人們怎麼考試。至於讀書，連門都沒有摸到。看到好些在網上混的人，缺乏對文字的起碼理解力，一問，他們居然也是大學畢業。其實，學會讀書，就是爭取過一種比較豐滿的人生，不要想半文盲一樣乾癟。當然，真的會讀書的人，距離學會做事，也就不遠了。

記者：‌‌「先學會讀書，多面開花，逮到什麼讀什麼，多進圖書館，少進課堂，老師實在要點名，也帶了書到課堂去，他講他的，你讀你的就是。‌‌」——這句話在微博上被轉了很多，作為大學老師，您這樣說好像會讓那些老師課堂很尷尬。

張鳴：

如果一個大學老師，在課堂上無法給學生一些什麼，那就活該被學生這樣對待。在很多時候，與其聽老師胡說，不如看本小說。我們的教育，老師也該反省。

記者：這本書的宣傳語上寫，‌‌「《跟著張鳴上大學》，畢業就有好工作‌‌」，這句話會不會有功利討好市場之嫌?還有，現在剛好也是畢業季，有一批大學生出校門，對於這批學生，您覺得什麼樣的工作才是好工作?

張鳴：

真的有這樣的廣告詞嗎?不好。我要勸他們改掉。什麼叫做好工作，見仁見智，說不好。但總得合適你才行。我個人認為，有發展前景的工作，才是好工作。

如果我選學校，首先考慮大學的圖書館狀況

記者：您在書中尤其提到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金耀基先生說過的，學生在大學應該學4種東西：一是學怎樣讀書，learn to learn;二是學怎樣做事，learn to do;三是學怎樣與人相處，learn to together;最後是學怎樣做人，learn to be——您推崇這種理念的原因是什麼?現在的大學教育缺失了哪些?

張鳴：

現在的大學，基本上就是職業技術學校。但很多專業，又沒有起碼的手藝，比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哲學，歷史等等。即使有手藝的專業，其實教師們也不懂怎麼做，不過照本宣科。所以，現在的大學，是一種失去根本的教育。學校已經忘記了，是要培養學生綜合能力，而不是給他們一門技術。

記者：在選擇學校和專業上，您是否對那些高考生有何建議?貌似很多學生並不清楚自己適合或者喜歡什麼，往往專業和學校都是聽家長的，結果去了發現不是那麼回事。

張鳴：

其實，現在考生選擇大學和專業，都是家長聽中學老師的，考生聽家長的。有關的NGO應該舉辦一些相關的講座，全面準確地介紹大學和專業狀況。但我要提醒的是，如果是我來選擇，我首先考慮的是這所大學的圖書館狀況，其次看大學的師資，有沒有幾個真正做學問的老師。

記者：您提到大學教育要教學生像野狗，會自己生存，在這個過程中，用老師的言傳身教，讓學生具有責任心——但事實上，很多學校的大學老師跟學生關係並不密切。應該說是老師和學生都有問題?

張鳴：

現在大學，師生之間就像陌客。老師教完走人，學生自己玩自己的。很多大學城，裡面根本沒有老師。我曾經說過，現在辦大學，就像圈地養豬。

記者：您在這本書里很批判，說的是教學生如何度過大學時光，但其中看到更多對高校教育的批判。但您自己其實一直處在這樣的環境下，好像您並不擔心得罪人。

張鳴：

現在人稱我是公共知識分子，其實，我原本是想做書齋學者的。但大學的現狀，讓我不能不說話，不說話，良心過不去。我的批評，最早就是衝著大學去的。走到今天，怕不怕的，已經無所謂了，反正就得說，不說，良心過不去。現在，我在大學很邊緣，但學校要開除我，也有難度。

大學裡只看見官，沒有別的了

記者：大學教育的行政化話題並不新鮮，不過我好奇的是，大學教育跟市場的關係，有的人會覺得學問跟市場太密切太像學術明星不太好，您怎麼看?

張鳴：

別的教授跟市場關係如何我不知道，但我的確跟媒體關係密切，書在市場上也能賣。我覺得，一個教授如果跟行政權力過於密切，資源都從權力哪兒來，還不如走市場。走市場，至少得有點本事。當然，有些人走市場，根本沒有學術。但我自以為我還是做學問的，我的專論和隨筆，都是讀了很多書才寫出來的。一些所謂通俗史學的講者，胡編，或者讓別人胡編自己講。我跟他們不是一類。

記者：從您念大學，到後來在大學執教多年，您覺得現在的大學氛圍跟以前有什麼最大的不同?

張鳴：

上世紀80年代的大學，比較自由。思想特別活躍。雖說整體知識水平不高，但人們在很真誠地討論問題，學術上可以交鋒。現在這個自由已經沒有了，學術交鋒，也已經不存在了。教授都在混課題，互相吹捧。行政化的面目，越來越清晰。可以說，大學裡只看見官，沒有別的了。

記者：現在回頭看，您的大學生活對您最大的影響有哪些?有遺憾嗎?

張鳴：

我的大學生活很無趣，工科的教育，課業很重，成天忙於應付作業。我遺憾當初沒法讀文科，但也沒辦法，當年就是那麼個情況。

記者：看您以前的訪談，好像您提到說，決定認真扮演好‌‌「公知‌‌」角色，當下環境下您對‌‌「公知‌‌」看法是怎樣?以及您自己的‌‌「公知‌‌」身份呢?

張鳴：

原來我一直不承認自己是‌‌「公知‌‌」。但現在‌‌「公知‌‌」被罵成這樣，我就是‌‌「公知‌‌」了。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堅持對公共事務發言，言之有據。這就可以了。別人怎樣，跟我無關。

記者：您現在的生活狀態是怎樣?閱讀類型和下一步的寫作計劃呢?

張鳴：

無非就是讀書和寫作，基本上是寫歷史。目前在寫一個多卷本的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