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中共以武力奪得政權後，遵循《共產黨宣言》，實行了兩個「最徹底的決裂」：「同步口譯統的所有制關係決裂」，「同步口譯統的觀念決裂」。
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65年來最受傷害的是兩個學派：楊朱和孔子。在這篇漫談式的短文中，只能極簡單地提一下孔子學說的幾個論點。
孔子是人道主義者，主張「仁」。仁政，是孔子的理想，卻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抨擊和嘲諷的對象。毛鄧建國，建的是專政。在他們手裡，國家是專政工具。它的任務不是施仁政，也沒有施過仁政。
孔子是貴族，待人將心比心，有同情心。他堅決反對損害別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主張幫助別人發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但在毛眼裡，不僅凡是「敵人」贊成的，全黨必須反對;而且，對朋友，用毛自己的話來說，也應該「己所不欲，要施於人」。這是我聼楊尚昆親口說的。
世人都知道毛在廬山會議上罵彭德懷「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但局外人不知所指，高層則諱莫如深。背景是抗日戰爭國共合作，毛指示彭，對閻錫山應採取「己所不欲，要施於人」的方針，但彭學過孔夫子，服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毛大怒，開會批彭幾十天。毛和孔不共戴天，可見一斑。
鄧小平何嘗不是!他雖然最不樂意反自己，但是非常樂意反右派。他當然知道大學生是愛國的，但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不惜血腥鎮壓。
毛鄧都是「領導」一切的人，在這種人手裡，孔子的命運可想而知。
根本用不著等到文革。「矯枉必須過正」是中共歷來動員群眾的法寶。如果靠了孔夫子，毛澤東肯定上不了天安門，鄧小平也沒法把幾十萬軍隊調到天安門廣場上來。
習總書記最新指示中有這樣一句：「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注意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這個論斷，與人所共知的毛鄧的理論和實踐不符，除非把毛鄧排除在「中國共產黨人」之外，否則不太容易理解。
馬克思主義被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進中國境內以後，就被有識之士稱為「過激派」。原教旨，加傳播者，加踐行者，三者都有走極端的衝動。而走極端，正是孔子學派認為必須警惕的危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什麼是中庸?宋朝的程顥下了傳誦千古的定義：「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如果用現代語言，我想可以這樣表達：不偏，不走極端，是正確的路;不易，不瞎折騰，是顛撲不破的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子希望大家努力做君子，反對走極端瞎折騰。
程顥的話發人深省，儘管過去常被視為陳腐的老生常談。必須感謝中共65年來的實踐，包括從「造反有理」到「穩定壓倒一切」，包括從全面沒收私有資產到大力培養紅色億萬富豪，也包括從批孔批儒到討伐普世價值，處處都在教育人們非重新認識中庸的正道不可。
怎樣通過一位聖君來做到中庸是個天大的難題。孔子推崇一位大智者——舜。
作為君主，舜有極其高超的治國理政藝術。他總是虛心請教和仔細考察各種平凡的意見(「好問」，「好察邇言」)，研究正反雙方不同的主張，最後走中間路線(「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君主而能客觀地不偏不倚走中間路線，應該說是大智者了。孔子希望能夠發揚這種正道。問題是，這樣的大智者太難找了。誰有權力找?誰有本領找?找不到怎麼辦?找錯了又怎麼辦?萬一找到的是毛鄧，喜歡終身制或者垂簾聽政，豈不又是浩劫?
所以把走中間路線的希望寄托在智者身上，未免渺茫，而且危險。
好在現在有了立憲民主制度，治國的主體不是君主。整個公民社會是國家的主人。公民社會由不同的群體組成，他們的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的制衡和合力，他們各自的權利和意志的制衡和合力，既能避免偏頗，又能避免僵化。
可見即使是古老的孔子哲學，同人類其他的文化遺產和最新的文明成果一樣，都能夠在公民社會中得到新的生命。
孔子生活在君主時代，自然有「君君臣臣」的等級思想。即使在這個問題上，我想仍然有必要實事求是指出三點：
口頭上批封建等級制最兇的黨，不僅最熱愛，而且最認真，在全社會實行了最全面最嚴密的社會等級制。
孔子提倡「君君臣臣」，批判「君不君，臣不臣」，除了反對「犯上作亂」以外，還要求君臣各自克儘自己的職責。
孔子反對苛政和暴君。商湯推翻暴君夏桀，周武推翻暴君商紂，是孔門最津津樂道的革命故事。連「革命」這個概念，也因而成為常用詞，流傳至今。
總之，我同意這樣的論斷：不論古今中外，都有公民社會應該汲取的養分。孔子學說中當然有落伍的成分，這是我們自己應該分辨的。在毛鄧大救星的寶庫里，天天有高水平的專業隊伍在幫助做美容手術，見不得人的東西難道還少嗎?(作者鮑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