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文革期間廣西融安縣的死難者。
文革期間，我在廣西臨桂縣五通中學任教。在廣西桂林地區，特別是臨桂縣，「群眾專政」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當時的人們真真切切見證了它的發生、發展和結局。
我所親見的「群眾專政」大致有三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最完整，分成三步：1.先開批鬥會。發動群眾揭發，列舉被鬥者的罪名，高呼口號「打倒×××!」一進入高潮，主持人或一名好事者會在台上大喊：「×××老實不老實?」台下只有唯一的答案：「不老實!」「不老實怎麼辦?」「槍斃!」這時只要有三五個聲音就足夠了，並不需要在場者舉手表決，更沒有什麼簡單多數的判決。2.執行槍決。3.出告示。告示一般由「秀才」執筆，仿照法院判決書，結尾總是：「經人民法庭判決」，「經群眾表決一致通過」，「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等等，大印是沒有的，紅勾紅叉卻少不了。這張大字報往牆上一貼，就全部完事了。
第二種模式較簡化，省略第一步。
第三種模式更簡化，也更普遍，只剩下處決一步，連罪名也無須勞神羅織。
未經歷文革大亂的人們，往往對當時的亂殺人難以置信，善良而尚具正常思維的人會對這類回憶提出質疑。筆者將這類質疑總結為如下三問，並試作回答。
一問：直接將人處死就是「專政」嗎?那麼當時沒有法院、監獄、勞改嗎?
答：別忘了當時的時代背景，文革初公、檢、法已被徹底「砸爛」，「群眾專政」成為最高法庭。
二問：人命關天，難道當時就沒有申報審批手續嗎?就這麼草率處置了嗎?
答：當時根本不存在審批手續，人們心中完全沒有法律的概念，對組織機構也沒有敬畏。
三問：被處決的人到底犯什麼法?犯什麼罪?怎麼也得拿出證據，有個說法才殺人的吧?
答：誰敢跟他們要證據、討說法?家屬來提出還是朋友、同事來提出?至於罪名都是現成的：如國民黨殘渣餘孽，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的幫凶爪牙，「妄圖顛覆革命政權」，等等等等。
我所在的五通中學還是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群眾專政」基本上就是第三種模式，更遑論沒有「秀才」的地方和單位。
文革中廣西形成兩大派別，「四二二」和「聯指」，前者成立於1967年4月22日，要打倒廣西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主要由學生和知識分子構成;後者是「廣西無產階級聯合指揮部」的簡稱，以保衛韋國清為號召，以工人、農民和機關幹部居多。雙方由文斗轉入武鬥，由小打小鬧轉為動刀動槍，鬧得不可開交。1968年7月3日，中央發布了「七三」布告，命雙方放下武器搞大聯合，但不知怎麼回事，此後竟變成對「四二二」的圍剿，「聯指」與地方上的武裝民兵結為一體，一方面將桂林「革大老多」(四二二在桂林的主要組織)圍困在王城(原明代王府，現廣西師範大學)內，向裡面掃射、扔炸藥包;另一方面在周邊縣城和鄉村實行「群眾專政」，從1968年6月到9月，當地上演了一幕幕草菅人命、濫殺無辜的慘劇，其中又以臨桂縣最為慘烈。
五通中學為臨桂縣一個縣級中學，位於本縣五通鎮，當時僅有初中，三個年級有300多學生，教職工不足40人，而就在這期間竟有九名師生成為「群眾專政」的冤魂。1962年到1976年，筆者在五通中學任教，親歷文革全過程。
第一位受害者是數學教師劉增民，二十六七歲，未婚，北京市人，河南某高校畢業，家庭出身雖不好，但本人無歷史問題。劉老師是位很隨和的人，他的宿舍學生可以自由出入，唯一一件咖啡色西裝，他自己很少穿，倒常見一些調皮的男生穿著在校園裡招搖。文革初期他曾被批鬥，其實也多半將一些瑣事上升為嚇人的罪名。記得一次開批鬥會，當批鬥另一名教師時，主持人讓劉老師坐下，他半邊屁股剛一落凳，立刻又站起來低頭彎腰說：「我有罪，還是站著接受批判吧。」文革中，五通中學的教職工清一色皆屬於「四二二」一派，但劉老師既不是頭頭，也未參與任何打、砸、搶的非法活動。武鬥的槍聲一起，文革中小學都停課了，劉老師無所事事，便常與來自上海的鎮診所丁醫生交往。聽說丁醫生有歷史問題，也可能是「反右」時從大城市下放來的。一日，劉老師同丁醫生去中庸大隊一位男生家玩，卻被當地剛剛集結起來的民兵抓獲，關進鎮派出所。本地的「群眾專政」首先拿一名地主和丁醫生祭旗，劉老師竟被拉去陪綁。丁醫生等被殺後，劉老師還活著，但要學校派人給他送飯。學校既未將劉領回，又不肯好好送飯。一次，民兵又來催送飯，校革委某人回答說：「拉出去幹掉算了。」一個大活人就這樣給斃了。
英語教師任紹熹，桂南人，六七十歲，身材肥碩。他自己交待很早以前當過憑祥縣縣長，但「四清」時還屬於統戰對象。「群眾專政」期間，被從學校拉出直接處決，據說在車上自己咬斷舌頭，滿嘴噴血，樣子十分嚇人。但筆者至今不解，他自己為何要咬舌?
歷史教師莫樹年，廣西梧州人，近30歲，未婚，華中師範學院畢業，以一手行書著稱當地。其父是桂系軍閥將領，作為戰犯被俘，當時還未獲釋。「四清」時莫老師被揭發有誘姦女生問題而停職審查。
數學教師秦守剛，四五十歲，已婚，有一子，本縣宛田公社人。聽說出身不好，但沒有其他問題。
生物教師楊旭日，四十多歲，已婚，有一子一女。據說楊在解放前當過青年軍，入過三青團。文革時又被揭發，1959年鬧饑荒，他在講到蛇與青蛙有冬眠功能時曾說：「人也能冬眠就好了，起碼有三四個月不會餓得難受。」
在當時看來，莫、秦、楊三人有歷史或出身問題，但即便如此，也絕對罪不至死。文革一開始，他們連參加群眾組織的資格也沒有，便成為學校勞改隊中最穩定的成員，每天打掃校園，或在學校農場幹活。當地「群眾專政」進入高潮之後，學校當權者突然將他們押到桂林麻袋廠，那是臨桂縣武裝民兵指揮所所在地，而那裡被關押者已人滿為患，指揮所讓他們帶回自己處理。在回來的路上，學校當權者竟夥同民兵將三人槍殺於野山之中。
最後一名遇難的是政治教師林茂森，30歲左右，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已婚，有一子，家在學校附近的羅江大隊宅田村。林老師能言善辯，大家推他為本單位「四二二」組織的負責人，他並沒有政治野心，也不過領學生到校外刷刷標語、參加大會，也並未參與打砸搶等惡行。桂林的槍炮聲初起，他主持了最後一次教職工會，他憂心忡忡地說：「湖南道縣在搞『群眾專政』，隨意殺人，這種做法有可能影響廣西。」因此他建議解散組織並停止一切活動。從此，林老師仿佛從人間蒸發一般消失了。然而，到「群眾專政」鬧得最凶時，他居然回來了。他先到公社、派出所自首，然後回到學校，當然就淪為學校勞改隊的一員，當時莫、秦、楊三位老師已被處決，只見他一個人形單影隻地挑大糞到地里。不久，更大的不幸降臨。
大約八月底九月初，公社召開大會，一個民兵負責人跳了出來，只見他身穿褪色的黃軍裝，腰別一把手槍，有幾分像抗日電影《平原游擊隊》裡的主角李向陽，他說：「『群眾專政』將要推向高潮，定於幾天後某圩日處決100名『四類分子』和『四二二』壞頭頭，各單位各生產隊都要將該處理的人送來。」圩日的前一天，我們中學召開教職工大會，負責人說：「規定的日期到了，上邊指定要把林茂森送去，怎麼辦?」多數與會者都沉默不語，終於有位同事說：「各單位都在行動，我們學校怎能例外呢?」然後，大家仍沉默不語，而沉默便等於默許，報上去就變成一致通過了。當時自己也未能挺身而出，救人一命，回首往事，仍令我心有愧疚。
圩日當天上午，林老師還在清掃校園，有人叫他去公社，他二話沒說，放下笤帚，也不用人押送自己就過去了。一進公社大門，他就被捆綁起來，頸脖上掛一大紙牌，上書六個大字「壞頭頭林茂森」。他和其他受害者先被拉去遊街示眾，在狹窄髒亂的舊街道上拐來拐去，一路上被推推搡搡，走得踉踉蹌蹌，每到人多處，便被按倒在地，逼他們磕頭認罪。適逢圩日，街道兩旁站滿了買賣農副產品的農民，看客臉上恐懼與麻木參半。林老師非常馴服，邊磕頭邊念念有詞：「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但此舉未能帶來生機，最後他倒在汽車站附近灌木叢的血泊中。筆者曾隨人群到過刑場，只見地上有四十多具屍體橫七豎八，血腥場面令人暈厥。槍彈擊中林老師的背部，從咽喉出，他身旁有一身材矮瘦、頭髮稀疏的男子，手拿紅紙堵住林老師的傷口。聽說那男子是林老師的哥。
這是五通鎮最後一次公開處決，被害者雖不及原計劃的一半，但仍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還有三名學生遇害。
謝某某，初三學生，本應畢業，卻因大亂而未畢業，家住茶園公社。
彭錫貴，初二學生，比同齡同學高大，家住學校附近生產隊。彭同學性格暴躁，同學起諢名戲稱為「彭匪」。
張靈光，初二學生，靈川縣人。
彭、張二生所在班曾由本人任班主任，而沒教過謝某某，因而記不全其名。已記不清三名學生的家庭出身，但可以肯定不是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等「紅五類」，謝、彭二人皆死於校外「群眾專政」高潮中，而張靈光則在校內被捕。
人們從未在小鎮上看到張靈光的母親或其他親屬，聽說他父親解放前在國民黨的重慶中美合作所幹過事，也不知是真是假，但解放後他又一度是縣級幹部，我在五通時他已在鎮供銷社殺豬賣肉。張靈光本人矮小單瘦，十分機靈，文革中時興畫毛澤東頭像，他不用打格子描摹，隨手就能放大縮小，並畫得有幾分形似。但他脾氣倔強，自由散漫，愛說粗話，不懂禮貌，屬於大錯不犯、小錯不斷的那類學生，在非常時期，這些小缺點卻使他送命。
當年七月的一天傍晚，正是南國暑氣正盛之時，我校已宣稱全體倒戈易幟，即由「四二二」變為全部加入「聯指」，是日全校教職工在一間平房教室開會。張靈光閒極無聊，猴坐於窗台，一邊乘涼一邊看熱鬧。會議主持人喝令他離開，可他嬉皮笑臉地賴著不走，這下惹惱了那位領導，當時便暗地派人到附近的派出所叫來武裝民兵。筆者親見民兵們手持長槍，貓著腰沿牆根逼近窗台，將黑洞洞的槍口抵住張的腦門，不由分說就將其拽下拖走，從此該生從學校消失，旋即亦從人間消失。據說他被送到桂林麻袋廠關押，然後被拉到象鼻山被刺刀捅死，最後拋屍灕江。這位稚氣未脫的十四五歲少年，他本人及在場者最初以為，他被帶去只不過遭一頓訓斥，最多也不過挨頓揍，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被本校教師塞進虎口!張靈光出事後沒幾天，筆者又在派出所門口看到張父被帶去處決。張父被反剪雙手，而他十分鎮定，背靠卡車，十分配合地雙腳一彈跳，任由卡車上的民兵把他提溜上去，也不知那時的他是不知即將被殺，還是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決心與兒子共赴黃泉?
上述九位師生的遇害，實在慘無人道，遇害的三名初中生都不是「四二二」頭頭，表現也並不突出，而張靈光之死更屬偶然，那時是沒人跟你講道理的。原來有一個最活躍的學生叫楊光，「群眾專政」風暴一起，校內外都叫嚷抓他，如果當時被抓，必死無疑。而該生十分機靈，「大串聯」時曾跑遍半個中國，當時毫不猶豫就逃出險地，單槍匹馬在外闖蕩了大半年，風潮過後方回來。後來他還回校領畢業證，再無人敢動他一根毫毛。相較而言，林茂森老師的遇害就尤令人扼腕，早在「群眾專政」風暴未起之時，他便根據來自湖南道縣的傳聞作出明智的判斷，也一度逃脫虎口，但如此聰明的他卻在高潮時飛蛾撲火，最終未能躲過此劫。
五通中學僅是這場大難中的一角，還有更多的教師、學生及許多普通百姓遇難。僅據筆者所知，記錄如下：文革前後調出五通中學的同事至少有六人遇害，其中兩位已記不清姓名，其餘四位分別是：體育教師庚起士，遇害時在靈川縣某中學任教;英語教師丁毅與數學教師謝東生，在本縣四塘中學罹難;語文教師梁承義，調縣教育局後成為「四二二」頭頭，後被「專政」處決。
五通中學的師生有數名親屬遇難：教導主任朱名順的長子、數學教師毛榮奇的岳父、數學教師鄒惠卿的丈夫、數學教師於剛的父親都死於所謂「群眾專政」。而語文教師吳一鵬家最為悲慘，他父親、姐夫、表哥都先後罹難。吳本人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志願軍，其父解放前曾任修仁縣參議長;姐夫文邦才是中共黨員，當時在縣教育局工作;表哥姓蔣，在四塘中學教書，情況都不一樣，竟先後遇害。
學生李惠玲父親被殺，曾在學校轟動一時。李是初一女生，能歌善舞，是學校宣傳隊的台柱子，因皮膚稍黑，被同學起諢名為「黑馬」。李的雙親年紀頗大，似在四五十歲之間，自然視女兒為掌上明珠。其父高瘦，戴眼鏡，文質彬彬，也不知幹什麼工作。其母不識字，但能言善辯，一度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常被請到機關學校作報告，可謂鎮上名人。但那時的紅色家庭也是朝不保夕的，「群眾專政」風暴中李父被抓，也不知何故。李惠玲到學校找駐校的六九五五部隊軍宣隊求救，但那時部隊已宣稱不介入地方事務，李父終於遇害。儘管生父被殺，李惠玲還得來校參與宣傳隊的活動，但情緒難以掩飾，往往眼泡哭得紅腫，而革命是不允許溫情的，一張張大字報向這位孤苦無助的女孩襲來。重壓之下，她只能貼大字報檢討，其中最具時代特徵的用詞至今令我難忘：「某某某死得好，為國家節約糧食。」一語道破歷史的天機：國家的糧食彌足珍貴，而人命賤如草芥。
1958年本人高校剛畢業時，曾被分配到臨桂師範學校工作。在臨桂師範共事過的教師，有五名在「群眾專政」風暴中遇害：化學教師陳慕文輾轉調至小學罹難;教育學教師鄧秀昆文革前調入縣教育局，妻子姓羅，任臨桂縣醫院副院長，夫婦二人同時被處決。語文教師袁熹和魏彥魁同在四塘中學被害，魏的妻子李良英，當時曾被判與夫同時處死，因有身孕才僥倖免死。四塘中學是臨桂縣唯一的高、初中皆設的完全中學，離桂林較近，受害人數肯定首屈一指。周家齊老師當時已調縣銀行工作，桂林武鬥平定後他還健在，筆者到桂林參觀時尚去看望，他因看守金庫而被流彈擊傷，我半開玩笑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誰知五六天後，他就被老家的民兵抓回靈川九屋，轉瞬即陰陽兩隔了。
據我所知，還有兩位湖北老鄉在本縣六塘中學任教，一位為中老年，僅一面之交，故未記姓名;另一位二十五六歲，姓康，剛從大學畢業，人稱「康大炮」。文革後我被調入六塘中學時，卻得知二人都死於「群眾專政」。
我所親見與所記畢竟有限，其實當時屠殺的規模是相當驚人的。文革後，小小的廣西臨桂縣曾登上《人民日報》1984年9月10日頭版，題為《廣西逮捕中殺人犯胥明德》，文中說：胥明德「在臨桂縣親自策劃、指揮殺害了大批黨政幹部和無辜群眾，其中有縣委副書記、副縣長等十九名縣、區幹部。」這些幹部我大都不認識，只記得三位在「群眾專政」漩渦中遭滅頂之災的縣官姓名，他們是縣委副書記李瑾科、副縣長周克仁和法院院長劉錫臣。劉院長是河北獻縣人，因為經常在公判會上露面，他的知名度比縣長還高。9月18日，在批鬥會上，他和其他四人被活活打死。劉的妻子是縣醫院醫生，早在8月23日，她與其他20人一起被集體槍殺，他們年僅17歲的兒子劉振剛逃回河北老家，也被武裝民兵抓回打死。僅縣區幹部就有19名被殺，那麼遇害的一般幹部和群眾應在十倍或二十倍以上，不知當地有關部門是否有統計，何時能公諸於眾呢?
所謂「群眾專政」並不是自發的，被《人民日報》點名的胥明德，指揮殺人是確鑿無疑的，但僅憑胥這條小泥鰍能掀起這滔天濁浪嗎?胥最早在縣黨校任理論教員，中小學教師集中學習時他常來作政治輔導，他的口頭禪是：「發言長短是水平問題，開不開口是態度問題、立場問題。」實際上是用激將法撬開教師的嘴，以便利用他們「向黨交心」所說的話，進行秋後算帳。其實，當地的政治明星是韋英豪，他原是臨桂師範的優秀學生，畢業後留校任團委書記，為人謙和沉穩。文革前韋英豪調任縣團委書記，文革中他和胥明德都成為縣裡「聯指」的頭頭，後來韋成為臨桂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胥為委員，而縣革委的主任是縣武裝部政委龍鳳山。龍政委原是武裝部一般政工幹部，被評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還出席過廣州或北京的表彰大會，縣裡曾敲鑼打鼓送迎，後升任武裝部政委，又兼任縣革委主任。我們這些平頭百姓當然不知道他的工作，但他的一次報告令人印象深刻。1968年6月底，五通公社在禮堂召開紀念「七一」大會，龍蒞臨發表長篇講話，末尾發出指示：本地抓到的壞人，凡冒充解放軍的交武裝部，其餘由地方自行處理。緊接著前述那位像「李向陽」的民兵負責人宣布，馬上就要開宣判會處理「壞人」。當時本人十分納悶，公檢法已經癱瘓，誰還有權宣判呢?如果判徒刑三五年，又送往哪裡服刑呢?問問身邊人，知情者神秘地說：「送去土地廟唄。」我還以為「土地廟」是某個勞改農場。然而，七月初，當地竟開始自行處決兩人，也就是劉增民老師被陪綁的那次，數天後，劉老師也成為五通中學第一個受極刑的人，我這才恍然大悟，所謂「土地廟」即鬼門關、黃泉路的代名詞。我不知道，五通鎮殺人，是否就是全縣的初開殺戒呢?也未敢斷言，龍鳳山是「群眾專政」的始作俑者。但龍政委的講話，與這一舉措的關係，卻是再直接不過了。1984年，筆者重返桂林辦事，聽說清理「三種人」時，龍鳳山和韋英豪都被緝拿歸案，當時胥、韋都以照顧家庭為藉口調回原籍，在當地做官，胥是在重慶綦江縣委被捕的，兩人被押回臨桂受審，同時被處極刑。龍鳳山受到什麼處置，卻不得而知，只知道他並未與韋、胥共赴黃泉，也許此刻正在某干休所優哉游哉頤養天年呢。
如果說韋、胥等人是因政治投機而殺人，而當時許多迫害卻出於發泄私憤。一些人當上武裝民兵，一旦手握鋼槍，便有生殺予奪的權力，那時殺幾個人是輕而易舉的，無須請示匯報，也沒人追究責任。記得有位許同學，從臨桂師範畢業後，當上小學教師。文革後期，與筆者在桂林相遇，他未及寒暄就迫不及待地問：「毛老師調哪去了?」我問找毛老師有何事，許咬牙切齒地說：「要殺他!」我依稀記得許同學在校時受過什麼處分，而毛翊翎老師就是他的班主任。許校友說，「群眾專政」時他當上武裝民兵，曾問遍全縣中小學，都沒找到毛老師的影子。其實，毛老師就在鄰縣的靈川大圩鎮，那裡也在大搞「群眾專政」，民兵去引渡一個人，肯定易如反掌。幸好這位許校友蠻悍有餘而機靈不足，才未能心想事成。
更為荒謬的是，加害者與被害者還會糾結在一起，有的人在此地有權對別人實施「專政」，而他的親屬卻在彼地被他人「專政」。革命性、鬥爭性極高的人還會「大義滅親」，本校某教師曾給武裝民兵寫信，告發自己的父親在解放前當過國軍的兵，他父親不久即從地球上消失。而在文革後廣西撥亂反正，曾向「非正常死亡者」的家屬發放撫恤金，他也伸手領取，這時有關部門居然找到留存的親筆揭發信，令這位兒子好不尷尬。其實，早在文革前「大義滅親」就是被鼓勵的。我所認識的被害者中，有一位的妻子早在未結婚時曾揭發其父藏有槍枝，只是當時還有點規則，其父僅被關了幾個月。過去常說文革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此說不謬，但觸及的恐怕是千百年來做人的道德底線吧?
九月底十月初，桂林方向的爆炸聲驟然停息，周邊地區濫捕濫殺的現象也日漸稀少，許久不敢入城的人們紛紛湧進桂林，一睹經炮火洗禮的桂林城。五通中學也不甘落後，組織全校師生自帶行囊前往，美其名曰：「參觀成就，學習體會貫徹『七三布告』所取得的豐碩成果。」
我們步行二十餘公里入城，廟頭公社是必經之路，只見大道旁山麓下有腐屍橫陳，不知是戰死者還是被處死者，當時竟無人收殮掩埋。
按慣例我們住在臨桂縣幹部招待所，當地人稱桂林麻袋廠。我們住在二樓，師生全體打地鋪。這時民兵大都被遣散，僅留一個小分隊看守未處理完畢的在押人員。我們從樓上俯瞰，能看到樓下相對封閉的小院中還關有「犯人」，他們男多女少，有時出來排隊打飯。其中有一位白髮老人，上身佝僂，稍上年紀的人幾乎都認識他，他是縣醫院的中醫，姓黃，在當地較有名氣，幹部都樂意找他治病，那時都客客氣氣的，好一派禮賢下士的模樣。而這時縣太爺也都成過河的泥菩薩，再無人保護這位落難的老郎中。僅過一晚就見不到這位古稀老人了，他沒有逃過劫難，還是被處決了。一次外出歸來，看到院中停有一具中年女性的屍體，脖子上套有繩索，顯然是自縊身亡的。膽大又無聊的男生撈起繩索拖著屍體追逐嬉戲，嚇得女生驚叫四散。那時身為教師已不能喝斥學生，只能在心裡想：小小年紀，竟敢褻瀆屍體為戲，還能指望他們成人後為善類嗎?!
到桂林的第二天上午，吃過早餐就直奔廣西師範學院，這是此次參觀的重頭戲。師院位於明代靖王府遺址，武鬥後的桂林王城，大門依然高聳巍峨，氣宇軒昂，正殿端坐在高台之上，飛檐斗拱，排列有序的幢幢建築物，一律為大屋頂結構，古樸莊嚴，顯現出昔日的皇家氣派。僅少數屋頂被炸開一兩個洞，屋脊有個別地方坍塌，牆壁有彈洞，整體來看，王城損壞並不十分嚴重。出乎意料的是，前後門洞開，無鋼槍把守，並無森嚴恐怖的氣氛，任何人都可自由出入，大學生似乎銷聲匿跡，來來往往的多是一隊隊中小學生，孩子們有說有笑，有如旅遊團隊。
然而，正待步出後門，心情陡然沉重起來。後門的右側便是桂林的標誌性名勝之一——獨秀峰，山峰依然蒼翠挺拔，而山腳原本綠草如茵的草坪已變成亂葬崗，高不盈尺的黃土坎上胡亂放些磚頭、石塊，表明是遇難者的臨時墳塋。可見，在「聯指」與武裝民兵的合圍下，參加「老多」的大學生插翅難飛，必然死傷慘重。今日桂林又成為旅遊勝地，想必王城內的獨秀峰下又遊人如織了吧，不知還有幾人能知曉其下有多少冤魂?
(作者簡介：1958-1978年先後在廣西臨桂縣師範學校、五通中學、六塘中學任教，1978年秋調回原籍湖北，退休前在襄樊市第五中學[今襄陽中學]任教，退休後於深圳居住。)
《炎黃春秋》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