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毛時代只開過兩次四中全會
建政後第一次四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第四次全體會議，召開於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地點在北京。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35人，候補中央委員26人。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黨組，軍委各部門和人民團體的主要負責同志共52人列席了全會。這樣一次重要的會議，毛澤東卻在杭州度假，沒有出席，但他操控了整個會議議程。
全會揭露和批判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分裂活動」;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第一次在黨內出重拳打擊政治異己，使中共東北的政治力量被重創，而在經濟上，開始社會主義化運動。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1958年5月3日在北京舉行，會議重點討論了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的議程、二中全會正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提出要使中國在15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在十年內超過英國、十五年內趕上美國，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而此前的整風運動與打擊右派，對知識分子與民主黨派予以整體打擊，並繼續打擊政治異己，彭德懷等人被迫害。
激進的大躍進運動，使中國經濟生態與自然生態被嚴重破壞，民族資產階級、個體手工業者基本失業，農民失去私有土地，工人階級成為國家工業奴隸，而農民成為國家農業公社裡的奴隸，激進的社會主義化是以社會主義名義奴化人民的運動，知識分子與民主黨派被整體打擊，或坐牢或勞改或流放，失去政治權與工作權。三年激進的社會主義運動，農民因飢餓造成非正常死亡達3600萬人以上(據楊繼繩相關專著)。對民主黨派與知識分子的整體打擊(中共黨史資料說錯劃右派人數達55萬人)，是為了使毛澤東的政治激進行動沒有任何阻力與反對的聲音。
中共的九大與十大都是文革之時極不正常的政治生態下召開的，均沒有四中全會，九大於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各地黨組織處於癱瘓狀態，無法正常進行代表的選舉，多數代表由革命委員會同各造反組織的頭頭協商決定或上級指定，有些代表甚至不是中共黨員，在進京列車上突擊入黨而進入會場，這是毛澤東踢開黨委鬧革命後出現的政治荒誕鬧劇。中共十大於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主題是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王洪文到中央工作。
毛澤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召開了兩次四中全會，六七十年代之後，連這樣的全會也不正常召開了，文革之時不開會，政治意志由革命委員會執行，基本用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了憲法法治，個人極權政治達到巔峰，不僅不講法治，連黨內的規則章程也不講了。
下篇：鄧、江、胡的四中全會
江青政治集團被顛覆之後，中共代表大會開始正常舉行。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1979年9月25日至28日)，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顯然，中國的農業直接影響到國民正常生活，國家糧食無法自給(直到1990年代初才廢除糧票)。一年前的1978年，安徽小崗村農民分田到戶，而1979年春，《人民日報》發社論不准包產到戶，3月15日人民日報一版頭條刊發張浩來信，反對包產到戶。三中全會是不准包產到戶，四中全會是不要包產到戶。但現在呢，功勞記在鄧小平與陳雲們的帳上，而當時的會議記錄顯示，是華國鋒認可的山區農民可分田到戶，並對小崗村這樣已分田到戶的地方，不予追究，使四中全會之後，形成了分田到戶的全國性熱潮。到1982年，中共即開始了全國性的推廣分田到戶承包製，農業生產回歸了常態，但根本性的問題中共並沒有解決，即土地應該成為農民私有財產，國家沒有還地於民。
是生活困窘與絕境，逼迫小崗村這樣的地方農民分田到戶，回到自給自足的小農經營狀態，而地方政府默認，萬里、趙紫陽這樣的省級領導支持，中共高層則是被現實所喚醒，不僅承認了農民的「創造性」成果，不追究其「非法」責任，還加心推行，回歸農業生產常識，是對毛澤東時代人民公社的否定，農民不僅因此養活了自己，還養活了整個國家。是共產黨在引導人民，還是人民在引導共產黨?不言自明，但仍然有人不顧歷史史實，認為是共產黨養活了中國人民，是鄧小平作為總設計師改革了中國，使農民得到了溫飽過上了小康生活，其實農民分田到戶，是恢復幾千年的農業常態，是農民引導了萬里、鄧小平，而不是鄧小平策劃設計了分田到戶。
中共十二大之前，鄧小平策劃了剝奪華國鋒最高領導人職務，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才有中共十二大鄧小平主持大會，胡耀邦做報告(《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華國鋒時代被結束，會議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准鄧小平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云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中共第十二屆四中全會(1985年9月16日召開)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草案)》，決定將這個文件提請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審議。全會討論確定了關於進一步實現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新老合作和交替的原則。儘管葉劍英與黃克誠示範性地主動提出退出中央領導職位，但中共並沒有真正解決最高領導人退而不休、老人干政問題，最為嚴重的是，鄧小平開啟了槍指揮黨的新極權政治新時代，正是槍指揮黨，鄧小平才有可能在廢除中共最高領導人華國鋒之後，接著又廢除了胡耀邦與趙紫陽總書記職務(鄧小平是系列政治顛覆活動的總設計師)，並策劃製造了八九六四血案。
歷史因此翻到百年中國最慘痛的一頁，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全(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審議並通過了李鵬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江澤民被鄧小平扶上中國政治舞台。胡耀邦、趙紫陽積極推進的中國政治改革進程被劃上休止符，體制內政治改革力量基本被清除。
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以後，主要聚焦「黨建」。十四屆四中全會、十六屆四中全會、十七屆四中全會均以黨建為主題。
江澤民之後，黨的建設與黨的整風運動一波接一波，黨系被做大，趙紫陽時代開始的黨政分離，被黨委領導一切所代替，儘管從江時代不斷提出精簡政府工作人員，但精簡的同時，黨系仍然被做大，從村支書到各級黨支書，擁有絕對的權力，同時被做大的還有政法系，以政治代替法律，實際是以權力代替法律，穩定壓倒一切;宣傳系與政法系一樣，用所謂的宣傳維護穩定，封殺自由言論，製造繁榮景象。
習近平新政的第一個四中全會，主題是依法治國，相對於黨建主題，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十八屆四中全會，政法沙皇周永康個人或其體系會被清理，政法系維穩模式會被清理嗎?政法系超越法律，以權代法，以專政方式代法，發展與穩定壓倒法治與人權，仍然為害國家、國民，與政法系相毗鄰的是宣傳系，仍然坐擁宣傳沙皇之位，動輒封殺媒體與媒體人，對網絡控制無所不用其極。法治精神與法律條文，在宣傳系裡，見不到影子，宣傳系完全做到了電話管治，一切只有上級指令，沒有任何規則可言。
依法或依憲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中共如何成為一個合法的政黨(依法登記)、中共最高領導如何在憲法之下行使權力、甚至黨政分離、政法與宣傳系應該退回到中共內部組織中開展活動，而不應該直接干預政府與社會，等等，都將面臨重大改革與轉型。依法治國做實了，中國的憲政就開始轉型了，而做虛了，只會有行政層面的法治，法律將只是黨政的工具，用來治國治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