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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秘密調查胞妹張佩瑛猝死案始末

張佩瑛的手術方案,是在他領導下制訂。那此名醫,是他去請。那手術方案,是他送到張春橋妻子李文靜手中,請她「審閱」;

當張佩瑛突然死於手術台,是他當場痛哭不已;

他同張家的非同一般的關係,連他自己都承認,一九六六年,他第一次來到張家,張佩換的丈夫就對他說:「我們雖然沒有見過面,但佩瑛一直講你是她的好朋友。」

在「張死事件」發生之後,他跟張佩瑛丈夫的聯繫更加密切。調查組的一舉一動,通過他這根內線,把「信息」立即傳輸到張家……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晚,張佩瑛的丈夫約Y在他家見面。

當Y來到張家,張春橋的二弟張鐵橋、四弟張月橋、女兒張維維也在那裡。顯然,這是一次秘密聚會。

Y讀到了來自北京的最新指令-一張春橋寫給兒子毛弟(即張旗)的信:

……聽到姑姑逝世的消息,使我很震驚。為了革命事業,我己有七、八年沒有看見過她了。她逝世,我當然很難過,但也不很悲傷。因為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我思想上已準備全家被殺了。有多少好同志、好黨員,為黨為人民犧牲了自己的親人,我們也為黨貢獻一個親屬吧。你代我問小白、小蘭好!另外,你們自己在這個階級鬥爭複雜的情況下,要提高警惕,多加注意……

張春橋的信是寫給兒子的,話是講給別人聽的。這封信最清楚不過地表明了張春橋對張佩瑛之死的態度:絕不是徐景賢公開傳達的「春橋同志三點指示」所說的「不要去整出這次醫療事故的醫生」,而是認定張佩瑛是「在這階級鬥爭複雜的情況下」的犧牲品……

在輕聲的密談中,張的親屬清楚地表露了這樣的意思:必須以「階級鬥爭」的觀點徹底查清張佩瑛之死,但是作為親屬不便出面寫信給徐景賢,而Y是調查組成員,由他出面比較「自然」

Y心領神會,一口答應下來。

過了一天--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天,Y在下午來到密告信的另一位作者家中,一起寫成了那封密告信。信,一式兩份。一份送到徐景賢手中,另一份「抄送」張佩瑛丈夫手中。迅速地轉給張春橋……

暗一套,明一套。密告信是暗箭,而四月二十五日的「向家屬匯報會」,張的家屬公開亮相、施加壓力了。

在上海衛生局大樓二一三室里,根據家屬的要求,調查組向他們匯報著調查情況。

大抵由於張春橋慣於特務伎倆的緣故,他的兒子張旗也學得一二。他把一隻微型錄音機放在包中,步入二一三室,悄然錄下了調查組的匯報。

調查組的匯報,不斷被張的家屬粗暴地打斷,聲勢洶洶,不可一世。

調查組副組長、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副書記Fe在會上重申,「我們不僅要替死者負責,而且要為活人負責。」

張月橋當場質問她:「什麼替死者負責?我姐姐分明是被害死的!」

張佩瑛的丈夫唱的「調子」更高。他一口咬定F是「蓄意謀害」張佩瑛。

他說「F事先計劃周密,手法極為陰險,手術『殺人不見血,事後無證據』就連解剖屍體也查不出死亡原因。F制訂廠一套完整的殺人方案!」

他--這個一九四六年就已入黨的老黨員,居然說出這樣的話:

「這次,F害死了張佩瑛,是完成了林彪一夥制定的『五七一』工程反革命陰謀所要完成的任務!」

他們仗張春橋之勢欺人,那麼囂張,那樣兇狠,可謂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末了,張月橋冷冷地說:「我們認為這不是F一個人的問題,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我們也不再多流淚了,我們要起來鬥爭,一定要把問題徹底查清!」

終於,調查組被迫改組,重新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調查

好一個「有縫就查,有洞就鑽」

一提起密探、偵探之類,理所當然,首推英國作家柯南道爾筆下那位名震寰宇的福爾摩斯。此外,數得著的,誠然還有英國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筆下的矮個兒比利時偵探埃居爾·博阿洛,還有英國作家柯林筆下的探長克夫……然而,如果跟那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調查組」相比,都將大為遜色,自嘆弗如。

那個調查組見微知著,敏銳的日光遠遠勝過福爾摩斯鷹一樣的眼睛;那推理邏輯大大超過以思維嚴密著稱的博阿洛;至於那豐富的聯想力,則使克夫望塵莫及,甚至以富於幻想知名的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都得退讓三分!

Q有一句名言:「有縫就查,有洞就鑽。什麼都要查一查,讓領導放心。」

我和Q相談。我本以為,他對王秀珍點名擔當重任,勢必在公安部門工作過,有著豐富的偵審經驗。

不料,我問及他的身世,他竟從未與福爾摩斯為伍。他,山東人,長在東北,高小畢業,後來入北京建材學校速成班。一九五七年畢業,分配到上海工作。在造反大旗嘩啦嘩啦飄揚的年月,他當上了上海一家規模宏大的玻璃廠的「革委會」副主任。他結識了王秀珍,頗得青睞。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他已經接到調令,榮升建材工業部核心小組成員,擔任部級領導。正在他對上海市委的「栽培」感激莫名之時,忽然,四月二十四日,他接到緊急通知,前往「康辦」報到。

下午,他這個干玻璃行當的廠革委會副主任,跟上海市衛生局工宣隊政委一起,步入「康辦」小會議室

他倆剛在沙發上坐定,徐景賢和王秀珍就來了。

就這麼四個人密談,Q感到非同凡常。

果真,王秀珍宣布,要建立一個精悍、絕密的調查組,組長是那位工宣隊政委,副組長便是Q。王秀珍要他推遲前往建工部報到,一心一意地把調查工作搞好。

把他這麼個「部級」幹部,充任一個小小的調查組的副組長,未免有點「屈尊」。可是,當他聽罷王秀珍、徐景賢的談話,受寵若驚,連聲說:「感謝組織上的信任!我決不辜負如此重託!」

以下,是Q的工作筆記上,當場所記的王秀珍、徐景賢的原話。

王秀珍說:

「這個案子非常重要,是洪文同志交辦的。前些時候,春橋同志來過信,叫市委不要花很大力量去搞。他很謙虛。為了把這個案子搞個水落石出,讓你倆負責調查組,是經上海市委常委研究、報洪文同志同意的。這是對你們的信任和考驗。

「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你們不要就事論事來調查。要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上把問題搞清楚。」

「家屬寫過信,說是政治迫害。」

「要徹底揭發、徹底批判、徹底清查!」

徐景賢則說:

「這是洪文、文元同志交辦的案子,是一個嚴重的事件。」

「不要以為只是張佩瑛同志一個人的問題。」

「下去以後,要發動群眾、幹部。把前一階段的調查情況告訴群眾,發動群眾大揭大議。」

「調查的情況和問題,要隨時報告。」

「這個案子一定要保密。今後有事,直接與市委辦公室主任聯繫。」

聽罷,Q的心中像喝了蜜一樣甜。這樣的「通天大案」,不交給上海市警局,卻交在他手中。「中央首長」、「市委領導」的器重,使他感激涕零,連連唯唯是從。

Q覺得福爾摩斯可笑。福爾摩斯一生辦了那麼多的案子,哪一件是「中央首長」交辦的?哪有他那麼硬的靠山?

占領了一醫的一座小洋樓。四月二十八日,秘密調查組在極為嚴肅的氣氛中宣告成立。一架直線電話,成了小樓與「康辦」之間的「熱線」。

Q明白,徐景賢所說的直線聯繫的市委辦公室主任不過出於客套。他的「熱線」,徑直跟徐景賢的秘書張家龍聯繫。徐景賢隨時隨刻知道調查組的動向。

Q和他的前任---一醫黨委副書記Fe截然不同:Fe搞調查,依靠的是專家、教授、藥品檢驗報告、紅外分析報告、屍體解剖報告;Q呢?他憑藉舉世無雙的幻想力,無與倫比的「邏輯推理」。Fe從科學的角度,調查死因;Q則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高度,大刀闊斧地整人……

Q真的「有縫就查,有洞就鑽。」有了這樣的「靈魂」,秘密調查組的「豐功偉績」,幾乎可以編成一本《政治笑話集》……

大膽推理之一:把打字機「推理」為發報機

提審方兆麟的一份記錄,尊重「原著」,照錄於下

問:你的妻子萬廷鈺學英文吧?

答;學的。一般在下午七點。

問;你會幾種外文?

答:英文較熟練。俄文不太熟,法文學一點。

問:你給外國人寫信,用筆寫的嗎?

答:用打字機。單位里有打字機,可以打。我哥哥家裡也有打字機。「文革」中借過來,手提式的,牌子叫「雷米登」。去年(一九七三年)還給哥哥。

問;你說清楚一點,打字機是什麼時候借的?

答: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借的。

問:打了些什麼東西?

答:打過麻醉方面的書,打了沒幾次。去年,打了一本新書,叫「麻醉消毒」,上半年打的。打了好幾天。有時候,萬廷與玉也幫我撤幾下,她打些文章。打的資料,有些還在,有些丟掉了。

以上的提審記錄,真叫人如同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調查組查的是張佩瑛之死,怎麼跟方兆麟扯起了打字機來。

哦,我看了案卷,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一段提審記錄,從「萬廷鈺學英文」問起,旁敲側擊,問出了方兆麟的打字機的來歷、打宇時間……

事出有因。一個鄰居的孩子,生病在家,在中午的時候,忽聽得方家發出「啼、啼、啼」的聲音,約摸持續了五分鐘。

在「文革」之中,就連孩子的「階級鬥爭」覺悟,也是高高的。孩子馬上聯想起電影《無名島》中特務偷發電報的「啼、啼」聲。

這消息傳入調查組耳中。根據「有縫就查,有洞就鑽」的精神,方家這「啼、啼」聲當然需要查一查。因為調查組未經調查,已從王洪文那裡論定是「階級報復案」,方兆麟可能接受「帝修反」的「指示」。理所當然,方家的「啼、啼」聲,表明方兆麟可能像《無名島》裡的特務一樣,跟國外特務機關有著密切聯繫。

不過,經過實地秘密調查,有點令人失望。方兆麟住在離中山醫院只有一箭之遙的平江路一醫宿舍里。他住底樓,那個孩子住在三樓。房屋結構甚好。底樓即使開著收音機,三樓也聽不見。

從「作案」時間考慮,似乎也不對頭;因為方家地處交通要道,鄰居們上上下下都要路過他家門口。中午時來往的人尤多。他如果是「特務」,怎麼會在中午時間「發報」?

經過向電報局調查,發報員說:「一般的發報機聲,是一種較輕的打擊聲,不是電影中那樣的『啼、啼』聲!」

至此,本來早就可以結束「發報機」問題的調查。不過,調查組聽說有人反映,方家雙職工,有三個孩子,其中兩個小的是雙胞胎,方的經濟條件寬裕,卻不雇保姆,只請了一個白天來照料一下的短工!這被「推理」成方可能從事特務活動,生怕被保姆發現。

調查組到底有點「本事」,打聽到方兆麟的妻子在一九六七年生下雙胞胎時,奶水不夠,曾請過奶媽。那位奶媽住在方家,一定了解方家的詳細情況。

好不容易,查清了奶媽孔秀香在揚州鄉下的地址,又進一步查到她目前在上海哪家當保姆。調查組找到了她,外凋記錄如下

問:方家有帶電線、小燈泡的玩具?

答:小孩的玩具都放在我的小房間裡,沒有帶電線、小燈泡的玩具。

問:方家有外國來信嗎?

答:方家的信件不多。外國來信未見過,也未聽到過外國寄錢來。

問:有沒有聽見「嘀嘀嗒嗒」的聲音?

答:沒有,從來沒有聽見。

問:方家有壁櫥嗎?

答:沒有。方家只有衣櫥。

問:方家夫婦談文化大革命嗎?

答: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事,他們夫妻在家裡也談,不過我聽不懂內容。

問:常來方家的是什麼人?

答:有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弟弟、弟媳。沒有見過別的客人。

問:他聽收音機嗎?

答:他有一個半導體收音機。有時候,他把半導體放在耳朵邊聽,聽了一會兒又開大,放在桌子上聽。

雖然奶媽如實地否定了「帶電線、小燈泡的玩具」(亦即收發報機)和「嘀嘀嗒嗒」聲,但是她談及的半導體收音機看來是一條「縫」,調查組決定「鑽」一「鑽」。他們懷疑,這隻半導體收音機會不會是經過偽裝的收發報機?

他們設法取到那隻半導體的收音機,來到生產該機的上海無線電三廠,請技術員鑑定。

技術員寫下這樣的鑑定:

「此27A型中短波七管半導體收音機系本廠正式產品……搞收發報機一套,要有附件,要有裝置附件的地位。此機未發現裝置收發報機附件及其地位。」

調查組的大膽「推理」,一再碰壁,無法證明方家有收發報機。但是,那「啼、啼、啼」聲仿佛一直在他們耳邊響著,尚未查個水落石出。

有人提出,會不會是打字機的聲音?

可是,他們到方家查過,沒有見到打字機,哪來打字機的聲音?

終於,他們決定提審方兆麟,問起了英文打字機……

他們又從方兆麟的哥哥處,查證了是否確實把打字機借給方兆麟,甚至還查看了那台英文打字機,摸了又摸,確實並非收發報機,才結束了這一問題的調查!

大膽推理之二:由送大黃魚「推理」為共犯

調查組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他們接到重要情報:在張佩瑛猝死的當天晚上,有人送大黃魚到方家!這,顯然是「階級鬥爭新動向」:你想想,方兆麟進行「階級報復」,「害」死了張佩瑛,居然有人立即送大黃色表示「慰問」,此人極可能是「共犯」!

這一線索,絕不可放過。

他們使出了比福爾摩斯高超百倍的偵查功夫,很快就查明:三月三十日晚,上海基礎公司第三工程隊起重工虞國夫給方家送去兩條大黃魚。

於是,虞國夫立即成了調查組的審查對象。

調查組查閱了虞國夫的檔案,在檔案中似乎沒有什麼「刻骨仇恨」之類記載。因為虞國夫只不過是一名青年工人,檔案材料非常簡單。

他們決定找虞國夫正面「交鋒」,要他「交代」在兩條大黃魚的背後,隱藏著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以下,便是由兩條大黃魚引出的一段「審查」。虞國夫的「交代」,迄今仍保存在那一堆秘密檔案之中。現原文照錄,可看出當年的調查組神經過敏到了何等地步:

一九六九年,我在上海日暉港裝卸污水管時,認識了萬廷鈺。當時,我是起重工,萬是醫生。一九七○年底或一九七一年初,在大屯又碰到萬廷鈺。我在三隊,她在四隊,有一次我返回上海,萬托我帶東西,帶的是一隻箱子及一些零星的東西。回上海以後,我把東西送到她家,這才認識了方兆麟。

以上,算是詳盡地「交代」了他與萬廷鈺、方兆麟的「認識申」。接著,在調查組的逼問之下,他開始「交代」大黃魚問題:

去年(一九七三年)十月,我臉上生了一個東西,慢慢大起來了。我想他們都是醫生,想托他們找熟人開刀,以便使刀疤能否小一點。我跟他們的來往多了一點。萬廷針和上電醫院龔醫生很關心我,曾替我介紹女朋友。由萬醫生和龔醫生當介紹人,我認識了那個女朋友。見面以後,不成功,我也就算了。時間是在今年過年之後,在方醫生出事情前一個月左右。

雖然女朋友不跟我來往了,但是我仍很感謝萬醫生。三月三十日,正好是方醫生出事情的那天,我買到幾條大黃魚。我就在下班之後,晚上七點鐘,送到方家。當時,方醫生還沒有回來。萬醫生叫我坐在沙發上。她的女兒也在家。萬醫生說,女朋友的事,我以後替你再留意,你臉上的皮下囊腫還是要抓緊開刀。我問起方醫生怎麼還沒有回家,她說「方醫生今天為張春橋的妹妹開刀,忙得很。」

調查至此,大黃魚的來歷已經一清二楚,大黃魚與本案無關亦已明明白白。但是,調查組還要查下去,繼續盤問虞國夫。無奈,虞國夫只得再作「交代」:

大約八點鐘以後,方兆麟回來了。萬醫生問他,手術怎麼樣?方說,很不順利。萬又問到底是怎麼回事。方說:司XX針(對不起,我只記得「司」,講不出名字來)打下去以後,就不來事啦。關於開刀的事,他們講了一會兒,我聽不大懂。我見他們夫妻面色不好看,我坐在那裡覺得不自然。我對萬醫生說,我該走了。萬醫生說,不送你了。

我在他家,總共只一個多小時。談話的時候,我和萬醫生坐在沙發上,方醫生坐在對面的凳子上。

調查組並不輕信虞國夫一面之詞,又分別審問了方兆麟和萬延鈺,口供相符,這才排除了虞國夫的「共犯」的嫌疑。

不過,虞國夫在談到萬醫生為他介紹女朋友時,另一個介紹人為「上電醫院龔醫生」。看來,龔醫生跟方家關係密切。調查組對於這條縫,又要查一查!

大膽推理之三:替人做媒招致立案審查

「上電醫院龔醫生」,調查組一查就查明了:上海電業職工醫院麻醉護士龔雅琴,女,四十歲。

調查組火速趕往上海電業職工醫院,與龔雅琴短兵相接。

初次外調,調查組便發現,龔雅琴確實跟方氏夫婦關係密切:

與方兆麟的關係--龔雅琴早在一九五三年入中山醫院進修麻醉業務時,就認識方兆麟。一九七三年八月,龔雅琴調往上電醫院之後,一直把方兆麟當作「業務靠山」,遇到疑難便向方兆麟請教。

與萬廷鈺的關係--龔雅琴一九五三年進中山醫院時,萬廷鈺是開刀間護士,彼此相識。這些年,一直有來往。一九七四年二月,龔和萬曾一起到長寧電影院看電影。為了替虞國夫做媒,又和萬一起陪虞及其女友到人民電影院看電影。

在調查組的眼中,「關係密切」成了「共犯」的嫌疑。

龔雅琴比虞國夫更不幸。虞國夫送了兩條大黃魚,遭到審查,而龔雅琴替虞國夫作筏,竟被調查組立案審查!

在調查組的絕密檔案中,有一厚冊便是龔雅琴立案審查材料,總共收入三十三份材料!

翻開案卷,首頁標題,赫然入目:《關於對張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嫌疑對象龔雅琴的審查結案報告》!

報告居然振振有詞地開列了三條「審查理由」:

一,發現龔雅琴在張佩瑛同志死亡事件前後與方兆麟及方妻萬廷鈺來往密切,活動頻繁。

二,據揭發方兆群的材料提供:「懷疑方兆麟於三月二十九日晚(事故前一天)九時左右,騎自行車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駛」。龔家也住在淮海中路XXX弄XX號。

三,龔及其夫有參與作案的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

鑑於上述理由,認為有必要對龔雅琴的政治面貌、龔雅琴在「張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進行調查。

咄咄逼人的口氣,幾乎欲置無辜的龔雅琴於死地!

調查組居然開列了龔雅琴的「五大問題」,查她,查她的丈夫,查她的父母……

限於篇幅,本文無法-一例舉調查組對那「五大問題」的種種審查,這裡僅以調查龔雅琴在「張死事件」前後與方兆麟的聯繫為例,便可見調查組曾花費了多少氣力!

調查組不厭其煩地「考證」了龔雅琴在「張死事件」前一天及當日的活動:

三月二十九日,龔雅琴上午在手術室,做顎裂手術。下午在科內業務學習。晚,科內政治學習。然後值夜班。沒有發現調班或有人代班等情況。也沒有發現龔雅琴與院外有電話聯繫。

以上情況,有五份旁證,一份本人交代,還附上電醫院工作人員值班表。

三月三十日,龔雅琴在上午和本院外科醫生、內科醫生一起到瑞金醫院觀看闌尾針刺麻醉手術,十一時結束。下午在本院參加一例頭皮再植手術,五時離院。

又是三人旁證,本人交代。

最為詳細的調查,要算「考證」龔雅琴何時獲知「張死」消息。

據龔雅琴本人交代,她是在四月八日,亦即「張死」之後第九天,才得知這一消息的。

調查組認定,龔雅琴在耍花招!因為「龔及其夫有參與作案的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有著「共犯」的極大嫌疑,怎麼可能直到「張死」之後第九天才知道的呢?

里里外外地查,一個一個地問,調查組把上電醫院搞得人心惶惶。

賣身求榮者雖有,但畢竟不多,上電醫院的醫師、護士們,在審查面前不說假,不誣陷加害於人,使調查組抓不住任何把柄,不得不寫出如此曲折、如此繁瑣的查證:

標題--《龔雅琴如何獲得方兆麟出事的消息》。

查證--「據查,在上電醫院內第一個說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是醫務組副組長邵幼善。他的消息來源是通過其子邵元麟在瑞金醫院外科進修的機會,從那裡聽到後,向其父轉告的。四月八日,邵幼善進手術室時,將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又告訴護士趙影,要她在麻醉用藥時多加小心。當時還提到,『不要給龔雅琴聽見』。同時在場的有外科主任黃士勤等。同一天,黃士勤遇見龔雅琴就問:『是否知道方兆麟出事?』龔雅琴一呆,回答:『沒有聽說。』黃士勤就把從邵幼善那裡聽來的情況告訴龔雅琴,並說明是『聽邵幼善講的』。」

附件--(1)外科主任黃士勤旁證;(2)手術室趙影旁證;(3)邵幼善之子邵元麟旁證;(4)方兆麟交代;(5)萬延鈺交代;(6)龔雅琴交代。

就這樣,一個與」張死事件「風馬牛不相干的女護士龔雅琴,遭到無端」立案審查「!

調查組的成員們忙得「廢寢忘食」。像他們如此這般的荒唐調查,即便是福爾摩斯,恐怕也會累得倒下!

大膽推理之四:妻子是丈夫的「同謀」

關於龔雅琴的」立案審查「理由之二中提到,據揭發,「懷疑方兆麟於三月二十日晚九時左右,騎自行車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駛」。在調查組的眼裡,這是極端重要的「敵情」!

須知,方兆麟在」蓄意謀害「張佩瑛的前夜,騎著自行車外出,必定是進行「預謀」!尤其是晚九時左右還騎車外出,行蹤蹊蹺,值得打上個大問號。

龔雅琴家不巧正住在淮海中路,受到牽連。方兆麟的妻子萬廷鈺,竟也受此連累。

本來,「一人做事一人當」,夫是夫,妻是妻。在那種無法無天的年月,方兆麟成為」政治謀殺犯「,理所當然,妻子萬廷鈺成了嫌疑最大的「同謀」。調查組對萬廷鈺進行「立案審查」,其中重要的一條理由,便是萬廷鈺在」張死「前夜於上海耳鼻喉醫院值班,而這家醫院正巧在「淮海中路方向」!

調查組調查了萬廷鈺開出的處方、病人病假單,查閱了病人病歷,證實「張死」前夜,萬廷鈺確實在上海耳鼻喉醫院值夜班。如果方兆麟在夜九點去醫院找她,那必定與她商量第二天如何作案。

馬上有人反映,方兆麟在夜裡來過耳鼻喉醫院,給萬廷鈺送過東西!

「重大線索!追!」調查組死死抓住這一問題,要萬廷鈺「交代」。

妻子蒙受不白之冤。在絕密檔案中,有一厚本《萬廷鈺談話記錄》。僅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一日不到三個月內,調查組便審問萬延鈺達二十三次之多。每一次審問,都作了詳細記錄。其中有一次審問記錄,竟達十九頁!

妻子一下子就瘦了三十多斤!

其實,在「張死」前夜,萬廷鈺自早上八點至下午兩點,在醫院值班,中午未回家,未與方兆麟見過面。而那天下午方兆麟在中山醫院,從晚六時至夜九時,在一醫黨委辦公室出席針刺麻醉會議。萬延鈺則從晚七時至次日晨八時在耳鼻喉醫院值班。妻子根本沒有與丈夫照面,毫無「預謀」的「跡象」。

可是,調查組一口咬定,有人見到方兆麟連夜去過耳鼻喉醫院,送過東西。

「方兆麟真的來過嗎?他送過東西,送什麼東西?」妻子苦苦思索,回憶。

幸虧她的大腦記憶倉庫之中,還儲存著方兆麟送蛋糕的印象。

記起來了記起來了,她終於寫出了「交代」,標題就叫《關於方兆麟到醫院裡送蛋糕一事》:

今年二月六日前後,有一大晚上,我在汾陽路耳鼻喉醫院值急診夜班(晚上七點至次日晨八點)。七時許,我女兒來醫院洗澡,洗完澡到急診室來梳頭,約八時回家。到家後洗衣服,發現一隻塑料梳子不見了,便對方兆麟說:「我剛才在媽媽急診室里還梳頭.不知會不會丟在急診室?」方兆麟說:「要不要去找一找?」方兆麟拿起飯盒,裝了一個蛋糕,放在網袋裡,騎自行車來醫院……

純屬家庭瑣事,只是陰差陽錯,被調查組誤接鏡頭,接到了「張死」前夜!

調查組向萬廷鈺的同事調查,向萬廷針的女兒調查,又要方兆麟多次交代,直至確證「送蛋糕」不在「張死」前夜……

萬延鈺無端遭到審查還不算,甚至牽連到她的父母、叔叔和其他親友。調查組到處查「縫」找「洞」,隨意整人,大有株連九族的勢頭……

大膽推理之五:姐夫幾乎成為「殺人兇手」

調查組從萬廷釺身上沒有查到「政治陷害」的證據,依然緊抓方兆麟「騎自行車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駛」這一「重大線索」不放。

他們把方家住在淮海中路一帶的親友名單、地址,都一一開列出來。

方兆麟的二姐方秀梅、二姐夫李精武住在淮海中路XXXX號XX室,一下於就引起了調查組的注意。

真是天下奇聞,光憑家住淮海中路,李精武、方秀梅便成了「立案審查」對象!

這一查,不得了,從李精武身上撬開了一條縫,差一點把他打成「殺人兇手」!

我翻閱著厚厚的《關於對張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嫌疑對象李精武審查報告》,整個案卷收入三十七份審查材料。我一邊看著,一邊暗暗替李精武捏了一把汗。

真是無巧不成書,就介方兆麟被誣為「謀殺」張佩瑛之際,調查組查出了李精武「謀殺」華汾的重要「證據」。雖說張佩瑛之死與華汾之死毫不相於,但是,調查組的「階級鬥爭覺悟」甚高,馬上作了「推理」:李精武「謀殺」了華汾.勢必會參與「謀殺」張佩瑛!

調查組在「立案依據」上,便明確寫著:「為查清李精武是否參與謀殺張佩瑛同志的嫌疑問題,特立案對李精武進行審查。」白紙黑字,清清楚楚!

「謀殺」,何等驚心動魄的字眼.怎麼會落到李精武頭上?

李精武,上海某中學數學教帥。華汾,女,身材高大,與李精武同校,也是數學教師。

李精武怎麼會「謀殺」同事華汾呢?

又是「有人反映」!雖然案卷上清楚地寫明反映者的姓名,本義暫且略去。此人說得有聲有色:一九六一匕年四月十九日廠午,華汾來到李精武家。李精武一邊請她喝茶,一邊談著。李與華在「文革」初朔,本屬一派群眾組織,後來產生分歧。華汾到李家,勸說李精武不要分裂。華汾喝了李精武的茶,回到家中,突然發病,急送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翌日凌晨,華汾身亡。死者渾身青紫。

這句「死者渾身青紫」,使調查組頓時聯想到張佩瑛死時也渾身青紫。他們猜測,李精武會不會是「主謀」,以同樣的「毒藥」毒死了華汾和張佩瑛?

這是「重大發現」,這是「重要線索」李精武差一點被押上斷頭台!

千幸萬幸,面對如此重大的「嫌疑」,許多被調查者根據事實說真話--一如果有人投井下石的話,李精武就不堪設想了!

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董興康醫師,當年曾負責搶救華汾。董興康醫師明確指出,華汾死於高血壓腦溢血,絕非被人謀害致死。華汾個性好強,除了向要好同事講起過自己有婦女病之外,從未談及高血壓症,加上她身材高大,於是給人以身體健壯的印象。其實,據病歷記載,她懷孕時便查出血壓極高。她的父親高血壓。她的親戚中也有不少患高血壓。她自己也時有心跳過快、頭昏的感覺,甚至曾突然暈倒在地。根據這些情況,可斷定華汾死於高血壓腦溢血。

上海市警局法醫室則解釋了「死者渾身青紫」的原因:華汾死於凌晨,而同事們來看她遺體已是上午,她已死亡多時,遺體當然會發青發紫。

調查組以豐富的想像力,對李精武提出新的懷疑:可能李精武已事先知道華汾患高血壓症,於是在茶水中加了一種藥物,使華份的血壓猛然升高,達到「謀殺」的目的。

上海市警局法醫處和上海藥品檢驗所的答覆,既嚴肅,又幽默:在我們多年的工作中,從未發現用藥使血壓上升導致死亡的謀殺案件!

科學從不與荒唐為伍。鐵的事實,無情地嘲弄了那個草包調查組。

在李精武身上,他們本以為可以撬開一條大縫,無奈,撬斷了棍子,白費力氣!

我看罷李精武案卷,不由得替他慶幸:他總算沒有被那個發瘋了的調查組置於死地。

大膽推理之六:大哥成了「幫凶」

禍水殃及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

方兆祥最初引起調查組的注意,是因為他和妻子孫用余在「張死」之前,於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兩次來到弟弟方兆麟家。

兄弟之間,有來有往,本乃人之常情。何況大哥、大嫂兩次來訪,是因為大嫂孫用余準備到中山醫院作乳房切除手術。既然弟弟方兆麟是中山醫院醫生,找他了解一些手術情況,更是極為正常的來往。

不料,調查組把這也作為「重要動向」:早不來,晚不來,為什麼在「張死」之前頻頻而來?何況夫妻雙雙同來,必有陰謀!

顯然,這又是一條「縫」。「查!」調查組撲向方兆祥的工作單位--上海製藥二廠。

說實在的,大哥方兆祥身上、可以說既無「縫」,又無「洞」:他,生於一九一二一年。一九四四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理學院化學系。一九五四年入黨。一九五六年被評為上海市勞動模範。歷任生產技術科長、副廠長、總工程師。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未受到大的衝擊,仍任上海製藥二廠廠革委會常委、技術級負責人。

調查組不管二七二十一,一到該廠,就查方兆祥的幹部檔案。方兆祥的歷史清清楚楚,打不上什麼問號。

陡地,方兆祥自傳上一句極其平常的話,被調查組那靈敏的嗅覺聞出了問題:

「一兒五六年左右,在五洲製藥廠工作時,曾與開明化學廠朱先生聯合試製過笑氣。」

好傢夥,你原來試製過笑氣!你一定深知笑氣的性能。你弟弟正是用笑氣毒死張佩瑛--你顯然是「幫凶」,甚至可能是「主犯」!

興奮,以至近乎發狂。調查組以為能從方兆祥的自傳中,找出如此重要破案線索,陷入極度的亢奮之中。

於是,調查組揮筆疾書,寫下了對方兆祥「立案審查依據」。

方兆祥系張佩瑛問志死亡事件肇事者方兆麟之大哥

……方兆祥在出事前後,與方兆麟接觸往來頻繁。又,方兆祥於一九五六年曾在五洲藥廠工作過,參加笑氣試製工作。我們根據上述情況,結合其複雜的社會關係、海外關係等問題,為弄清其是否參與謀害張佩瑛同志,於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開始對其進行立案審查。

最使人驚心怵目的是,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

以預謀來分析,方兆祥是掌握笑氣的性能的,而且在方兆麟出事前的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連續兩次到方兆麟家,又據萬廷鈺交代,出事後的三月三十一日方兆祥夫婦也來過。他們很有可能在笑氣瓶中加進其他藥

物而促進死亡,需要作進一步調查……

如來調查組的這「推理」得到「證實」,非但方兆麟要判處死罪,而且方兆祥也人頭難保。

調查組又開始「求證」這樣欲置人死地的命題……

他們詳盡調查了方兆祥當年參加試製笑氣的過程。

笑氣其實是俗名,化學學名叫「一氧化二氮」。是無色而微臭的氣體。早在一七九九年,英國化學家戴維首光發現,人一日吸入這種氣體,就會忍俊不禁,狂笑不已。他曾一邊吸入少量關氣,一邊瘋瘋癲癲地在實驗室里跳舞。

很偶然,有一次戴維牙痛,吸了點笑氣就不痛了。從此、笑氣成了牙科醫師常用的麻醉劑。後來,越用越普遍,成為外科手術中常用的氣體麻醉劑。

這種使人笑、使人醉的奇妙氣體,過六一直依賴從國外進口,我國不會生產。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醫郭星孫,是一位興趣非常廣泛的人。除了行醫之外,也喜歡騎摩托車、打獵,還愛做點化學實驗。他居然把家裡一間亭子間作為化學實驗室,自己動手,製成了笑氣、為此《人民日報》在一九五四年十一件作了報導。

這篇報導發表之後,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

上海第一醫學院吳珏教授表示願意令作,把郭星孫的笑氣用於臨床;

上海市警局消防處讀報後大驚,因為笑氣易燃,會惹出火災,就發出通知,禁止郭星孫在亭子間裡試製;

上海製藥專業公司來找郭星孫,希望轉讓技術,由他們投入生產。

調查組從上海第五製藥廠的技術資料中,花費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查到當年試製笑氣的技術檔案:

(科NO.5)

試製笑氣(NitrousOxide)

日期: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五日。

地點:租借上海虹橋路九六一開四號個中化學社之一幢紅磚房(經市警局消防處問意試製三個月)。

組織領導:上海市製藥專業公司。

技術小組名單:

組長--高福為(五洲藥廠總工程師)。

副組長兼顧問--郭星孫醫師。

組員--

朱吟龍(開明化學工業社負責人)。

倪關清(企中化學工業社負責人)。

方兆祥(五洲藥廠生產技術和科長)。

傅伍堯(五洲藥廠總工程師)。

吳珏,章開平。

產量--每月七十公斤,總共生產二百公斤

……

這份歷史性技術文件,清楚地天明,萬兆祥是我國策一批笑氣的試製者之一。

這本是方兆祥對中國製藥工業的貢獻。不料,這種笑、醉兼具的古怪氣體。跟方兆祥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十八年後,竟發生如此的巧合:張佩瑛死於國產的笑氣,而麻醉師恰恰是方兆祥之弟!

於是,他的貢獻,反成了罪孽!

我國的笑氣生產,自「文革」開始,便停止了。方兆麟所用的笑氣,是上海天星化工廠生產的,在中山醫院的倉庫中已沉睡了十幾年。「文革」中。麻醉手術幾乎不用笑氣。只是考慮到張佩瑛是張春橋的妹妹,方兆麟才動用了庫存不多的笑氣。不料,也正因為多年不用笑氣,葉醫師把突氣瓶裝錯了,方醫師也未能發覺,以致釀成醫療事故:笑氣只起麻醉作用,不能幫助呼吸。當面罩中充滿了笑氣,患者即窒息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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