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抵達那一刻，上海外灘上的絕大多數人沒有察覺到任何徵兆。
2014年與2015年交接時分的外灘是一個五光十色的噩夢，事後有人形容這是一個地獄般的地方。造成36人死亡的嚴重踩踏事件發生後，冷空氣中充斥著不安的尖叫，地上滿是血跡、嘔吐物、撕裂的服飾和散落的物件。在事發地，墮胎演變為波浪。很多人一度被擠到窒息——參與救治的4家醫院收治了不少此類症狀的傷者。
在接收傷員最多的長征醫院，一位傷者原本是陪別人就診，回家卻發現自己胸部不適，後被診斷為胸部輕微挫傷。不過，在面目全非、臉色鐵青的死者面前，骨折、軟組織挫傷甚至是急性腎損傷簡直都算得上是死裡逃生的運氣了。
被緊急抽調到救治專家組的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胸外科醫生范虹說，他接觸的傷者主要是創傷性窒息。他們受傷時因被壓「瀕死感強烈」，再加上目睹親友在身邊故去，獲救後延續了無助和憂鬱的情緒。
因此，在幾家醫院的監護室里，范虹看到一些傷者出於焦慮堅持要站起來，另一些人則躺在病床上，默默流淚。
瑞金醫院副院長陳爾真介紹，該院收治的一名女孩傷勢不重，但一直「打哆嗦」，拒絕說話，存在反應性的精神障礙，經過一番心理疏導才肯開口。
個體的力量在死神降臨的十幾分鐘裡顯得格外卑微。一位在場的年輕人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他想要打個電話，卻連掏出手機這個簡單動作都沒有辦法實現。
不斷有人帶著後怕，回憶起當時目睹身邊人暈倒或突然消失的體驗。年輕的插畫師肖吉說，他看著一個個人在眼前暈倒，被「嚇住了」，「別找我採訪，把這種事情一遍遍回憶、一遍遍重放是很糟糕的」。
事發時，肖吉在外灘陳毅廣場通往觀景平台的台階上。36個生命就斷送在那上行和下行墮胎沒有分隔的17級台階上。台階構成的是緩坡，迄今沒有人能說清當時究竟是因為某一個人的不慎踩空，還是墮胎中的某個惡作劇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那是密集人群組成的炸藥桶，只需一個很小的火星就足以引燃，即使近在咫尺的當事人也不明所以。
肖吉斷言其中有人禍因素。他說，一開始還沒事，但上面有幾個看客在「推波助瀾」，他們自恃位置較好，對下面喊：「你們快點擠，我們這裡視野可好了!」他對這些看客持有深切的痛恨。
處於樓梯邊緣的肖吉往上走的時候與死神擦肩而過。上面的人群突然就倒了下來，他因處於邊緣，躲過了人群的下壓。據他回憶，在那一瞬間，人群被壓得一動不動，一片哭喊聲，他「愣了好久」，開始幫助解救那些被壓者。
在場的另一名年輕男士陸震宇估計，混亂的狀態持續了大約10分鐘。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事發前他和朋友處在呼吸困難的台階上，本來想到觀景平台找個位置，但實在上不去，台階處有人在喊「下去!下去」，他就隨著墮胎被慢慢推下，但和朋友走散了。
1988年出生、任職於上海成浪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的陸震宇說，當時沒有人起鬨，確實是台階上太擠了。他身邊一對夫妻帶著一個6歲孩子——他之所以知道孩子的年齡，是因為夫妻倆拼命在喊：「不要推了，這邊還有一個6歲的孩子!」
人群倒下時，陸震宇被擠得身體傾斜，卡在半空，雙腳離地，身下還壓著別人，上面有人向他壓過來。他腰部以下完全不能活動，疼得直冒冷汗，只能儘量讓上半身暴露在空氣中，以保證呼吸的暢通。他身後不知是誰，在掙扎中抓住救命稻草一樣抓住了他的頭髮，而前面只露出半個腦袋的女孩絕望地拉著他說：「救救我，我不行了」。與此同時，他身邊有人完全沒有了動靜。求救聲和打罵聲不絕於耳，令人作嘔的氣味在空氣中傳遞。他愛莫能助，「眼睜睜地看著旁邊的人一個個倒了下去」。
他也逐漸呼吸不暢。他猜測，如果再多10分鐘，自己也許就會支撐不住。幸虧，人們意識到了事件的嚴重，開始有人拿著喇叭，指揮人們後退。
距離台階處10米左右、當時在陳毅廣場上的上海大學學生姚岳龍也注意到，確實有位女士手持喇叭喊話呼籲讓路。他記得喊話者穿的並非制服。
姚岳龍原本也在往樓梯方向走，他聽到反方向的人群提醒「前面出事了」，上面有人在喊「往後退」。但他說，很多人起初沒當回事，以為只是上面的人想要下來而已。
事發不到10分鐘，先是個別人帶頭，然後是十幾個年輕人帶頭喊起了有節奏的「往後退、往後退」。姚岳龍聽到了變得整齊的喊號聲。
齊聲喊號的人位於陸震宇右方的欄杆附近，聽到「往後退、往後退」，他感覺有救了。
在專業救援力量到來之前，就是這些「喇叭姐」、「後退哥」之類的普通人，鼓舞人們展開了自救。
上海市警局黃浦分局指揮中心副指揮長蔡立新表示，當天23時30分，警方注意到陳毅廣場出現墮胎異常情況，但已經無法迅速進入現場，最後採取強行切入的方式，用時比正常時間多了5至8分鐘。
肖吉在最初的愣神之後，曾試著往外拉人，因為擁擠，只拉出兩個就拉不動了。他只能握著兩個人的手，「給他們鼓勵」。人一個個在他眼前暈倒。
他感覺是「大概過了15分鐘」，後面的人開始能動了。他再次幫著往外拉人，被拉出的人下面還是人，暈厥、窒息、臉色已經發青的人。他大概數了數，有五六個人一動不動，可能是「徹底死了」。在哭喊聲中，有人在幫傷者做人工呼吸。
而雙腳終於重獲自由的陸震宇，立即把前面求助的女孩拉了出來，轉身又去找自己的朋友。他看到有20多人疊在一起躺著。他和幾個陌生人一起，把那些奄奄一息或是無法呼吸的人拖出來，旁邊一直有各種撥打「110」或「120」的通話聲。他也注意到，旁邊有人在拿著手機拍照。他表示，不明白這些人「抱著一種怎樣的心態」。
他觀察到，躺在地上的那些人，有人被踩得面目全非，臉上全是口子，所幸呼吸尚存。有的在抽搐，嘴邊帶著白沫或是血跡，有人整張臉是紫色而腫脹的。但很多人與他一樣不懂急救，不敢採取任何措施，「干看著」。
根據他的記憶，等到他們把死傷者全部搬到台階上的空地差不多是在23時50分左右。而姚岳龍的估計與此相符：在事發一二十分鐘後，他看到一些人陸續被抬下來，從台階的側面往下「遞」。幾個大學生模樣的人在抬傷者，還招呼人一起幫忙。台階下的人群艱難地讓出了一個相對鬆散的範圍，傷者暫時停放在那裡。
台階上下都陷入了相似的慌亂：咆哮著詢問誰懂急救的聲音，迫切地為傷者做人工呼吸的動作，對戀人的呼喊，還有對朋友的喊話。
對於置身其中的人來說，最為諷刺的是，當他們面對生離死別，就在不遠的地方，大批根本意識不到事件嚴重性的人，開始跟著東方明珠電視塔或「上海中心」的倒數計時開始了迎接地球又一輪自轉的倒數計時：5、4、3、2、1……
後來一個被不約而同用來形容此情此景的詞語是「一步之遙」：生和死只差一步，歡樂與哀痛只差一步。肖吉說，這是自己頭一次離死這麼近，又這麼渴望生。事發40多分鐘後，他在微信里對朋友講述這「最悲涼」的跨年經歷，最後寫了一句：「呵呵，新年快樂。」
被「拉」出來的傷者最後被轉移到陳毅廣場旁邊的馬路上，從這裡運往醫院。大隊到場的警察在這裡圍起人牆。據很多人向記者回憶，由於馬路擁堵，救護車在零點過後終於呼嘯著到來，警車、公共汽車都曾用於運送傷員。
受了一點皮外傷、但自認為擁有「特種部隊」體格的陸震宇，與兩個朋友一起參與了對傷員從台階到地面到馬路再到救護車的轉移。最後，他體力不支，左腿抽筋，「搬的時候跪倒在地」，被朋友帶離現場。
陸震宇說，他無法判斷當時的施救者中是否有專業醫護人員，能看出很多人在自發施救，「基本上能幫忙的都在幫忙，包括一些女孩子」。
參與救人者中，浙江省溫州市兒童醫院兒童感染科護士吳小小屬於專業人員。她和3名大學同學約好坐著火車趕到上海外灘迎接新年，但在零點到來前感到危險臨近，儘量去人少的地方，卻沒能逃脫被衝散的命運。
吳小小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她和另一位做護士的同學潘盈盈在一起，恰好到了警察設立的臨時隔離區附近。她聽到警察扯著嗓子問「有人受傷了，有沒有學醫的」。她們倆往隔離區擠過去，邊擠邊喊「我是護士」，隨後被警察放入。
當時，她們看到地上有十幾個傷員，幾位外國人在施救。一個老外志願者看上去已經做了很久的心肺復甦，可能需要替換。她上前想要捕手，對方不清楚她的身份，搖頭拒絕。她趕緊用英文告訴對方，自己是一名護士。這位外國人示意她幫患者做人工呼吸。他按壓30次，吳小小就給傷者做兩次人工呼吸。嚴格按照急救要求，在沒有防護措施的情況下不能實施口對口人工呼吸。但她已經顧不上了。
吳小小憑她的經驗判斷，在場的施救者中只有有限幾人懂得急救。當時也沒有用於做心肺復甦的加壓皮囊。她和潘盈盈因實施心肺復甦手臂無比酸脹。她們還要去查看其他傷者，有人身上都是血跡，有人口裡往外流血，看起來是內出血的症狀。也有一部分人瞳孔放大，失去生命體徵了。
「我不記得到底查看了多少傷者。只能盡力去做，告訴輕傷患者怎麼自己處置。」吳小小說。
她們最後與那幾位外國人分別離開了現場，沒有留下聯繫方式。她只記得他們個子很高，皮膚很白，似乎是歐洲人，其中似乎有一對是夫妻。
生命的接力棒交到了4家醫院。長征醫院影像科醫生施曉雷在事件發生時，恰好剛從醫院下班，和同事出發去外灘參加跨年活動。他們如願參與了倒數計時，但並不知踩踏事件的存在，直到發現正為一名傷者做胸外按壓的警察。
跟溫州來的吳小小護士一樣，施曉雷醫生向警察表明身份後進入了隔離區。他們把一名重傷的女士抱上一輛「可能是臨時徵用的麵包車」，在兩名警察的陪同下回到了長征醫院。那是長征醫院收到的第一個此次踩踏事件造成的傷員，最後不治身亡。1991年出生的施曉雷和同事疲憊而失落，但他預料不到當晚事態的進展——對他、對上海的很多醫護人員來說，這將是一個不眠之夜。
他一度回到辦公室里準備入睡，但因故回到一樓，電梯門打開時他驚呆了：大廳里全是人，家屬、警察、領導、保全，清創室里橫七豎八躺著死者，急診科「忙翻了天」。2015年的曙光還沒到來，他已加入了一場與死神的賽跑。「因為我是醫生」，他在這一天的日誌里說。
死神其實已經走遠，帶走了36個年輕的生命，在肇事區留了一地令人哀傷的手套、圍巾、眼鏡還有鞋子——這些鞋子為了跨年出現在這裡，最終沒有跨過新年。
從這一片狼藉中劫後餘生的陸震宇決定，自己要去認真地找一個好姑娘做女朋友了，在新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