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紅彥
身陷重圍保護閻紅彥
這年八月下旬，昆明地區成立了造反派組織，造反派們和隨著成昆鐵路通車而大量湧入的外地紅衛兵一起，以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熱，炮轟這裡，火燒那裡。省委自然是他們的攻擊目標，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閻紅彥，更是集中攻擊的對象。當時我心急如焚，一是擔心紅彥同志的人身安全。他是省委的核心，如果他有三長兩短，省委勢必大亂，因此我把他接到軍區來住，布置了力量保護他，但他感到這樣不方便工作，幾天後就回去了。我擔心的第二件事是怕亂了部隊。雲南是邊疆省份，如果部隊受到造反派影響也亂起來，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軍區黨委為此採取了一些穩定部隊的措施。
大概是十月間，根據林彪一夥的安排，軍區機關也開展了「文化大革命」。早就摩拳擦掌的軍內造反派立即行動，我自然是攻擊的首要目標。保護閻紅彥，被列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大罪狀，日常的工作作風問題、生活細節等問題都是被批鬥的內容，我被扣上了走資派的帽子。因為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是黨委領導的，所以一開始，我還是把它當成過去經歷過多次的政治運動一樣對待，認為不管群眾提什麼，我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向群眾誠懇地做檢查就可以了。誰知軍區黨委這時已根本掌握不了運動的主動權。造反派想什麼時候鬥我，就什麼時候鬥。想鬥多久，就鬥多久。
他們還隨時到軍區領導成員的辦公室和住宅來糾纏。為了避開他們，堅持正常工作，軍區領導們像地下工作者一樣，東躲西藏地辦公、開會。我被搞得心力交瘁，兩次在批鬥會上昏倒。一次虧得警衛楊在倫反應敏捷，從家中取來氧氣筒，我才得以很快甦醒。
那段時間，北京不斷傳來消息，說某某領導被打倒，某某領導被抄家，某某領導尋短自盡。隨著這些消息的增多，再聯想到自己的遭遇，我心中的疑慮也越來越多：我們這些人出生入死幾十年，是紅是黑，毛主席、黨中央還不清楚嗎，怎麼轉眼之間就變成了革命的對象？高級幹部中真有那麼多人堅持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毛主席歷來重視革命的組織性、紀律性，為什麼現在允許無政府主義泛濫？這樣亂下去，對部隊有什麼好處？對邊疆有什麼好處？對國家有什麼好處……
但是，一想到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我又總是把種種疑慮強壓下去。
即便在這樣的處境下，我仍然關心著紅彥的安全。
當時雲南地方的形勢比軍隊更混亂，造反派到處揪鬥領導幹部，甚至抄家。我專門讓雲南省軍區副司令王銀山負責保護好紅彥同志。
我說：紅彥是中央委員、軍區第一政委，他出了問題，我無法向中央交待。後來王銀山把紅彥送到了昆明市郊小麥峪的一個部隊駐地暫住。1967年1月4日，地方造反派召開批斗大會，為找不到閻紅彥衝擊了軍區機關，進而進駐軍區大院。
閻紅彥得知後非常氣憤，堅持要出面找造反派說理。省委其他領導和我怕他出來發生意外，再三勸阻，他才勉強同意不出來。他向陳伯達打電話報告雲南的情況，不想陳伯達惡言相逼，竟逼得紅彥當夜氣絕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