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陳伯達的「大名」。雖然他一再遜稱自己是「小小老百姓」，當年卻是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組長，號稱：「理論家」、「中共一支筆」、「中國輿論總管」。
陳伯達在接受採訪時，回顧一生，不勝感慨：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極，負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
且把時間倒撥到1970年8月。
毛澤東主席第二次選擇了廬山作為中共中央全會開會的地方。從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成為陳伯達一生政治生涯的終點，他一下子成了全黨批判的對象。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號召全黨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毛澤東的這段話，是針對陳伯達說的。陳伯達頓時從政治的峰巔，跌入峽谷之中。
毛澤東在廬山發動了一場新的運動——名曰「批陳整風」，迅速推向全國。「批陳」，也就是批陳伯達。
陳伯達怏怏地從廬山回到了北京地安門大街米糧庫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寬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克農上將住的。陳伯達怕冷，搬進去時修了個玻璃走廊。這位「大秀才」嗜書如命，乃「萬卷戶」，秘書「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為他修了個書庫。書庫里，放滿陳伯達個人的藏書：3萬多冊自然科學書籍，3萬多冊社會科學書籍。另外，還有一間房子專放線裝古書。陳伯達不抽菸，不喝酒，像樣的衣服也沒幾件。他的一些稿費，都花在買書上。此刻，原本門庭若市的陳宅，冷冷落落，門可羅雀。他躲進了書房。平素與書為友的他如今竟怎麼也看不進書。陳伯達產生一種強烈的願望：見一見毛澤東主席!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陳伯達一次次給主席秘書徐業夫掛電話，求見主席。得到的答覆，要麼是「主席已經休息」了，要麼「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見，工作時也不能見。顯然，毛澤東婉拒了他的求見。
就連他的秘書也接到通知，不許往外走，不許往外打電話。不言而喻，陳伯達失去了行動的自由。
這一天畢竟來臨了——1970年10月18日。
這一天，陳宅原先的警衛調走了，新來的8341部隊不再是「保衛中央首長安全」，卻是對他實行就地監禁。後來，他的刑期就從這一天算起，他被判處18年徒刑，刑滿之日為1988年10月17日，不多一天，不少一日。
在1970年10月18日這一天，他的兩位秘書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們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學院，隔離起來。
也就在這一天，陳伯達不再配有轎車：黑色的「紅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爾加」，他的司機於子云也被拘押。就連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製藥廠女工陳順意，也在這一天被關押。
他在1966年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他名列第五。1967年初，在陶鑄被打倒之後，他成為「第四號人物」，如今，他這個「第四號人物」被一筆勾銷了。
波詭雲譎的中國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