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涉及到實質性問題的前提下，周恩來有時候會讓人覺得很厚道。
但是一旦涉及到實質性問題，周同林等人很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此，周恩來不會無視毛的存在。無論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毛的態度。王光美曾經回憶道：「陳雲同志曾就包產到戶和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刺激農業生產的問題，同一些領導同志交換過意見，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來同志表示還是先聽取毛主席的意見。」周恩來唯「毛」首是瞻的形象被王光美的短短一句話活脫脫的勾示出來。
除此之外，更進一步的說，周對於毛是無條件的忠誠，當任何個人與毛髮生衝突時，他均會不問是非地站在毛的一邊，非常熟練的對毛要整的人冷酷的加以處置。這也是周恩來的存在價值所在。
1966年，周恩來在揣摩毛澤東的旨意後推舉林彪為接班人，並在文革中多次對此加以解釋。文革初期，周恩來與林彪都是堅定的文革派。周、林二人都是毛澤東發動和推行文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之中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二者的不同點在於，林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作為一種軍隊力量的「橡皮圖章」，而周恩來是毛澤東文革路線的具體組織者和實施者。其角色絕非官方定位的「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一些違心的事」。
分析周恩來和林彪的關係、對比兩者在文革中的表現和作用，周恩來的真實形象無疑會更加清晰。周恩來與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前基本上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互相尊重與支持，現在大陸官方將周恩來與林彪關係解釋為周恩來與林彪進行了「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這一說法根本是站不住腳的，是無視事實和有意誤導，無非就是想人為地區分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一方面拔高周恩來的偉人形象，另一方面則繼續抹黑林彪，讓林彪充當毛澤東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毛、林之間的裂痕逐漸公開和擴大，周恩來不斷揣摩毛意圖，開頭還試圖調和毛林的關係，但是隨著毛搞掉林彪的意圖明顯起來，周也就根據毛澤東的調子對逐漸和林彪等人劃清界限。在處理「林彪事件」前後，周恩來再一次充當了毛的「第三隻手」。事後，周恩來又對劃為「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人加以整肅。
1970年8月，廬山會議後，毛澤東與工作人員合影，毛要周也來，周主動蹲在前排
一、周恩來和林彪的關係
1、周恩來的「積極」、林彪的「被動」
林彪曾經說過：我這個國防部長有一大半是總理替我當的。實際上確實如此。
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周恩來揣測毛澤東的「聖意」後，推薦林彪為接班人，此後二者的關係由此變得非常之近。特別毛澤東當時開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單上，副主席是兩個，一個是林彪，另一個是周恩來。但是當名單傳到周手上時，周恩來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林彪就成了唯一的副主席。
對此，周恩來在文革初期多次給以解釋：「從七大開始，每次鬥爭，都感到劉少奇沒有多少馬列主義水平，看他二十年了，到十一中全會，就決定了，劉少奇不能挽回了，他沒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難道你能說主席包庇劉少奇嗎?問題是要逐步認識的。林彪同志主持軍委工作後，強調學習毛主席著作，政治掛帥，就看出林彪同志思想水平高，認識水平高，就認識到林彪同志是正確的，能緊跟主席思想的。一九六五年大家逐步認識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最好接班人。一九六六年就解決了，水到渠成，心服口服。」
後來鄧穎超在廬山會議上曾經表態：擁護林彪的講話，同意設國家主席，並義憤填膺地說，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林副主席，我們就打倒誰!鄧穎超還爭功似地說：「我們現在都說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你們知道嗎?『親密戰友』這樣的稱呼是我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第一個提出來的。」當然，當毛林反目之後，無論是周恩來還是鄧穎超都對此再也不提。
表面上林彪是副統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黨章上明確記載的接班人，可實際上並無太大的實權。文革中任何大小事項的決策權都在毛澤東，而執行權則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特別在文革初期，林彪看起來更像一個「橡皮圖章」。無論是初期的紅衛兵運動，還是一月奪權之後在建立各地委員會的過程中，周恩來在其中的作用遠遠大於林彪。
文革初期，林彪接連在8月18日，8月31日和9月15日對紅衛兵講話。這些講話被國內黨史論者「林彪在接見大會上作了煽動性的講話，從而導致紅衛兵運動在全國城鄉各地迅猛發展，勢如燎原。」周恩來在9月25日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總司令部負責人座談會也承認「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講話，篇篇都是經過主席審查的」。吳法憲說：據我所知，林彪歷次接見紅衛兵的講話，都是由中央文革代為起草的，林彪從不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見，每次都是照稿宣讀而已。
何蜀先生在在查閱大量有關「文化大革命」史料後認為：「現經常被用來當作批判靶子的一些『林彪講話』，其實並不全是他自己的，大多是別人(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寫好並經毛澤東審定後安排他去照著念的;講話表達的也並非他的個人思想，而是表達了『文化大革命』發動者毛澤東的意圖和當時『無產階級司令部』高層領導集體的思想。」
何蜀先生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的史實來證明之：1966年8月31日，正值「紅五類」紅衛兵(或曰「血統論」紅衛兵)製造的「紅八月」的「紅色恐怖」高潮中，毛澤東第二次接見了紅衛兵，對紅衛兵的打、砸、搶、抄、斗大加讚賞和鼓勵。在接見之前，林彪審定別人為他起草的講話稿時，在「革命的小將們，毛主席和黨中央熱烈讚揚你們敢想，敢說，敢幹，敢闖，敢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你們幹了大量的好事，你們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議。我們十分高興，我們熱烈支持你們」這段話後邊，加寫了「堅決反對壓制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好得很!」毛澤東審定時批示給林彪：「這樣修改很好。」顯然，這篇講話基本上是別人按照毛澤東的意圖代林彪起草的，林彪所加寫的只有那麼兩句，其內容與前邊的話的意思並無多大不同(等於是同義反覆)。毛澤東認為「這樣修改很好」，可以看作是對林彪的鼓勵。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又作了講話，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專門講到了兩種不同的「炮打司令部」，說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一些「牛鬼蛇神」企圖炮打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這篇講話稿是接見前由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宣部部長陶鑄送毛澤東審定的，毛澤東對這段話作了加寫和改寫，強調了不能容許「牛鬼蛇神」炮打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要粉碎這些牛鬼蛇神的陰謀詭計，識破他們，不要讓他們的陰謀得逞。」這段話，對當時剛剛興起的「炮打司令部」造反浪潮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毛澤東為什麼要在這次講話中作這樣的強調?這是值得研究的另一個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篇講話並非林彪自己寫的，代表的也並非林彪的個人意願。因為反對「牛鬼蛇神」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顯然不好用來當作林彪的「罪行」，一般文革史著作很少提及這段話。
何蜀先生則指出，關於9月15日接見時的講話，還有一個細節不大為人注意。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第137頁)的有關注釋可知，在這次接見之前，陶鑄曾將替周恩來起草好的講話稿送周審定，周於14日將講話稿送陶鑄時提出：「我仍主只由林彪同志一人講即可，已函請主席批示。」陶鑄在將講話稿送毛澤東審定時寫道：「我意明天還是林總與總理兩個都講較好。請主席批示。」毛澤東即批示：「可以由兩個人講。」可見，當時的講話，不僅稿子是由陶鑄組織寫作班子(當然是按照毛澤東的意圖)起草的，而且，由林彪一人講還是由林彪與周恩來兩人分別講也是由毛澤東最後決定的。關於1966年國慶節慶祝大會(即第四次接見紅衛兵)時的林彪講話，有的文革史著作提到林彪和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習慣於從兩人的講話中各取所需，引出不同的句子，強調林主要講造反，周主要講紀律，或者說林的講話是高調，周的講話是低調，等等。其實，在了解了當時這些講話出籠的內幕之後，這樣說顯然就不準確了。
然而與此相對應的是，周恩來不僅在同紅衛兵時候講話火氣十足而且是身體力行的參與具體的工作，林彪則是只講講話應付了事。
周恩來在8月5日清華萬人大會上講：「我這次來清華是老老實實做學生的，來學習的，也是來煽風點火，煽社會主義的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
周恩來在8月18日號講：「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大破資產階級思想，大立無產階級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澤東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們偉大的舵手，就是毛主席。」
8月27日周恩來在首都紅代會上說「我們來就是幫助你們建立聯絡站……我們有責任幫助你們，不光成立總站，還在成立分站，給你們幹革命的方便。給你們架專用的電話線，準備交通工具、吃住。」
在8月31日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周恩來說「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新的高潮。全國各地的青少年組織了紅衛兵和別的革命組織，這是一項偉大的革命創舉。我們的紅衛兵小將們，破『四舊』，立『四新』，充當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衝鋒陷陣的急先鋒。你們那種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於革命、敢於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國廣大工農兵和革命幹部的熱烈支持。我們向英雄的工農兵歡呼!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類似的講話舉不勝舉。
鑑於當時歷史情況，周恩來與林彪都要表態，但林彪只是口頭上擁護，而周恩來則不僅是口頭上的擁護者，而且還是各項具體行動的策劃者和指揮者。在以後的文革歲月里，周恩來堪稱之為毛澤東推動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積極參與和配合了文革各項的方針的落實，沒有周的大力支持和堅決推動，毛澤東的任何瘋狂舉措都幾乎難以推行。即使周如國內黨史界認為的「不太理解」，行動上「很不得力」，但實際上周是毫無保留地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認真貫徹執行了毛澤東的文革方針和政策，使文革狂潮一次次推向高潮。事實上，後人只能考證其說了什麼，做了什麼，對於周恩來的內心真正想法外人很難得知，所謂的「不太理解」，行動上「很不得力」也就只能是臆測了。相反，如果從周恩來對其親屬們的勸誡，則完全可以得出周恩來是非常自覺的投入到這場運動。文革發動之初，周恩來的侄子周爾輝曾經向周恩來訴苦，周恩來的回答則是：「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共產黨員要能經風雨。見世面。」無獨有偶的是，周恩來亦曾經如此訓示過其侄女周秉德。周恩來指責周秉德是為當時被批判的省委說話。
周恩來在1967年1月26日接見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講：「批判薄一波、陶魯笳的鬥爭至今沒有展開，學校將薄一波抓回來後沒有示眾，都鬥爭薄一波，但不揭發，薄一波領導財經十七年，一九五三年那麼多人批判，為什麼現在批判不起來?抓彭、陸、羅、楊不怎麼困難，為什麼抓薄一波那麼困難?今天工交口都在場，這個問題值得深思。薄一波管工交各部幾年，工交口成立黨委，管各部黨組，黨委，部長。管得很深，為什麼各部揭發得很少?」
1967年3月3日周恩來在批判新疆軍區副政委張仲瀚的會上說：「張仲瀚今天上午低頭認罪，不管你過去十七年的影響，只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就什麼都沒有了。……今天張仲瀚既然低頭認罪，向毛主席請罪，覺得心情沉痛，這點比別的同志好像還好點，既然如此，我們確實還給你一個帶罪立功的機會，讓你改造。」張仲瀚隨後即被關押入獄。3月28日周恩來接見安徽各界代表時說：「為什麼要專門提出打擊以李葆華為首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安徽流傳中央要保李葆華的說法，這樣就影響了一部分群眾，影響了奪權鬥爭中把矛頭指向以李葆華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丁凱文先生就寫過：被周恩來點名打倒的省級領導人還有廣西的賀希明、霍泛，新疆的武光，東北局的顧卓新、喻屏等人。事實上，文革期間周恩來點名打倒的人數量之多，一點不比康生、江青和陳伯達少，從周恩來文革期間的大量談話中看，周提及的西北和西南地區的原領導人幾乎全被打倒了。因此周恩來是對毛澤東文革路線最堅定的支持者和執行者，所有文革的重大戰略部署，周從頭至尾幾乎都參與。這自然也包括毛澤東打倒眾多原一線幹部的策略。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角色決不是所謂的「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一些違心的事」而已。
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政委閻紅彥被逼自殺後，周在1967年1月14日對雲南赴京代表談話時卻將閻定性為「叛徒」，周說「是他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一個可恥的叛徒」，「我代表黨中央向你們正式聲明，這件事與兩派中的任何人也沒有關係，我向毛主席匯報時說過，任何人要想拿這樣的事來嫁禍給誰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謠誣衊都不行」。周恩來同日在接見各大區和省委書記講話時，周再次說「這麼大的事情，用這麼個態度，不單是壓制群眾，而且反抗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抗拒中央的領導，自絕於黨和人民。」「閻之死，有人要把責任嫁禍於紅衛兵，紅衛兵一定要調查真相。……閻紅彥是自己可恥地解決了。」
被稱之為「大樹參天護英華」和「殫精竭慮護英華」的周恩來，講這種煽風點火的話絕非少，而是舉不勝數。然而這些語言，在官方的周恩來傳記，自然是一點都不會提的。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原按毛澤東意圖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彪僅主持過幾次會後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來負責。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一般均由周恩來召集。按照《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的說法，在文革中，毛澤東的很多決策，事先林彪都毫不知情，只是在事後才打了招呼。楊成武也說：「林彪雖是副統帥，但常委碰頭會、軍委、國務院;國防、外交、經貿等等，都是周恩來管，具體事沒給林彪權。」高文謙先生甚至認為：「事實上，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決策，林彪都被蒙在鼓裡，只是在事後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對毛的意圖不甚了了，不知文革運動怎麼搞法。見各級領導人像走馬燈似的垮台，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卻對運動的前景茫然無底，處境著實難堪。」
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周恩來絕非官方的有關周恩來的傳記所言：周恩來的確積極參與了這個運動，但周「很不理解」，是「違心」和「被動」的，且設法糾正過火的、極端的做法，努力減少「左」傾錯誤所造成的損失，等待時機糾正錯誤。
對於大串聯，王力回憶說「大串聯則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說各地學生到北京要免費，到北京大鬧一場他才高興。」由於這是毛堅持要做的事，周恩來也是堅決服從的。
但是由於外地學生來京是毛澤東一手制定的決策，雖然這給周恩來的國務院出了很大的難題，周恩來還是堅決執行服從的。至於具體的行動，毛澤東的八次接見紅衛兵都是由周恩來精心策劃安排，無論是組織、安排，還是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衛等諸多環節，周恩來都嚴格把關，精心策劃。第一次，周恩來安排在天安門由毛接見紅衛兵，接見完後當場進行總結，各個組都向周恩來匯報。總結後周恩來又研究下次接見的方案。以後的七次每次接見之前都要根據經驗教訓，四處勘測路線，再選擇最佳的方案。根據11月27日《人民日報》上新華社的報導，11月25日和11月26日連續兩天接見的情況看，毛主席先後檢閱了1100萬「文化革命大軍」，在第八次則接見了250萬。
而且正如上述，從「一月奪權」到「軍管」再到各地委員會的成立，都是由周恩來具體操作。在整個過程中，即使周恩來與林彪都作過類似的講話，林彪只是口頭上擁護，而周恩來則是各項具體行動的策劃者和指揮者。周恩來作為毛澤東推動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積極參與和配合了文革各項的方針的落實，是保證毛澤東的文革大略得以發動和深化的最重要保障。
儘管林彪在名義上是中國級別最高的副總理，但他從來沒有參與過國務院的工作。林彪的影響力僅局限於軍隊，但就是如此，周恩來在有關軍隊的實際運作中，其作用遠甚於林彪。周對軍隊事務極感興趣，隨著「文化大革命」展開，周密切地介入了解放軍的所有主要決策。據林彪手下一位將軍的兒子說：「我父親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發生的事情記得很清楚，他告訴我說軍委辦事組〔他是其中的一位領導成員〕一共處理了1300多份文件，沒有一件毛主席不知道，沒有一件周總理沒有親自處理。」
自1967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後，全國陷入了造反奪權的動亂之中，毛澤東不得不派出解放軍對全國實行大規模的軍管，由此開始了「三支兩軍」。但是作為軍隊主管人物的林彪卻基本上毫無作為，而是在軍隊裡沒有任何職務的周恩來，不僅過問軍隊的部署調動、人員安排，且常常親自發號施令，可以說是事無巨細。在軍隊參與「三支兩軍」的過程中，充分體現了周對軍隊的掌控能力。
首先由周恩來在1月27日傳達毛澤東21日的指示時：「軍隊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在運動開始時，是不介入的，但實際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軍隊去保管，有的幹部去軍隊。)在現在的形勢下，兩條路線的鬥爭非常尖銳的情況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須支持左派。」
1967年1月25日周恩來就民航系統軍管一事給吳法憲的指示說「應以國務院、中央軍委的名義起草命令，宣布由軍隊接管民航系統(包括整個民航系統所有機場、港站)。接管後，業務工作仍由原領導班子來抓。」2月17日周恩來對河南省軍區指示「(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隊讓武鬥的雙方立即隔離;(二)宣布：對河南日報進行軍事接管;(三)接管後停刊幾天……以上命令，望立即執行」同月27日，周恩來致函毛澤東：建議立即對廣東實行軍管，準備籌建「三結合」的革委會，並建議對雲南亦先行軍管。毛澤東批示同意。28日周與廣東省委、廣州軍區負責人談話，宣布由廣州軍區和廣東省軍區組織對廣東省實行軍管。此外周還與雲南省有關負責人及造反派代表談雲南實行軍管事宜。
3月13日周恩來在解放軍軍級幹部會議上專門談及軍管問題。周說「軍事管制問題，到二月中旬，全國實行軍事管制的單位六千九百多個，大都是公安、郵電、電台、報社、銀行、倉庫、監獄等單位。其中倉庫、銀行占很大數目，倉庫三千一百多，約占一半;銀行一千四百多，約占五分之一。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各級銀行都要軍事管制。將近七千個軍管單位，已經用了團的兵力。現在軍事管制從地區上看，只達三分之一。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包括天津)，已經實行軍管或等於實行軍管的加上已經批准，準備實行軍事管制的有十個：陝西、新疆、青海、西藏、雲南、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江蘇。已經實行『三結合』奪權，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有五個：黑龍江、山西、貴州、上海、山東。」
此後，各省部級單位甚至縣市的軍管問題都是由周恩來直接處理。3月18日，周恩來與李富春、聶榮臻、葉劍英商討軍管問題，並致函毛澤東：已向國防工辦和國防工業部門(二機、三機、四機、五機、六機、七機)宣布，準備實行軍管。其辦法擬每一部門只派出三人的軍管代表小組，運用原有的機構領導業務，同時推動各革命群眾組織進行開門整風，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幫助需要批判的各級領導幹部檢討亮相，分別處理，以便最後實現各部門的革命「三結合」。……國務院工交、財貿、農林、衛生各部門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別進行排隊，擬在工作癱瘓部門，亦實行軍管，其辦法如國防工業各部。定後將分別報批。這些需要派出的軍管代表，擬經由軍委、總政從軍事科學院、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德才兼備的老幹部中選派。毛澤東批示：退總理照辦。3月23日周恩來要求派一個師的兵力對大慶實行軍管，毛澤東批示：照辦。4月2日周批示同意青海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由劉賢權任軍管會主任。5月19日周恩來對四川宜賓地區的電話指示說，派軍隊保護造反派;把反動組織包圍起來，進行政治瓦解;對少數壞頭頭必須鎮壓，把幕後策劃者宜賓軍分區副司令員徐德有抓起來。7月28日周恩來給新疆軍區的指示說，立即制止烏魯木齊武鬥，有軍隊戒嚴，如果紅二司再死一人，要拿你們是問。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在5月27日主持中央碰頭會，討論通過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對國務院XX部(委)實行軍事管制的決定(試行草案)》，28日報毛澤東林彪審閱，毛澤東批准：此決定由中共中央發出。周恩來如此深入介入「三支兩軍」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不勝枚舉。
林彪作為軍委的主要領導人，但對「三支兩軍」卻極少介入，除了表態支持毛澤東指示外，亦未曾發布過什麼特殊命令。1967年3月20日的軍級幹部會上，林彪亦到會講話，在談到軍隊支左問題時說：「毛主席、黨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軍，搞軍管、搞軍訓、支持工業、支持農業、支持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務。這種種任務，光榮是光榮，偉大是偉大，但是，是新的任務。一方面證明毛主席、黨中央相信軍隊，另一方面我們軍隊責任是很大的，任務是很新的，過去還沒有這樣子搞過。」林彪還說：「支持地方，總的方面還是抓革命，促生產。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產了，把生產停頓下來。也不要只搞生產，把革命停頓下來。我們應該同時進行，而且應該以革命來帶頭，來掛帥，來促進生產。」
周恩來還直接下令調動軍隊。1967年9月4日，周恩來直接把電話打到當時陸軍XX軍在西安市的軍部，要軍長胡煒派部隊對某武器彈藥庫嚴加保護，並說必要時，可以開槍!1968年5月下旬周恩來再次命令胡煒去保衛秦嶺山脈深處、寶成鐵路附近的一座國家戰略儲備油庫。
這些都充分說明周恩來對軍隊的掌控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擬，其作用在實際上甚至超過林彪。當時作為「大秀才」的王力則說：「林彪的態度是：毛主席不到會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會他不主持。……林彪雖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劉少奇不一樣，劉少奇做第二把手時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時毛主席退居二線。林彪不是這樣，因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線。……毛主席自己是一線，所以林彪什麼事都往後退。」林彪自己則說：「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請示報告，不要以為自己了解了就不報告中央，不要以為是小事就自己處理，不要以為自己聰明就不請示報告，也不要怕麻煩中央。無論大事小事都要請示報告。總理、中央文革小組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發電報、打電話。」這些無疑是對林的「無作為行為」做了最佳的批註。
對於地方事務，雖然毛澤東在批示時也指明林彪參與，但是實際上林彪基本不管。2月7日，毛澤東對西藏軍區黨委關於請示中央儘快對西藏軍區領導人張國華等表明看法的報告批示：「林彪、恩來、葉、聶、徐各同志：請你們研究一下，張國華、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壞人，一二日內擬電告我，發出表態，是為至盼!」根據毛澤東指示，周恩來於次日與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肖華同張國華、陳明義談西藏問題。1967年5月8日凌晨，周恩來再次與有關人談西藏問題。在周恩來的主持研究下，毛澤東要的答案出來了。張國華是好人，周仁山(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處書記、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其梅(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處書記、西藏軍區副政委)是壞人，被中央宣布定為「中國赫魯雪夫在西藏的代理人」打倒，王其梅也成為「軍內一小撮」之一，以後被迫害致死。
2、周恩來與林彪的的互動、兩人的不同
在不涉及到實質性問題的前提下，周恩來有時候會讓人覺得很厚道。
但是一旦涉及到實質性問題，周同林等人很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此，周恩來不會無視毛的存在。無論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毛的態度。王光美曾經回憶道：「陳雲同志曾就包產到戶和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刺激農業生產的問題，同一些領導同志交換過意見，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來同志表示還是先聽取毛主席的意見。」周恩來唯「毛」首是瞻的形象被王光美的短短一句話活脫脫的勾示出來。
除此之外，更進一步的說，周對於毛是無條件的忠誠，當任何個人與毛髮生衝突時，他均會不問是非地站在毛的一邊，非常熟練的對毛要整的人冷酷的加以處置。這也是周恩來的存在價值所在。
即使官方的《周傳》等書籍時，周對毛幾乎沒有一句勸諫，在「反反冒進」之後，他對毛的錯誤路線從來都是大力倡導、不遺餘力的推行的，都時用服從大局來解釋的，從來沒有自己的主張，對毛的錯誤做法從來沒有過反對意見，只要是毛的指示明知是錯他都要想盡辦法堅決執行。一旦毛的心思有變，周恩來更是積極揣摩毛的動向，以便更好的為毛服務。
林彪與周恩來之間的關係決非官方所稱的「周恩來跟林彪、四人幫作了不同形式的鬥爭」、「對林彪反革命集團作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在九屆二中全會以前林與周之間實際上是一種「互相關懷、互相幫助」的關係。這種關係紀體現在執行毛澤東的文革路線上，也體現在林對周的工作上的支持。
在1967年的春夏之交，北京以及其它地方有一股「打倒周恩來」的浪潮。5月底，以張建旗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6月2日，張建旗將他3月31日寫的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給周恩來的一封公開信》拋了出來，又以「鋼院五·一六兵團」的名義，貼出《23個為什麼?》的大字報，責問周恩來。6月14日，「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成立。他們在夜深人靜之時，張貼出各種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諸如《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台──周恩來!》、《周恩來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徹底搗毀資產階級司令部!──質問周恩來》、《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周恩來還我戰友!》、《周恩來，你在農林口究竟要幹什麼?》等。在每張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的最後，都署名「五·一六」三個醒目的阿拉伯數字，其中的「1」字寫成一個熊熊燃燒的火炬形狀。
高文謙先生說：此時是周恩來在政治上最難過的時候，社會上倒周的勢頭甚囂塵上，周本人也在中央文革碰頭會內部不斷遭到江青組織的圍攻批鬥，日子很不好過。這時毛澤東正在南方巡視，林彪利用坐鎮北京主事的機會，有意拉周一把，出面表態支持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對他表示：你要大膽主持這個會，放手處理問題，我現在情況不熟，身體不好，全靠你了;還特地向軍隊方面的人打了招呼，要他們全力支持周的工作。
周恩來對林彪的這種關照自然心存感激。1967年夏，毛澤東命楊成武回京單獨向周匯報情況，毛強調只對周恩來一人講，但周仍然堅持要楊還需向林彪匯報，並請楊轉告毛是周讓其向林匯報的。
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回憶錄：李單獨向周匯報毛的病情，並說不可告訴其它人，因為這是毛嚴令禁止的。但事實上周還是向林作了匯報，當李志綏質問周恩來的時候，周則回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組織和領導，林副主席是我的領導，我怎麼能不報告他呢?」李志綏在書中還透露說，「九·一三事件」後，汪東興派人查抄林彪在毛家灣的住宅，抄出很多林周的合影，汪將這些照片收了一大包給了周，周對此感激不盡。
在毛澤東於1968年7月28日會見北京京五大學生領袖時的談話上。這是個帶有私人性質的談話，那麼在這次談話中，不經意的二次周的談話，就可以折射出周林的關係。第一次，當老毛批評蒯司令的井岡山亂打亂鬧時，林彪表示：值得，損失最小。隨後周說：林副主席說得好，損失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當談到林彪是接班人時，周表示：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學得好，包括蘇聯在內對馬列著作都沒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