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5日，嚴家其在美國留影
作者按：讀到《北京之春》今年5月號陳小雅「關於八九民運史三點更正」的文章，因為其中有多處涉及本人，不得不重提20年前的舊事。我沒有讀到過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但讀她這篇文章，我覺得更涉及「六四」屠殺的根源問題。
六四屠殺的根源不能在八九民運中尋找
「八九民運」和「六四」是兩回事，「八九民運」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六四」則是一場大屠殺。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可以稱為「四五運動」;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就不能稱為「六四學運」、「六四民運」。「六四大屠殺」是鄧小平蓄意製造的，鄧小平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還製造了巨大的謊言，說在6月3日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六四」屠殺的根源是中國的專制制度和鄧小平的獨斷專行、殘暴本性。「八九民運」的經驗教訓要好好總結，但「六四」屠殺的根源，不能在「八九學運」或「八九民運」中尋找。
21年前，高瑜採訪溫元凱和我，我談了「非程序更迭」問題，因為當時我剛出版一本《首腦論》，是專門講首腦更迭規則、更迭程序問題以及專制制度下的「非程序更迭」的，加上胡耀邦下台就是「非程序更迭」。我今天沒有覺得當時談「非程序更迭」有什麼錯。陳小雅與鮑彤的對話中，陳小雅提到「譬如李先念散布的，趙不行了?我當時也是從老嚴他們這個管道，還有《導報》這個系統里獲得這個消息的」。1988年我到美國作訪問學者、參加會議，我根本不知道李先念散布希麼，也沒有興趣散布小道消息，我談「非程序更迭」從1979年談到1988年，寫過《皇權與皇位》，《王朝循環原因論》，1983年出版過《終身制與限任制》一書。都是談「非程序更迭」，我根本想不到什麼「倒鄧保趙」。所以，當我在2007年5月號《北京之春》上讀到陳小雅整理的她與鮑彤對話的記錄稿時，就產生了疑問。
陳小雅在文章中說，鮑彤說「實際上一直到89年，一直到最後，鄧和趙的關係都很好。非常信任趙。」而嚴家其說「非程序更迭」，「就會動搖趙在鄧心目中的形象。」鮑彤還說，「趙搞政治體制改革，當時想請胡(喬木)推薦一個學者，胡就推薦了嚴。」我當時擔任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胡繩是院長，胡喬木是前任院長，胡喬木推薦並非不可能，奇怪的是此事我從來不知道，鮑彤和社科院領導也從來沒有向我談起有這件事，陳小雅在文章中還把此事與「動搖趙在鄧心目中的形象」聯繫了起來。
從陳小雅「三點更正」的文章中知道，姚監復參與了她與鮑彤的談話。我了解到：趙紫陽與胡啟立等商量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人選時，趙提議嚴參加，但請胡喬木推薦。
鮑彤邀我參加「政改辦」的過程
1987年3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在胡喬木、鄧力群的指使下整理了一份《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摘編》，其中涉及12人，這12人是于光遠、王若水、蘇紹智、吳祖光、張顯揚、孫長江、李洪林、於浩成、吳明瑜、嚴家其、張賢亮、管惟炎。當時，我在鮑彤領導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簡稱「政改辦」)工作，我不希望我的原因影響「政改辦」，向鮑彤提出離開「政改辦」回社會科學院，因鮑彤堅持要我留下，我留了下來。當時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的吳稼祥在一篇文章中說，鄧力群在書記處會議上說嚴家其與「西單民主牆」有聯繫，公安部還有嚴的材料。吳稼祥還說，趙紫陽有一次當面反駁了鄧力群，說他了解嚴家其，是他要嚴來政改辦工作的。我曾與陶斯亮同為全國青聯常委，趙紫陽曾特地向陶斯亮了解我的情況。
21年前，大概是1986年9月，鮑彤曾兩次到乾麵胡同我家找我，要我參加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方面的工作，說要成立一個辦公室。第一次我沒有同意，我妻子高皋也不贊成我去，不過，高皋並沒有像陳小雅文章中說的那樣說「做官的沒有好人」，因為到「政改辦」參加研究，談不上「做官」。第二次鮑彤來乾麵胡同，我同意了，我還說，社會科學院還沒有同意，鮑彤說他會向社科院打招呼。後來，鮑彤讓我看了趙紫陽給鄧小平、胡耀邦等人的信，信中提到「辦公室由鮑彤、嚴家其、賀光輝負責。」(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第22頁)，鄧小平、胡耀邦表示同意此信。我在與鮑彤共事期間，我實際上只是充當一位研究人員，發表意見，就是在「政改辦」工作期間，我沒有違心說話，而是直截了當說話，這在《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中有當時的講話記錄。我曾談到「中央政治局也要取消常委。民主就不能實行常委制。」(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第267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是人治的，有問題。人民通過預定程序來影響政府的政策，就是民主。」(第319頁)「社會上不公正的東西，政府如果聽之任之，就會發生動亂。現在沒有一種機制來調節不公正。」(第237頁)
在中共「十三大」召開前，我主動離開了「政改辦」，回到了社會科學院。在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發生前和學運期間，我想到我的行為不要牽涉鮑彤，所以一次也沒有與鮑彤有聯繫，也沒有通過一次電話。後來，鮑彤關了7年，我感到鮑彤受了很大冤屈。我在《歐洲日報》，在香港、東京的一些報刊上寫過為鮑彤辯護和呼籲釋放他的文章。鮑彤獲釋後，我仍未與他通電話，因為我想到鮑彤的電話會受監聽，所以我以公開寫文章的形式與鮑彤「通話」，今天寫這篇說明，也是希望鮑彤能看到，並說明我對陳小雅文章有關部分的看法。
鄧力群說公安部有我在民主牆期間的材料
我還想藉此讓鮑彤知道，鄧力群說公安部有我在民主牆期間的材料，我相信是有的。因為1979年西單民主牆期間，周為民、王軍濤開會研究要創辦一個刊物，我為這個刊物起名為《北京之春》。在1979年理論務虛會期間，我把西單民主牆時期唯一一份用鉛印印出的民刊《北京之春》，有幾十本送到了理論務虛會的參加者。即使只是胡喬木推薦我到「政改辦」工作，把我說「非程序更迭」，「動搖趙在鄧心目中的形象」與「胡喬木推薦」聯繫在一起，我也不好理解。陳小雅在《北京之春》上發表的，與鮑彤談話的記錄稿，提及我的一頁有十餘處刪節號。這一頁還涉及當時任總理的趙紫陽在1989年5月16日與戈巴契夫談話，鮑彤說，那一整段話(指「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一段話)是鮑彤加上去的。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因為讀到這一段話，才在第二天寫了鄧小平是「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鮑彤對加這一段話回答陳小雅說是「沒有政治經驗」。我擔心有這麼多刪節號的記錄稿，是否經鮑彤本人看過，不知道鮑彤是否同意發表。我覺得這樣的重大問題，有可能不能完整準確地表達。
在《北京之春》發表的陳小雅的「三點更正」中，有一段姚監復的話「廣東順德的一個同志看了那段錄影(指趙紫陽會見戈巴契夫談」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的錄影)，後來說：如果形勢大好的時候，你說我們所做的事情都是誰誰誰指導的，這是把功勞歸於他，但在已經搞砸了的情況下，你說這個話，這不是說這個責任是屬於鄧的嗎?」陳小雅在上期《北京之春》的文章中說她寫過「從1989年初，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策動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與鄧小平反目，甚至自行其事地在香港掀起了『倒鄧保趙』的輿論風潮」，現在更正了這一說法，變成了鮑彤「沒有政治經驗」和嚴家其「非程序更迭」，「就會動搖趙在鄧心目中的形象」，這樣「更正」，不是越「更正」越亂了嗎?
(2007年5月2日美國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