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譯家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公共領域)
1989年6月4日，鄧小平下令製造「六四」天安門屠殺慘案之後，中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悲憤難平，明確提出退出中國共產黨。
公開譴責中共六四屠殺
1989年6月4日上午，75歲的楊憲益接受英國BBC廣播公司記者採訪時說：
「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可恥的事！這樣的血腥屠殺過去的任何反動政府都沒有幹過，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都沒有殺過那麼多手無寸鐵的無辜百姓；甚至連日本侵略者在占領北京的時候也沒有幹過這種事！很多人都親眼目睹了這場殺戮。見證人看到一個7歲的小女孩在人民大會堂外被槍殺；還看見女學生的眼睛被子彈打穿；有的人被打掉一半臉；學生並非在抵抗，他們只是手挽著手地企圖擋住軍隊的推進，但是士兵就用機槍胡亂掃射。學生走開的時候，軍隊還從後面追著向他們開槍。」
「我譴責戒嚴部隊屠殺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國人民是殺不絕也嚇不倒的！他們可以將我也加在殺害的名單之上，但是他們不能夠殺光我們所有的人！他們不可能摧毀整個的國家！」
憤然退出中國共產黨
1989年9月，中共宣布：所有黨員必須重新登記，同時每人要寫一份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自查總結。
楊憲益不承認自己在六四期間的言行有任何錯，決定不參加「黨員重新登記」。他寫了一個紙條給他所在黨組織的書記：「我的認識仍然和以前相同，所以我要求退黨。」
由於楊憲益是國際知名的學者，中共不想讓他的自願退黨，有損中共「偉光正」的形象，派文化部副部長英若誠三次找他談話。
1989年10月，英若誠兩次登門，力勸楊憲益重新考慮退黨申請，一再指出，只要公開認錯，黨就寬宏大量，不再追究他的言論。但楊憲益堅持自己的言論沒有錯，錯誤僅在於違反了黨的紀律，說了一個中共黨員不該說的話，所以願意「咎由自取」，主動退黨。
1989年12月5日，英若誠第三次登門，「苦口婆心」，勸他回心轉意。最後，英若誠說：「我可是三顧茅廬了。」楊憲益答：你「七擒孟獲」也不行。
1990年3月，楊憲益被「開除出黨」。
溝通東西方文化的翻譯家
楊憲益祖籍安徽，1915年1月10日，出生於天津一家豪門望族，父親曾留學日本，當過天津中國銀行行長。
他少時在家塾和教會學校讀書，接受中西文化的薰陶。1934年入燕京大學，後隨英籍教師轉赴英國求學。1936年秋，入牛津大學莫頓學院，攻讀古希臘羅馬文學、中古法國文學、英國文學。
在牛津大學，他結識了漂亮的英國女孩格萊迪絲（中文名叫戴乃迭）。學成之後，他放棄了去美國哈佛大學讀研究生的機會，於1940年，帶著戴乃迭，回到戰亂中的祖國。先後在重慶中央大學、貴陽師範學院、光華大學任教。1943年起，任國立編譯館編纂。
中共建政後，楊憲益夫婦的主要工作是將中國文學作品譯介給西方讀者；同時，把西方文學經典譯介給中國讀者。
他們倆一生合作翻譯了百餘種、上千萬字的中國文學作品，包括《離騷》、《楚辭》、《史記選》、《資治通鑑》、《唐宋詩歌文選》、《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古典文學作品，也包括沈從文的《邊城及其它》等現代文學作品。他們合譯的3卷本《紅樓夢》，是迄今為止唯一一部由中國人翻譯的全譯本《紅樓夢》。
他們夫婦譯介給中國讀者的外國經典作品包括：古希臘的阿里斯多芬喜劇，荷馬史詩中的《奧德修紀》，古羅馬的普勞圖斯喜劇，英國劇作家蕭伯納的《賣花女》等。
他們的譯作幾乎涵蓋了全部中國文學史，為中西文化交流構建了一座不朽的橋樑。
心存幻想加入中共
從1940年代回到中國，到1985年加入中共，楊憲益長期是中共的同情者、支持者、追隨者，即使文革中遭遇四年牢獄之災，仍不改對中共的「痴心」。
1949年中共建政前，他雖沒有中共地下黨員之名，卻積極參與了中共的地下工作。
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之際，中華民國教育部長杭立武，專門為楊憲益一家送來飛往台灣的機票，卻被他婉言謝絕。他選擇留下來，「迎接解放」。
中共建政後，他被選為南京市政協委員，任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在北京，多次受到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
1958年至1960年，中共黨內的「神秘人」（可能是國安機構的官員），要求楊憲益將他接觸的外國人的信息提供給中共。他老老實實照做了。
他在「自傳」中寫道：「那三年中，我如實地向那位神秘的聯繫人匯報了我的工作情況，但他們對我的匯報似乎不大感興趣，他們準是感到很失望。」
到了1960年，在一次聊天中，「神秘人」突然問：你是不是同時為國民黨、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三方面工作呢？
當時，楊憲益震驚得說不出話來。原來「神秘人」懷疑他是三面間諜，表面上裝出忠於中共的樣子，實際上是為在國民黨、外國某個秘密機關工作。然後，「神秘人」冷冷地說，現在該是他徹底交代自己所作所為的時候了。第二天早晨，「神秘人」派人給他送來一大沓書寫紙，供他寫交代用。
他在第一頁紙上寫了十個字就把那沓紙退了回去。這十個字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1966年文革爆發後，中共在全國範圍內「抓間諜」。從國外回來的許多高級知識分子，都被認為有「間諜嫌疑」。
1968年4月27日晚，楊憲益被當成「間諜嫌疑」抓捕。過了一會兒，他的夫人戴乃迭也被當成「間諜嫌疑」帶走。他們被關押在同一所監獄，卻無法相見。
中共審查了四年，沒有查出他和他的夫人有「間諜嫌疑」的證據。他因為跟監室的人相處較好，沒遭多大罪。他後來講，如果在外面，可能被打死了。
1972年4月，楊憲益被釋放回家。一個星期後，戴乃迭出獄。
對楊憲益來說，這四年，他算是經受了一次嚴峻考驗，證明他不是外國間諜。他的太太也沒有問題。
上世紀80年代，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時，中國出現了一段政治上相對自由寬鬆的時期。
楊憲益夫婦在繼續從事翻譯工作的同時，參與了許多中外文化交流工作，經常接見作者、記者、外賓，一時間，在國際國內都很受尊敬。1985年4月，他被推舉為全國政協委員。他當時以為，中共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可走向自由民主。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黨組織托人給他傳話，希望他寫入黨申請書，發展他為黨員。他感到，黨不僅不再懷疑他是三面間諜，而且把他當成了「同志」，於是，欣然提筆，寫了入黨申請書，並被批准加入中共。
兒子自焚而死的陰影
1979年，楊憲益和戴乃迭唯一的兒子楊燁，在英國倫敦郊外姨媽希爾達的家，鎖上房門，親手點燃汽油，自焚身亡。
兒子的慘死，對楊憲益夫婦的打擊是巨大的。用他的傳記作者雷音女士的話說：「這是一種永遠無法療治的錐心的傷痛，這傷痛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無期徒刑」。
楊燁1942年8月出生。1963年，他本來報考的第一、第二志願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但是，由於他的家庭出身，他被擋在北大、清華的校門外，最後被建校不久的北京工業大學錄取。
文革爆發後，楊燁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湖北省鄂城鍛壓工具機的鑄造車間工作。他寫信要妹妹給他寄些書，妹妹把他的書籍一股腦打包，寄來了。領導打開檢查，發現有一本摩斯密碼。楊燁中學時積極參與當時流行的「國防體育運動」，學習發報、練習跳傘等。這本摩斯密碼就是當時學發報留下的。而此時，已經以「間諜」罪名入獄的父母和這本摩斯密碼都順理成章地成了楊燁有間諜嫌疑的一個「證據」，他因此受到審查，批鬥。從此變得自閉，疑神疑鬼。
1972年楊憲益夫婦出獄後，楊燁被調回北京。回北京後，他的精神越來越不正常。1974年7月開始，他突然一反常態，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曾三闖英國駐華大使館，要求回英國，但沒成功。
楊燁回家後更加自閉，拒絕說話，整日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甚至吃飯都只在夜深人靜時到冰箱裡找一點西式食品充飢。楊憲益夫婦焦頭爛額，無計可施。最後，楊燁總算獲准去英國。
到英國後，他想與過去一刀兩斷。他不願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但他的護照還是中國護照；他在英國居留不滿五年，不能入英國籍，他也不是英國人。他夾在兩種政治制度、兩種文化和截然不同的兩個國家中間，成了一個無根的人。
他和父親的關係近乎破裂。他不承認自己是楊憲益的兒子。他認了一個英國乾爹，給自己起了個英國名字：David Greene，用的是乾爹的姓。他到死都用著這個名字。
楊憲益當初給兒子起名「燁」。在《詞源》中，「燁」是光輝燦爛和明盛美茂的意思。由此可見，他對兒子的前程抱怎樣的希冀。而在妻子戴乃迭的眼中，楊燁是三個孩子中她最珍愛、期望最高的。
楊燁的死是楊益憲夫婦心中永遠的痛。
據楊燁的大學同學回憶，楊燁是智商極高的奇才，如果不是時代的扭曲和社會的錯位，他有可能成為傑出的數學家、計算機專家，也可能成為像他父親那樣的翻譯家、作家和詩人。遺憾的是，他的才華，對科學的追求，被那個瘋狂的時代淹沒了，毀掉了。
1989年6月4日，當中共軍人的槍口對準北京的大學生時，楊憲益很可能想到了他死去的兒子。
他的兒子雖然死於自焚，又何嘗不是中共血腥殘暴政治運動的犧牲品。
結語
一位作家寫道：「楊憲益在30年代選擇離開牛津放棄哈佛，並且在40年代選擇留在中國，可以說是一個男人在事業和信仰這兩大重要問題上下的最大賭注；而當初戴乃迭不顧一切跟隨楊憲益回到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女人在感情和婚姻這兩大問題上作的最重要決定。然而，與楊憲益生死相隨的戴乃迭卻在文革因為被囚禁而被迫與楊憲益分離；他們的愛子因為戴乃迭的外族身份受到迫害而決意逃離中國，最後選擇作為一個英國人來結束自己的生命，而一直在傷害他們、背叛他們的不是當年楊憲益要趕走的『（日本）侵略者』，而是他們夫婦兩人投入生命中的一切去信任、去支持的代表他們的理想的政權，和那些在權力背後的人。」
1989年六四天安門廣場的槍聲，和學生的鮮血，驚醒了楊憲益對中共的迷夢，使他不再對中共抱任何幻想了。
於是，他做了一生最重要的選擇，決裂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