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清華大學舉辦的「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講壇」演講，提到大陸在未來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輿論場內引發新一輪熱議。
世界銀行最初在2006年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指中等收入國家進入一種尷尬狀態：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高端產業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因而陷入停滯，無法完成向高收入國家的轉變。
這不僅是學術的總結，也是現實的映照。二戰後，拉美、中東和包括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東亞國家都曾經經歷過經濟快速增長階段，而只有日本、台灣、韓國等少許幾個經濟體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到高收入或准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大部分經濟體「高不成，低不就」，經濟增長陷入長期停頓狀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大陸人均GDP約為7485美元，正處於中等收入水平，能不能跨越世界銀行所定的12000美元的標準，成敗就在數年內見分曉。
印象中，大陸官方極少承認中國有如此之大的概率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雖然樓繼偉是作為清華校友和該校兼職教授，參加的一次學術討論，並非官員的「職務發言」，可是樓繼偉的官員身份難以澹化，人會將其進行合理的「官方態度」想像。也就是說，至少在官方，一部分官員已經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嚴重問題，表現出對未來的擔憂，以及對改革的期待。
大陸該如何改革，樓繼偉提了五個方面，包括減少農業補貼、推動戶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完善社保制度等，一個中心意思是要抑制工業化過程中人員成本的過快增長。比如他提出不要總有「戰爭思維」，可以增加糧食進口，解放更多農民生產力，對《勞動合同法》的「超前」而帶來的負面效果提出異議。
勞動力的數量和勞動力的成本確實很重要，《勞動合同法》中最低工資標準由政府定，會讓企業的直接成本提高了20%至30%;會減少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進而限制產量擴張，引起過剩勞動供給和失業，總體上影響經濟增長。
但堅持「收入公平」的人認為，最低工資標準由政府定，是在初次分配中加大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力圖縮小收入差距。因為一些學者認為，一個經濟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眾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收入差距過大，中國大陸的基尼係數遠遠超出0.4的國際警戒線，收入差距懸殊，形成了金字塔形收入分配格局，直接導致社會總消費不足，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一方面塔尖的人有錢但消費有限，塔底的人有很大的消費需求，錢包卻不給力。內需萎靡不振，外需難以依賴，經濟增長必然缺乏動力，長期來看，陷入停滯難以避免。
只是，這種收入分配格局定然不是最低工資標準能解決的，它是權力尋租和權力掠奪造成的，當我們看到，一些落馬官動輒從家裡翻出千萬上億的現金，拿著有十數上百套房子時，我們知道，這根本不是正常的市場交易可以解釋，只能說政治的腐爛，權力的野蠻，極大地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加劇了收入差距。根據王小魯的研究，2011年大陸全國居民灰色收入規模在6.2萬億元，約佔當年GDP的12%，經由權力腐敗造成的收入差距如此十分驚人，毫無公平可言，這才是大陸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時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由市場交易本身形成的收入差距具有較大的公平合理性，這樣的差距應該是被許可的，政府要做的只是讓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讓高收入人群自願地「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激勵更多的人創造財富，推動經濟發展。
基於這樣的理解，大陸能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關鍵看針對權力的制度改革有多大決心和成效，因為相對於勞動力數量的減少和勞動力成本的提升，激發每人的創造更有價值也更迫切。只要人的創造力能激發出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劣勢可以轉化成優勢，經濟增長率也才會是增高的、可持續的。
可是在權力不受約束的社會中，權力不僅掠奪財富，而且壓制人的創造，因為通過權力而不是通過市場來配置資源，必然無法治可言，必然擾亂市場秩序，必然產生腐敗，必然不能較好地保障公民權和財產權，必然會剝奪一些人本應公平獲得的發展機會，必然大大降低社會的創造活力，必然最終窒息社會的發展。反觀二戰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沒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會發現，沒有一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不是在制度改革、權力約束上做得較為出色的。
中國大陸經濟受到非市場的影響，或者說受到政府、權力的影響遠甚至於一些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國家，政治改革之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要再迴避根本而只談表面現象了。從改革而言，上一屆政府畫餅多過實幹，這是失去的十年，從哪裡跌倒就要從哪裡起來，現在需要將推遲的改革進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