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作為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主政長達十三年。但其人卻充滿爭議，毀譽參半。原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常務副社長楊繼繩在2004年末在香港出版《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也談到「江澤民如果在十六大全身引退，或許能留下一個好名聲。可惜的是，不知什麼人出的主意，他幹了三件蠢事，使他的聲望大大下降
江澤民
1989年以後三年改革的倒退，企業界和知識界感到十分壓抑。
1991年下半年，北京的理論界在小範圍內不聲不響地重新撥旺改革之火。這樣的小會我參加了幾次，我們自己也舉辦過這樣的會。1991年11月，經報社領導同意，《經濟參考報》理論部(當時我是理論部主任)開了一次座談會。會議是在新華社新聞大廈l05會議室召開的。我們請來了薛暮橋、厲以寧、董輔礽、季崇威、戴圖晨、張卓然、楊培新、陳吉元等1O多名頭牌經濟學家，當時薛暮橋、厲以寧還剛剛挨了左派領導人的批評。在座談會上，他們一吐為快，發言激烈。我們還請他們每人帶來一篇文章。第二天(我記得是11月16日)，我們在頭版用一整版的篇幅刊載了這些學者的發言摘要。在整理這篇摘要時，我把「十三大」趙紫陽的政治報告放在旁邊，作為尺子(「六四」後鄧小平曾肯定了這個報告)，「把政策用足」，儘可能把大家的意見表達出來。在這以後，每人在一版位置登一篇他們交來的文章，一連登了十多天。沒想到，十多位學者的發言摘要引起了國內外的強烈關注，國外有四大通訊社發了消息，有的通訊社還以「中國的改革者發起了反攻」為題，有兩家外國報紙還全文轉載了我們的發言摘要。外電對中國事情這麼強烈的反應，按過去通常作法，新華社應當收在《參考資料》中，但這次並沒有收進去。因為這是新華社自己點的火，在當時那種反和平演變的氣氛中，上面看到了可能給新華社帶來麻煩。但在國內企業界反應強烈。後來厲以寧見了我說：「你們發了我的文章後，我收到了這麼多讀者來信，都是企業寫來的。」他用兩隻手比劃著，足有半尺高!可見學者的發言表達了企業界的心聲。
1992年春，鄧小平旋風從南方刮到了北京。在1990年和1991年反和平演變中受到壓抑的改革派真正開始了全面反攻。北京的理論研討會又多了起來。堅持計劃經濟的人沉默了，反和平演變再沒人提了。改革派接二連三地「收復」了北京政治風波以後三年的「失地」，精神振奮。他們認為，這是繼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市場派的經濟學家們忙得不可開交，他們到處作報告，到處發表文章。思想界、文藝界、新聞界的名人都站出來寫文章、作演講。對左派進行討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3月初在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強調「左」葬送社會主義的危險性。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田紀雲在中央黨校的講話更富有挑戰性。他說：
根本問題是把經濟搞上去。蘇聯的垮台，絕不能把它僅僅視為一兩個人的錯誤造成的，這方面的原因當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個模式的社會主義沒有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沒有給人民帶來幸福，失去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如果說蘇聯的垮台是由於出現了戈巴契夫，那麼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並沒有戈巴契夫，為什麼也垮台了呢?東德的昂納克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東德不也是柏林圍牆一拆，就垮台了嗎?
如果我們不清理一下「左」的東西，不把小平同志關於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個問題稍加具體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實質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積習根深蒂固，改革開放的阻力主要是來自這種「左」的積習。「左」的東西表現很多：你要宣傳一點改革開放，他就會說，這會破壞來之不易的大好形勢，喪失治理整頓的成果，他沒有想一想大好形勢是怎麼來的，大好形勢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你說要多利用一點外資，他就會說，多一個外資企業，就多一分資本主義，就會威脅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你要劃出一塊地方給外商承包開發，他就會說，這是出賣國家主權，喪權辱國;你要多發展一些鄉鎮企業，他就說，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會腐蝕我們的幹部，把鄉鎮企業視為對社會主義的威脅;你要多發展一點私營企業、個體戶，他就會說，這會改變社會主義性質;你講要搞廠長負責制，他就說，這是削弱黨的領導;你講家庭聯產承包製不能動搖，他就說，這是走單幹的道路，不利於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這樣的高度概括，三資企業是和平演變的溫床，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集體經濟瓦解的根源。他們把改革開放以來最基本、最實質的東西幾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面吃著改革開放的飯，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一面大罵改革開放，對改革開放就是看不慣，就是不順眼。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還是留戀50年代、60年代那種短缺經濟。也有人至今留戀階級鬥爭那一套。總覺得，你鬥我，我鬥你，群眾鬥幹部，幹部鬥群眾，人人不得安寧，幹群關係非常緊張，沒有這樣一種情況就不是社會主義。總之，「左」的積習對改革開放的阻力不可低估。幹什麼事情他都要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讓你什麼都不敢幹，什麼事情也不能幹。「左」的東西可以說比比皆是，而且，由於它帶有革命色彩，是革命的言辭，欺騙性大，危害性大，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如此，現實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認為，在領導層擺脫「左」的思想束縛，是一個重大的課題。如果不敢觸動它，改革開放就無非是空談一陣子。不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改革開放能否持久，要劃一個問號。
鄧小平同志談話，光跟在那裡重複，說上千遍萬遍，沒有用，重在落實和執行。特別要警惕那些風派人物，這種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一有機會就跳出來反對改革開放。這些人一旦掌握了國家大權，對國家，對人民，都將是一種災難。有人攻擊特區，1984年就有人給我提建議，讓那些自認為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念的人，可以讓他們承包一個地方，或者承包一個島，讓他們實行他們想要實行的那一套，搞他們的特區。不競爭就判別不出真理來。問題在於，誰去辦這個特區?就是連那些一有機會就攻擊改革開放的、自認為是正統的社會主義觀念的人，他們也不去!
人們認為田紀雲的講話是一篇很好的「討左檄文」，中央黨校的這部錄音帶暢銷一時。2004年6月9日下午，在一個田紀雲在座的飯桌上(本書作者也在座)，有人稱讚他在黨校1992年的講話，說這個講話很有骨氣，問田當時是不是感到有風險?田紀雲說：「當然有風險。我講的左的種種表現，都是有所指的。所以左派恨之入骨。」田紀雲還說：「為了防止左派告黑狀，我一作完報告，就從主持人那裡要了一份錄音和錄影，托鄧楠送給小平。後來，果然有人找小平告狀，說田紀雲在黨校講話不好。小平說，我聽了錄音，沒有什麼。多虧了這麼做，不然我就出政治局了。」
鄧小平已經88歲了，來日無多。像毛澤東晚年擔心他的路線會變化一樣，鄧小平也有這種擔心。毛澤東是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是怕他開創的改革開放事業夭折，也怕中國共產黨失去領導權。他擔心的還是「兩個基本點」，對改革開放更為鍾情。因為鄧小平在中國歷史上主要功績還是改革開放，所以，他對田紀雲等批評左派是很滿意的。
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形成。原來傳說的「南巡講話」中對這一代領導集體流露出不大放心之處，經整理後正式傳達時有「現在中央的班子幹得不錯嘛!問題當然還有很多」這句話。不管怎麼樣，領導班子木已成舟，他不能再讓他的第三個接班人下台。他唯一能做的是，讓改革開放路線深入人心，並且形成具體的路線、方針。他要為將來的路鋪好鐵軌，並把第三代領導人推上這條鐵軌，造成這樣一種格局：你的列車只能在我這個軌道上開，離開這個軌道就要翻車。除此以外，鄧小平還在人事上作了安排：把年僅49歲的胡錦濤定為江澤民的接班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接班人通常是由現任最高領導人這一代決定的。但是，在十四大上，鄧小平把江澤民的接班人也定下了，提前為江澤民辦了「後事」。這種隔代決定繼承人的作法，為今後的高層政治增添了複雜因素。
南巡講話已經為他這種努力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現在需要做的是在黨代會上把這個思想體系確立起來，並制定出具體的路線、方針，從而用黨的組織力量來推行。江澤民在這一點上是密切配合的。鄧小平只說「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江澤民進而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總目標。鄧小平稱讚江澤民「這件事做得很有份量」。
1992年10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出席會議的有2035名代表。600多名中外記者採訪了這次盛會。江澤民作了《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政治報告。這個報告充分肯定了14年的改革開放;肯定了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確立了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重申了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不動搖;明確了90年代改革和建設的主要任務，其中首要任務是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快經濟改革步伐。這個報告在起草過程中就經過反覆醞釀，九易其稿。在這次會上，代表們經反覆討論後通過。
十四大撤銷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這表示，老人們不再當現任領導人的保姆，讓他們在家裡頤養天年。江澤民不必像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看老人們的臉色行事。不過，直到1994年鄧小平和陳雲因身體原因再也不能問事時，江澤民才算真正走出老人政治的陰影。
十四大修改了《中國共產黨章程》。新黨章對社會主義作出了新的解釋：「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完全採納了鄧小平南巡講話中的解釋。總綱完全體現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體現了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此時，陳雲還繼續保持強有力的影響。1993年3月，李鐵映就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之前，到杭州拜見陳雲，聽取陳關於改革的意見。但是，十四大以後，陳雲沒有繼續堅持自己的意見。
「鋪軌」到此還沒有完成。再經過一年的醞釀，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一共50條，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輪廓框架作了設計。這個設計完全體現了鄧小平的思想。這個決定還提出在本世紀末初步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這個決定的產生，江澤民也出了很大的力氣。這算是兩代領導人對未來經濟體制的共識，也是兩代人的一種交接。
到現在，鄧小平對身後的事更加放心了。「十四大」以後，江澤民雖然名義上是軍委主席，但楊氏兄弟不一定聽他的話。所以，有楊家兄弟掌握重兵，江澤民還不算完全接班。這時，江澤民面對一個現實、兩個機會。一個現實是，楊氏兄弟兩人執掌軍隊，並且過於張揚，軍內老將們對他們十分不滿，他們提出的用軍隊「為改革保駕護航」的口號也得罪了很多人。兩個機會是：一是張愛萍、李聚奎等七位上將在1989年春天上書中央反對動用軍隊鎮壓學生，「六四」後他們在政治上處於被動地位;另一個機會是楊尚昆雖然是「六四」時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的執行者，但他內心深處還有不同看法(1998年他對301醫院的蔣彥永大夫說：「『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江澤民是這樣利用這兩個機會的：一方面他提高這七位上將的政治地位(如李聚奎逝世時以超乎尋常的規格舉行追悼會)，爭取老將們在鄧小平面前說話，批評楊尚昆兄弟的種種不是;另一方面通過某種方式讓鄧小平知道楊尚昆兄弟對「六四」心懷異見，使鄧小平擔心日後楊尚昆可能為「六四」翻案。經過努力，鄧決定剝奪楊氏兄弟的兵權，但楊家兄弟還不知就裡。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楊尚昆提出讓他的弟弟楊白冰進政治局常委，江澤民堅決頂回去了。江澤民敢頂，是因為他事先從鄧那裡得到了承諾。江澤民借鄧小平之手，趕走了楊家兄弟，換上了份量比楊家兄弟輕得多、且沒有政治野心的劉華清和張震。從此，江澤民才成為名副其實的軍委主席。接著，江澤民在軍隊中大批提拔幹部，大批任命上將，他的地位才算真正穩定。
作為接班人，要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必須抓住六個字：「站住腳，做好事」。這六個字也可以用另外的說法，即：「掌好權，治好國」。站住腳(即「掌好權」)是前提。國家最高領導崗位這個地方無風三尺浪。曹操把這個地方稱之為「火爐」，沒有幾下子是不容易站得穩的。連腳部站不穩，就談不上做好事(即「治好國」)。在權威政治條件下，新領導人要「站住腳，做好事」，他必須使自己強大。這就必須大膽而謹慎地抓住軍隊，大膽而謹慎地進行組織人事調整。江澤民在兩三年之內很成功地完成了這一任務。隨著權力的鞏固，江澤民逐漸顯出了自己的特色和風格。
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註：「三個代表」的完整提法是：「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常識，不是什麼理論，不管誰執政都會向老百姓有類似的宣稱。「三個代表」的提法是為了使中國共產黨適應新的形勢，在新的形勢下得到執政的合法性。「三個代表」比「四項基本原則」大大前進了一步。在江澤民主政時期，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按鄧小平的意願向市場化，全球化方向大步推進，國民經濟也以較高的速度發展。
如果1992年鄧小平用朱鎔基頂替江澤民，情況會怎麼樣呢?朱鎔基當五年總理的實踐證明，他是一位計劃經濟思想很重的幹部，在國企改革中不提產權改革，在糧食和棉花流通中取消了農民的賣糧自由，他扶持了一批行政壟斷性大企業，影響了中國的市場化進展。這些是和鄧小平的初衷相背的。如果讓朱接班，其結果可能還不如江。可見，權威人物選擇接班人，常常選出不符合自己意願的人。
江澤民如果在十六大全身引退，或許能留下一個好名聲。可惜的是，不知什麼人出的主意，他幹了三件蠢事，使他的聲望大大下降：
一是大講13年(1989年到2002年)的成就。這使人們產生了兩個不好的印象：江澤民不顧事實地把這些年經濟發展的功勞全記在自己帳上，其實，他完全執政並沒有13年，他雖然1989年當了總書記，但1994年才開始擺脫鄧小平的控制;他講的13年恰好是「六四」以後的13年，人們認為他是在強調「六四」鎮壓的效果。
二是自己在中央黨校講話把「三個代表」擺到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同等地位。馬毛鄧三者是後人或別人擺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神龕」的，而江澤民卻自己爬上了「神龕」。
三是十六大還保留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也許這不是江澤民的本人的意願，但不可避免給人們留下了「老江交班不交槍」、「戀權」的把柄。他保留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以後，有時還站在保守立場，對新領導人指指點點，群眾也很反感。
而且，這三件蠢事是和大樹特樹江澤民的權威連在一起的。對這種「造神」宣傳，也許是「權威政治」的需要，但在老幹部和知識界中留下了很壞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