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談到如何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問題時，茅于軾認為畢福劍罵毛事件恰恰揭示出一個重要問題，即言論自由，毛澤東必須為在和平年代餓死數千萬人負責，當局應該把歷史事實公布出來。
茅于軾表示：「在和平時期，中國餓死三千多萬人，超過中外歷史上和平或戰爭時期餓死人的最高紀錄。沒有任何別的理由可推脫。這是誰的責任?無疑是毛澤東的責任。別人即便有責任，那也是次要的，這些都是事實。」他認為，毛澤東當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毛想要規避三年災荒責任的「恐懼性反應」。但時至今日，毛的照片還在天安門城樓上掛著，在鈔票上印著，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茅于軾分析說，導致三千萬人被餓死這樣的結果，可能並非毛澤東的初衷。但是當這樣的結果出現了，毛本人並沒有絲毫的內疚，沒有做過任何檢討，反而把堅持正確路線的人當成了敵人。你說他是什麼樣的人?這樣的人能寬容嗎?
對這樣一個人，我們想原諒他都很難找出理由。唯一比較合理的結論只能是他確實是人民的公敵。」茅于軾說，「對現在的當政者來說，有責任把三年災荒說清楚。南京大屠殺30萬人被殺，三年災荒三千萬人被餓死，足足100倍!南京大屠殺建了博物館、紀念館，還設了國家公祭日，那三年災荒餓死的人也應該建更大的紀念館。
他認為，毛澤東終究要完全走下神台，在消除所有迷信的前提下接受公正的評判。
茅于軾呼籲北京當局，以自信和坦蕩的姿態把歷史事實公布出來。他質問道：「實事求是地把事實講出來，把三年災荒的檔案公布出來，真的有那麼難嗎?」
在談到畢福劍公開辱毛事件引發的輿論風波時，茅于軾表示，畢福劍罵毛的視頻曝光後，贊同和反對的雙方十分對立，而且毛左「最為亢奮」。他認為，造成對立的原因是兩方面的。一是由於不同的是非觀;二是各自根據的歷史事實不同。而這種對立的背後，牽扯到了言論自由的問題。
茅于軾表示，每一個人都要承認別人有發表不同於自己觀點的權利，這是你自己能夠有言論自由的前提。因為，「每個發表意見的人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對或錯只能在自由討論中見分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