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與趙燕玲
茅于軾
茅于軾夫婦結婚照
在遭受長期病疼折磨後，趙燕玲的身體奇蹟般好轉。她早年出生於富商之家，曾是一名助產士，如今已80歲，承擔了所有家務，並負責照顧茅于軾——她85歲的丈夫，中國最著名的自由派經濟學家之一。
在59年的婚姻歷程中，溫婉、隱忍的大家閨秀趙燕玲不曾在茅于軾遭受困境時轉身離去。
趙燕玲的選擇，早在嫁給茅于軾的時候就已作出。由於丈夫一門心思放在事業上、學術上，體弱多病的她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和更為瑣碎的事務上，伺候老人、照看孩子、應付各種人情往來。
她算不上一位心懷天下的知識分子，很少談論家國大事。她所做的事情不像茅于軾那樣為了群眾和國家，而是遵照夫妻和生活的法則，細緻耐心地支持和照顧丈夫。
但她的生活邏輯，支撐、保護著茅于軾的家國邏輯。
先生的書房與太太的客廳
茅于軾每天的時間從早上6點開始。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書房開電腦，然後趁電腦啟動的時間去上廁所。他將自己筆記型電腦的開機時間控制在40秒以內，一旦超過這個時間，就會給助手張林打電話，讓他過來看一下。
「他覺得浪費時間是一件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張林對《博客天下》說他每隔一段時間，都會被茅于軾叫去幫他檢修一次電腦。
從清晨6點到晚上10點半，除了中間吃飯和短暫午休的時間，茅于軾會一直坐在電腦前，面對著一塊14英寸的屏幕——這是他與外界聯繫的窗口，也是他沒有硝煙的戰場。
茅于軾晚年的風暴大多從這裡颳起。他將自己對經濟、政治、社會等以及一些人的看法發表在網上。
除去撰寫這些讓他贏得聲譽又招致攻擊的文字，他在電腦上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回復各種各樣的郵件。
很多郵件內容是來自社會底層的求助，比如問他怎樣才能致富，家裡遭遇拆遷該怎麼辦，東西賣不出去該找誰。一些人還會向他借錢。
有時，茅于軾瞞著夫人偷偷給陌生人寄錢，趙燕玲發現後就會數落他。她擔心茅于軾被利用。
她覺得茅于軾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原則。每逢這樣的時刻，茅于軾都報之呵呵一笑。這是他化解矛盾的方式之一。
就在茅于軾安靜地坐在自己的書房裡與外界的聯繫時，趙燕玲則忙著一日三餐、家務，並客串茅于軾的前台：接電話、複印文件、發傳真、寄信……
她自詡的好身體讓人忽略了她本身也需要照顧。茅于軾的助手張林提到，幾年前，趙燕玲可能因為血壓問題，暈倒在陽台上，一直在書房忙碌的茅于軾不知道，最後還是鄰居發現的。
「生活上我獨裁，我給他吃什麼就吃什麼，我要他做什麼就做什麼。事業上是他獨裁，他想說話他說他的，我不干涉他，他做的一些事情，基本上我都支持，比如他2012年給天則所捐了100多萬，包括弗里德曼獎的獎金，也都捐出去了。」趙燕玲用一句話概括了她與茅于軾在家裡的分工。
在個人生活上，趙燕玲說茅于軾是一個完全沒有要求的人。問他想吃什麼飯，他會說「你燒什麼我吃什麼」。在飛機上選餐，問他要牛肉的、魚肉的還是雞肉的，他說「你吃什麼我吃什麼」。
穿著上，茅于軾也很少講究，每天穿什麼衣服都是趙燕玲負責打理。她記得茅于軾最近一次買衣服是在2012年，買了一件燕尾服，為的是去美國參加「弗里德曼自由獎」的頒獎儀式。
「你要想虐待他，容易得很。」趙燕玲笑著說。
早些年，趙燕玲還有看報、讀雜誌的習慣，現在由於視力下降的厲害，最多也就看看新聞標題。視力不好，她已經很久沒有做過衣服了。茅于軾曾經在文章里表揚她：「非常能幹，會做衣服、織毛衣，我的衣服從襯衫到外衣都出自她的手。」
被時光一起消磨掉的，還有她年輕時候的愛好：看越劇、讀小說。好在，一年前，她學會了使用電腦，有時候她會幫茅于軾收收郵件；女兒幾年前送給了茅于軾一個iPad，她也會玩了，閒下來時她會在上面玩會兒單機版的麻將。
在兒子和女兒都定居國外後，她的生活重心已完全傾斜在茅于軾身上。
他們待在家裡的寧靜時光並不多。一年中，他們超過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外面，茅于軾要忙於天則經濟研究所、人文經濟學會、北京富平學校等地方的工作，還到各地參加活動或發表演講。
沒有外人來訪時，趙燕玲和茅于軾通常一個在書房，一個在客廳，各忙各的。「有的時候想進去看看他，又想，別搗亂了。習慣了也不悶，也挺好的。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互不干擾。」趙燕玲說。
在一起相處多年，他們之間已經養成了高度的默契。茅于軾只有把要寄的信、要複印的東西往桌子上一放，不用說話，她就會完成這些工作。
經濟學家的保姆和保鏢
當年激昂的經濟學家和優雅的女士如今開始相依為命。趙燕玲一個人在家裡，茅于軾不放心；茅于軾一個人出門，趙燕玲不放心。
趙燕玲覺得茅于軾是個事業上的強人，生活中卻是一個弱者。「讓他在家裡拿一樣東西也拿不到，每次出去，總是丟三落四。」說起茅于軾出門丟過的東西，趙燕玲一口氣舉出錢包、身份證、衣服、領帶，甚至牙膏、牙刷、拖鞋這樣的例子。
最讓趙燕玲擔心的是，隨著年紀的增大，茅于軾走路不那麼穩了，「他是低血壓，有時候腦供血不足」。她清楚地記得幾年前偶然陪同茅于軾參加一個活動時，他上台之前突然說：頭暈，要倒。
從那以後，趙燕玲開始寸步不離茅于軾。出門幫他收拾行李，坐車幫他開車門，扶他上下台階，幫忙拿他脫下的外套，飯桌上為他夾菜，大聲轉述別人對他的問候……
她在扮演之前的那個趙燕玲的同時，還得扮演近半個茅于軾，做他的手，當他的耳朵。
「總覺得我在他旁邊對自己是一種安慰，對他也是一種保護。」趙燕玲說。
她所說的保護不只是防備茅于軾突然頭暈或走路跌倒，還包括防範來自極端反對者的人身傷害。
大約5年前，在上海的一次會議上，茅于軾被人扔過一隻鞋子；2011年4月，茅于軾在北京理工大學作報告時，幾名中年男女突然打斷他的演講，衝上講台；去年5月，有人半夜給他家打騷擾電話，進行謾罵和人身威脅。
這些時候，趙燕玲都陪在他身邊。
趙燕玲並不完全贊同茅于軾的做法，但她從未停止支持他。有時她會勸茅于軾少說兒點，說過就算了，「但他還是堅持他的原則，那是他的自由，我也干涉不了」。
她經常成為指向茅于軾的攻擊的最初承受者。如今，家裡的電話機還留存著騷擾者的電話錄音，裡面充斥著粗糲的髒話。趙艷玲負責接聽家裡的所有電話，她一聽到這樣的電話內容就掛掉。
「那是他的自由，他的水平，他的人品，不理他。」聽完趙燕玲轉述後，茅于軾這樣評價。但趙燕玲說：「你不理他，電話我接，我替你挨罵。」
在毛澤東120周年誕辰時，她叮囑丈夫少說點兒話。
相對而言，茅于軾對外界攻擊的免疫力要比趙燕玲強。趙燕玲說她一聽到別人罵髒話，「舌頭整個都發乾了，嘴裡邊就好象一種生病的感覺」。茅于軾本人卻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反而說趙燕玲「心態不好」。
有時候她認為，茅于軾的觀點可能太超前，一些人無法理解，才會惡言相向。
她極少關注網上對茅于軾的評價：「會被氣死，還不如不看，我主要照顧好他的生活、關注他的健康就好了。」
茅于軾的追求與趙燕玲的蛻變
不久前，茅于軾讀了一篇關於原中顧委委員于光遠與前妻孫歷生的報導，該報導發表於《博客天下》雜誌。于光遠在孫歷生打為「右派」後，迫於組織壓力與其離婚，後來孫歷生在文革中慘死，于光遠很少公開談論她的故事。
「我覺得于光遠這裡邊有很大的錯誤，所以他不願意談。像我們的情況就不一樣了。」茅于軾講了這樣一句話。
茅于軾1958年被打成右派後，趙燕玲拒絕接受組織要求，與他離婚。「我認為他是冤枉的，他不是一個反黨反社會的人。」趙燕玲解釋。
這時，旁邊的茅于軾把話接過去：「她說我是冤枉的，我說我一點也不冤枉。我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右派。」講完，茅于軾笑著露出引以為傲的表情。
茅于軾於1929年出生在南京。祖父茅乃登，曾任清朝江浙聯軍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部副長；外祖父陳希濂，光緒時的進士；父親茅以新，著名的鐵道機械工程專家；二伯父茅以升，一代橋樑大師；大伯父茅以南，日本「海歸」。
和茅于軾一樣，趙燕玲也出生在江南一個大戶人家，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烜赫一時的商人，父親在張家口經營一家蛋廠。她和家人住在蘇州的深宅大院，過著闊氣生活，家裡請了幾個保姆，雇有車夫。
1937年抗戰開始，茅于軾的父親不得不帶著一家人顛沛流離，「12年的小學中學一共上了13個學校」。趙燕玲家的生意無疑也受到了影響，父親被迫賣掉工廠回到蘇州。但她們一家並沒有選擇跟政府一起撤離，而是選擇留在淪陷區。
茅于軾說這是他們兩家的最大區別：知識分子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但商人就不同，只要有生意做就行。這句話某種意義上指向兩人的區別，一個看重公共生活，一個更在意私人生活。
在認識趙燕玲之前，茅于軾有一段失敗的初戀。對方是他的高中同學，畢業後兩人一直互相寫信，直到茅于軾大學畢業分配到齊齊哈爾鐵路局工作後還有交往。但由於長期分離，他們分手了。
失戀的茅于軾給母親寫信訴苦，要她幫忙物色對象。趙燕玲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闖入了他的視野。
茅于軾和趙燕玲是遠房親戚，趙是茅「舅媽的女兒的舅媽的女兒的舅媽的女兒」，他稱之為「舅媽女兒的三次方」。反過來，茅則是趙「姑媽兒子的三次方」。茅于軾第一次看到趙燕玲的照片是他舅媽的兒子偷給他看的，「我見到之後當然羨慕不已，恨不得立刻就能見面」。
趙燕玲說，自己當時對茅于軾卻沒什麼感覺。「當年他沒有現在帥，人又瘦，牙是爬的，眼睛又小。我妹妹她們看了直搖頭。我父親開始印象對他也並不是太好，覺得還可以吧，是書香門第出身的。」
趙燕玲坐在書房向我們回顧這些往事的時候，茅于軾正在客廳擺出各種動作和表情供攝影師拍照。
她第一次見到的茅于軾和眼前的這個茅于軾，中間已經隔了整整60年。
「他追我追得厲害，給我寫信，我父親一看信，文也好，字也好，他說這現在少有，就特別喜歡他。」趙燕玲繼續講述。
她記得茅于軾第一次送給她的禮物是一個皮包和三本書，但她並不喜歡。「我告訴你，那個包的顏色啊，叫真難看，咖啡要深咖啡才好看，他買的又不是淡咖啡，有點灰咖啡。三本書是《鋼鐵是怎麼煉成的》、《希臘的故事》呀什麼的，這是書呆子的表現。」
不過，當時在無錫助產學校上學的趙燕玲最終被貌不驚人、也不懂得浪漫的茅于軾打動。
如今，茅于軾認為自己之所能在趙燕玲的五六名追求者中脫穎而出，是因為緣分。「當然，也許跟我的表現有關」。
他一收不到趙燕玲的回信，就給她發電報——這大約是當時最奢侈的情書。
1955年結婚後沒幾年，在協和醫院上班的趙燕玲就因嚴重胃病停薪留職。後來再也沒有上班。現在的她沒有退休工資，也沒有勞保、醫保。
胃病陪伴了趙燕玲半生，幾次險些要了她的命。在茅于軾被下放和被驅趕到外地的那些年月，為了不讓他擔心，趙燕玲哪怕吐血、暈倒，也沒有告訴茅于軾自己的病情。
與茅于軾面對時勢危難的勇敢不同，她的堅韌表現在家庭關係中的體恤里。
1969年，下放到山西大同的茅于軾從同鄉那裡得知趙燕玲胃病再次發作，騎著自行車連夜往火車站趕，路上還摔進溝里。他趕回家時已是深夜12點，打開門時趙燕玲很是吃驚：「你怎麼回來了？」
富家小姐出身的趙燕玲在那段物質極為匱乏的歲月完成了艱難的蛻變。從一位大小姐變成隱忍盡職的妻子。
「對他茅家，我沒有一點愧疚。兩個老人從來不上醫院，都是我給他們買藥，解決他們的病痛。我婆婆最相信的是我，我唯一對不起的是我父母，他們沒有得到我的一點照顧。」趙燕玲告訴《博客天下》記者。
茅于軾曾在文章中寫道，他一生最值得寫的就是趙燕玲：「我父親晚年時大便乾燥，拉不出來，都是她動手摳出來。在我當『右派』時多少人趁機追求她，她都沒有離我而去；在『文革』時，她勇敢地儘量保護我們全家；『文革』後，她為我解脫了全部家務，讓我可以全副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他記憶中最甜蜜的地址是蘇州市獅林寺巷63號，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趙燕玲的地方，也是他們度過新婚之夜的地方。如今，那棟房子已經被拆掉了。
美麗的妻子和有才華的事業狂
茅于軾是「文革」的激烈批評者，但趙燕玲說她「感謝文革」。
「沒有『文革』，第一，我們現在不會改革開放，還在實行計劃經濟，因為『文革』以後整個國家垮了，所以鄧小平說，管他黑貓白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講完這段宏大敘述後，她接著說道，「第二，要沒有『文革』，我到現在還是什麼也不會，我一直在保姆手裡頭，娘家婆家都是這樣，襪子也沒洗過。『文革』以後沒辦法，鍛鍊吧。」
這種正話反說的方式是她語言的一種風格，也體現了看待問題的角度，裡面依稀還隱藏著善於逆向思維的茅于軾的影子。
趙燕玲會以茅于軾經常談論的市場經濟來反駁他。
有一次，茅于軾請打字員將家裡筆電上記錄的聯繫地址、電話輸入電腦，講好價格是250元一天。結果打字員工作時間加起來5個多小時，趙燕玲覺得一天是8個小時。她不同意按一天算，但茅于軾覺得「對方是社會底層人士」，應該多給一點兒。
「我說你不能破壞市場啊，市場有價有市，都照你這樣還不亂了。」趙燕玲說。
長期與茅于軾在一起，趙燕玲對時下新聞和熱點話題也耳濡目染。
張林說：「其實她並不想關心這些事，有時候她跟我講，這些社會上的事愛怎麼弄怎麼弄去吧。但跟著茅老天天聽這些事情，她不得不關心。」
兩人價值觀、思維方式、審美和作息等方面日益趨同。
由茅于軾等人創立的公益組織北京富平學校副校長邢文毅向《博客天下》形容：「他們倆一看就是一家人。」她指的是茅于軾與趙燕玲身上共同所投射出來的一種知足、善良、博愛、讓人踏實和深信不疑的氣質。
自由、平等是茅于軾價值觀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和趙燕玲都是踐行者。邢文毅說，她常為趙燕玲在生活中流露的不分尊卑的關愛、貼心所感動。
茅于軾家裡擺滿了照片。有他與夫人的合影，也有不同時期的全家福。那是他們沉澱的歲月，印在薄薄的像紙上。
年輕的時候，茅于軾常常帶著妻子去拍照。這可能是他做過的少有的可稱之為浪漫的事情之一。
因為漂亮，趙燕玲的照片曾是一些照相館櫥窗里的招牌廣告。茅于軾說，如果她那時候參加選美，一定能戴上桂冠。
茅于軾欣賞妻子的美，趙燕玲珍惜丈夫的才華。她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了家庭上，好讓茅于軾騰出空來施展、打磨自己。
這麼多年來，茅于軾對趙燕玲的評價一直未變——賢妻良母。「我的事她不大懂，學問也不是跟她討論出來的，這方面她對我沒幫助，但她幫我弄好了一個家。」茅于軾說。
趙燕玲對茅于軾顯然更捨得誇獎：「他的觀點是用邏輯推理的，基本上都是對的。他很真，從不說假話，他說的、做的，他都承認。另外，他氣量很大，不跟人計較，別人罵他，他也覺得是自由。」
像所有妻子一樣，她也挑得出茅于軾很多缺點：「生活上，他不會照顧人。我以前病成那樣，他從來沒有照顧我一天。他關心的就是自己的事業，除此之外，他漠不關心。」
2013年12月22日上午，趙燕玲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開門、關門。從上午9點到下午近1點，茅于軾在家裡一共接待了3撥記者，其中有兩撥另約了攝影和攝影團隊。
一群人陸陸續續地到達，最後都擠到了一塊兒。屋子裡人數最多的時候是12個人，占滿了客廳、書房以及所有過道。
由於難得在家一次，所有的約訪都擠到了一起。在這天下午，還有另外幾撥客人前來拜訪。時間安排密集，茅于軾養成了不停看手錶的習慣。他不太去記來訪對象都是什麼人，但能準確記住跟對方約好的時間。
他正在和時間賽跑。這是一條看不到終點的賽道，茅于軾希望他在有生之年能跑得足夠遠。
這個喜歡古典音樂，喜歡聽貝多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的老人，已經很久沒去打開那些存封的唱片，甚至連最愛的書法都被他擱置起來。
「他是個事業狂，這是好聽一點了。難聽一點兒就是在搶時間。你看，85歲，年齡擺著，還能工作幾年？」趙燕玲說。在茅于軾埋頭奔跑時，趙燕玲做得最多、也是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為他排除各種潛在危險。
張林一直記得去年茅于軾受日本《讀賣新聞社》邀請去與北大教授鞏獻田對談時趙燕玲的反應。
剛開始時，趙燕玲死活都不讓茅于軾去。但茅于軾覺得沒什麼，最後帶著張林成行。當對方開著車來接茅于軾時，趙燕玲跟司機說了這樣一句話：「你把什麼樣的人給我帶走了，還要好好地給我帶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