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師哲女兒師秋朗:父親覺得整人是應該的

—師秋朗:我與父親師哲

作者:
師哲的女兒師秋朗認為她的父親一點人情味兒都沒有。日常交談中,父女常常發生爭論。師哲依舊崇拜毛澤東,認為領袖可以為了大局使用政治手腕,整肅異己。他覺得整人是應該的,雖然他自己被整了。

師哲陪同毛澤東訪問蘇聯

2014年6月中旬,北京郊外的南各莊田野,麥地剛剛收割,麥梗現出無保留的金黃。師秋朗的農家小院裡,一連多日晾曬著麥粒,給她90歲的暮年,添了一層富足的成色。

這似乎是少女年代夢想的顏色。陝西韓城鄉下的井溢村里,14歲的師秋朗和母親相依為命,從未見過父親師哲。莊稼歲歲榮枯,記錄著平淡的日子和父親離家的年頭。

一天晚上,師秋朗聽到動靜,母親輕手輕腳地起床,點上油燈去了廚房。師秋朗奇怪地側耳傾聽,只是一片沉寂,母親又靜悄悄的回來。

以後知道,母親走到水缸邊,拿起擀麵杖想要攪動水面,卻又猶豫而止。半夜攪水缸是鄉鄰傳授的竅門,對於遠行不歸的人,可使其心神不寧,牽掛家小。母親攪水前,心想丈夫可能真的有事回不來,如此攪動,豈不徒增行人煩惱。

師秋朗只知父親被抓捕,在自己出生後不久離家遠走,不知生死行蹤。父親一直未歸,卻從國外寄來了一封信,讓母女倆去延安。這封信像一抹遠方的光線,改變了師秋朗往後的全部人生軌跡,脫離了生身的鄉村,在革命的行列中浮沉輾轉,經歷鬥爭、理想和親情的榮枯聚散,直到暮年之際,回到童年熟悉的田園。

延安的天空

「眼睛不夠用,感覺那裡的空氣都不一樣。」1938年,師秋朗和母親賈靜春第一次到延安,她如此描述當年印象。

師秋朗和母親並未在延安找到父親師哲,他當時剛從西伯利亞回到莫斯科,在途中的火車站發了那封家信。但延安的見聞完全彌補了師秋朗尋父不得的遺憾,也成了她一生不曾褪色的青春記憶。

「羨慕死了那些女紅軍,那麼開放無拘束,不像我在家裡,不敢說不敢笑。」師秋朗晚上和革命女青年們睡在一個大炕上,互相推選唱歌,死也張不開嘴的師秋朗,被大家批判為「封建殘餘」。

首長和大家也很平等,從賀龍毛澤東都很容易見到,抗大校長林彪熱情地介紹她們到中組部查幹部檔案。這是從小呆在農村家庭中的師秋朗無法想像的。因為奶奶病重,不得不跟隨母親回到韓城家鄉後,她感覺「看到天又關進黑屋,鳥飛了又進了籠子」。

師哲的父親是小學教師,師哲本人是在西安求學時加入共青團的,他的同窗好友中有後來的抗日名將、孟良崮亡魂張靈甫。其四弟師叔德也追隨他參加革命。師哲的丈人有舉人功名,卻是韓城小學教育的先行者,賈靜春從小受教育,是全縣第一個拆去裹腳布的女性。但師哲的父親脾氣橫暴,家族又重視男丁,師秋朗和母親沒有地位,壓抑的氣氛和抗戰初期的延安不啻天淵。師秋朗感到一天也呆不下去,便給母親留下條子,「我要走了」。

延安的革命氣息,顯然也使身為小學教師、曾經帶頭在全縣廢除婦女纏足的母親印象深刻。加上看到條子怕師秋朗一個人走掉,終於決定在公婆去世後和女兒再赴延安,過另一種生活。

1938年底,二人再次輾轉到了陝甘寧邊區,經先期到達延安的師叔德介紹,進入魯迅師範上學。師秋朗當了文藝幹事,母親也因年紀大被選為班長。初嘗革命生活滋味的師秋朗,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班級周會上批評母親的家長作風,讓母親和同學們感到吃驚。

母親身上的「封建殘餘」還包括,她堅決不同意女兒改掉「師秋蘭」這個顯得舊式的名字,為的是將來父親師哲可以找到女兒。

其後因國共關係交惡,地處交界小鎮馬家堡的魯迅師範遷往延安,師秋朗就此與參加工作的母親分開生活。最初的新鮮過後,此時的她嘗到了革命陣營里的別樣滋味。

先是在馬家堡上學期間經常「打游擊」,半夜緊急集合離開駐地,在不知名的大溝里過夜,洗臉漱口都在河溝里完事。有時在破廟裡借住,負責辦壁報的師秋朗,把文章別在一塊布上背著。黑板則由男同學負擔,到地方往樹上一掛,布匹展開,就算上課辦報。

學生半年就算畢業,分配到農村辦學校。都是如師秋朗這般十三至十六歲的少年,被派到某個山村,拿著一封介紹信去做群眾思想工作。群眾同意後才會騰出一孔柴火窯,宿舍教室都是它,動員農家小孩來上學。老百姓覺得上學沒用,影響勞力,往往不配合。白天教小學生,晚上還要動員一身疲憊的成人上夜校,自然也勉強。最尷尬的是有人遭遇農家婦女的調笑,說「小老師,你還教我,我的奶都把你養大了」。師秋朗的同學們經常是「白天教學生,晚上蒙被哭鼻子」。

師秋朗是班上僅有的兩名女學生之一,因為怕出事,沒有分配下去遭罪。但在併入邊區師範後,嘗到了另一番苦頭。

學校實行軍事化管理,校領導將軍事化充分體現在兩干一稀的吃飯上。中午學生們在大太陽底下吃燙稀飯,哨響開吃,十分鐘後準時吹哨結束,剩飯不許再動,統統倒進大桶。學生嘴皮燙破肚子卻沒飽,很多人生了胃病,師秋朗即是病號之一,骨瘦如柴。母親將她送入邊區醫院治療,沒有醫生和藥物,只有護士每天量一遍體溫脈搏,病號飯是面片湯。住院一月,師秋朗病情加重,母親要求將她調去自己任教的安塞完小教一年級,就近照顧,調養身體。

還有一件事讓師秋朗印象很深:一個同窯洞的女生掉了一塊花布條在地上,師秋朗撿起往窗台上放,這個女同學立刻跑去報告指導員,說師秋朗拿她東西。師秋朗挨了批,心想人怎會這樣。以後的餘生中,師秋朗從來不去碰別人的東西,在北京住大雜院,看到別家的衣物晾在院裡,要落雨了也不去幫忙收。

在延安,師秋朗遇到的另一件不解之事是入黨,「我認為到了邊區幹革命就是共產黨,怎麼還有我看不見的組織。」師秋朗不知道,此時她的母親已經入黨,經常開秘密會議。對師秋朗來說,這個組織怎麼加入,後悔了怎麼辦,都是問題,只是不說出來。以後到了自然科學院,黨組織公開了,看到身邊很多同學入黨,而且往往都是表現突出的分子,師秋朗才開始考慮爭取入黨。但還有一項顧慮,像沉重的石頭擋在她面前。

「假如被敵人抓住,我能否經得住不叛變?如果頂不住,不如不加入。」十五六歲的師秋朗,反覆考慮這個問題,一直到讀了烈士傳記,覺得別人為了信念可以意志堅定,自己為什麼不能。有了信心才開始申請,終於在1943年入黨,此時距來到邊區已經四年。

師秋朗入黨的心理關口,父親師哲1924年在西安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時也曾面對。入團前夕,19歲的師哲被組織派人領到西北城角的刑場,地上尚有一攤攤處決人犯的血跡,來人問師哲怕不怕?師哲回答不怕,才獲得入團資格。

在安塞完小的窯洞裡,師秋朗和母親一起等來了久違的父親。

一個春天的中午,一輛少見的小車來到了小學窯洞所在的半坡,車上的任弼時和李富春是去安塞清涼洞考察中共七大會址的,卻受了新回國的師哲委託,順道前來探尋妻女下落。

汽車返回時帶上了師秋朗母女,在任弼時的窯洞相見,師哲驚呼「天哪,你們是天上掉下來的」,師秋朗卻躲在角落裡不知所措。她完全不認識這個同樣是「天上掉下來的」父親,覺得比延安的其他人都遠,像一個外國人。

這是在蘇聯15年生活帶給師哲的氣質。回延安的第一次見面,他曾受到毛澤東的諷喻:「不僅要能吃麵包,還要能吃小米子。」

1925年離家逃亡後,師哲在河南加入國民軍,不久被選派到蘇聯留學。在軍事學校就讀後,又到格別烏受訓,此後遠赴西伯利亞工作。直至任弼時訪問蘇聯,師哲才作為秘書隨行返回國內,留下了一個俄羅斯族妻子和一雙混血兒女。

這些,都是師秋朗後來慢慢知道的。與此同時,重聚不久的父母面臨離婚,母親多年心底的擔心變為了現實。

離鄉多年做派洋化的師哲,覺得賈靜春守舊土氣,正像當時延安流行的一個指稱舊式婦女的名詞「土包子」。師哲的情意轉到了從沿海大城市來延安的「洋包子」身上。溢水井村中多年的持家等待,水缸旁不忍攪動遊子心事的賢良,母女倆不遠千里兩赴延安的尋訪,不足以挽回這顆在特工生涯中磨礪過的心。

師秋朗說,母親經常一個人跑到山溝里痛哭。她沒有向組織提出申訴,「棄舊迎新」是當時延安領導層的普遍風氣。

離婚後的賈靜春和從自然科學院畢業的師秋朗一起分配到承德邊區政府,此後一直單身,直至建國後擔任僑聯工作,才由上級撮合與一位長年單身做地下工作的美國華僑結婚,彼時兩人都已年近花甲。婚後數年繼父離世,母親獨自生活。

在延安的師秋朗可憐母親,更覺與父親無話可說。師哲回憶錄中不乏溫馨的情節,如女兒為父親烤饅頭片、讀蘇聯畫報,對於師秋朗來說都屬勉強。「隔著窯洞的門帘,我能喊一聲爸。當著面,卻怎麼也喊不出來。」

當年帶頭剪裹腳追求婦女解放、又在延安入黨的母親,被革命的父親離棄,在延安晴朗的天空下發生的這段情節,是未成年的師秋朗沒有想到的。

從「克格勃」到社會部

1929年,師哲由訪蘇的周恩來安排,進入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簡稱格別烏)受訓。格別烏是內戰時期「契卡」的繼承者,著名的「克格勃」前身。

師哲不是蘇聯情報系統為中共培養的第一批紅色特工。他的學長們包括1926年受訓的陳賡、顧順章,還有後來成為汪偽特務首腦、著名的「極司菲爾路76號」主人李士群。顧順章叛變導致上海中央被破壞,致使師哲1931年回上海的計劃成空,被迫長期滯留西伯利亞為蘇聯安全部門工作。

師哲的主要任務是審查間諜和監視處置越境的中國人。抗日將領馬占山赴蘇後被宣布為漢奸,曾嚇得在師哲面前下跪,以後師哲曾充當軟禁馬占山的「監護人」。

值得一提的是,師哲原擬回國赴湘鄂西根據地賀龍部隊任政治幹部,受阻後中央改派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夏曦。此人將蘇聯的肅反變本加厲帶到根據地,整個部隊只剩下3個半黨員。賀龍哀嘆「人都殺光了」,師哲評價「此人極左」。

由於忠誠能幹,師哲晉級為上校,獲得了一個蘇聯名字卡爾斯基和蘇共預備黨員身份,並作為辦案人員親歷蘇聯大清洗。

「大清洗」中,師哲過手了大批肅反案件,自述「不知道究竟肅了多少,只覺得下面報上來的案子太多,光看案卷也看不過來,陷入迷茫之中」。他的內務部上級們的指示則是「隨便吧,只要不把自己辦進去就行」。

這個「最低要求」並不現實。提拔師哲的老上級、西伯利亞內務部部長被槍決,領導過師哲的科長和處長人間蒸發。一位年輕同事僅僅由於同師哲打了一場網球,被人告發和日本領事館人員交往,在辦公室飲彈自盡。

作為蘇聯情報系統中的中國人,師哲能夠躲過肅反,實屬幸運。曾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書記、與師哲同在格別烏長期同事的王仁達,在大清洗中被入獄流放。上世紀50年代師哲陪領導人去蘇聯,輾轉尋獲其下落,王於1956年才回到北京,不久病逝,與師哲緣慳一面。

大清洗高潮中,身為外國人的師哲終究難免出局。1938年蘇聯出台政策,禁止一切外國人在內務系統任職。幸虧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長任弼時接納師哲為政治秘書,最終師哲在1940年3月跟隨任弼時經新疆回到國內,結束了15年留蘇和9年「克格勃」生涯。在中共赴蘇人員中,師哲留蘇時間之長、在安全部門工作之久和職位之高,極為罕見。

師哲回國不久,正好趕上整風、搶救運動,得以「發揮專長」。

1943年多風沙的春天,在延安自然科學院補習班上學的師秋朗,眼看著身邊的老師同學一個個被打成了特務。

補習班裡大都是革命幹部的子女,最初在院長徐特立主持下學文件,聯繫實際互相檢討,師秋朗尚未覺得異常;然而後來西北局派來的工作組取代了徐特立,車輪戰和逼供替代了「和風細雨」,氣氛肅殺。

自然科學院所有的老師都被打成特務,無一倖免,接連投入保全處監獄。精神重壓之下,一個男老師上吊,一個女老師服毒,吞下收集起來的火柴頭。連一個炊事員也投了井,學生無人上課,吃不上飯。

前一年是延安史上的困難時期,沒有足夠的糧食,用黑豆燕麥替代食品。這些原是馬料,人吃了容易排氣,封閉的窯洞課堂,不時這邊那邊卟咚一聲,引發同學嬉笑。另外學生隨地吐痰也是個問題。有個老師要求學生們「吞痰忍屁」,自然很難做到,到了搶救運動,被作為宣揚資產階級思想一頓臭批,成為特務罪狀之一。

自然科學院屬於西北局管轄,在任弼時、高崗主持下成為搶救運動重災區。師秋朗的同學們被逐個被打成特務,起初批鬥和看管特務的人也成了特務。

在「坦白了吃麵條,不坦白餓肚子」的政策下,很多十幾歲的學生為了吃一頓麵條當了特務。「特務學生」又往往交代老師人誘其加入組織,使被逼供的老師罪證坐實。如此牽連,幾乎無人倖免。

自然科學院的搶救發展到後來,徐特立看不下去,不顧「靠邊站」的處境與工作組爭論,並向毛澤東犯顏進諫。據師哲回憶,時任西北局書記的高崗也向毛澤東提意見,說都是一塊滾過來的革命幹部子弟,怎麼會成了特務。

奇怪的是,補習班和學院草木皆兵之中,師秋朗既未被「搶救」,又非積極分子,只覺得迷茫,「眼中覺得的好人,組織上說是特務,不能相信,又不能不信」。

其間師哲赴關中出差,中組部副部長李富春派人將師秋朗接去,問師秋朗是否批鬥對象或積極分子?師秋朗答曰都不是。李富春再問那你算什麼?師秋朗說不算什麼,不知道為何自己跟所有人都不一樣。

李富春當時身處搶救運動中樞,表現搶眼。但對師哲之女,他自然另眼相待。此時的師哲憑藉蘇聯內務部門的深厚資歷,成為社會調查部長康生麾下骨幹,擔任陝甘寧邊區保全處一局局長,在西北局幹部系統「搶救」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師哲與賈靜春離婚後,第三任妻子周惠年是此時康生的秘書,不乏政治聯姻意味,二人關係緊密亦可見一斑。

在一盤棋的整風和搶救運動中,幹部人脈因素仍在發揮作用。除了女兒,師哲的受惠者還有四弟師叔德。

師叔德早年被捕後曾在南京反省院被關押,抗戰後出獄,成為其履歷上的疑點,最初被列入了抓捕名單。師哲自述,康生當著他和保全處長周興的面,在一份名單上擬抓捕人名下打「0」,送行政學院集中審查者打「.」,師哲在打「0」名單上意外看到「師叔德」的名字,脫口而出「是我四弟」。康生立即拿過名單划去,師哲又說「該抓就抓,不能因為是我弟弟就----」,康生隨即又把「0」換成「.」。

師秋朗得蒙庇護,母親賈靜春卻未能倖免。已和師哲離婚的賈靜春在延安縣工作,該地由康生妻子曹軼歐蹲點,運動火力猛烈。1938年再赴延安途中,賈靜春為打聽師哲消息曾探訪過從蘇聯東方大學歸國的王友志,王當時參加了國民黨,賈靜春因此被車輪戰圍攻要求交代。

師秋朗回憶,運動後期正逢河南大災,許多災民逃荒到延安,當時正逢各單位組織看戲安撫人心,剛獲甄別的賈靜春扮演一個受災婦女,藉機在台上痛哭一場,發泄冤屈,觀者無不動容。

人犯押入邊區保全處監獄由師哲直接經手。據師哲回憶,社會部在制訂《審訊條例》時,對於是否用刑發生爭論,師哲主張不能刑訊獲取假口供,康生大為惱火,稱要「逼供而不信」。打罵凍餓、車輪戰、假槍斃在延安大行其道,邊區保全處監獄所在的鳳凰山半坡日夜鬼哭狼嚎,聞者色變。

師秋朗對父親的身份感到厭惡。她直率地稱父親和他的人是「特務」。有次師秋朗去進出邊區販貨的大車站買肥皂,這裡往往是保全處的監視重點。師秋朗的行蹤隨即被報告給師哲,引起師秋朗極大的反感,心想「你搞情報搞到我頭上」。

師秋朗說,父親在審訊中沒有親手打過人。師哲自稱,他本人多少和保全處其他人有所區別,譬如周興是「提著棍子審訊的」。此人在江西蘇區肅AB團時就是積極分子,曾因屈殺人命被留黨察看。處長如此,示範效應可知。

運動臻於高潮,師哲親手拿著一疊特務口供面見毛澤東,試圖將其中一批人槍斃,卻被毛澤東制止,以自己當年打AB團的經驗為證,說根本不信那些口供,師哲此時才似有所悟。搶救運動大開殺戒的危機,就此為發動運動的毛澤東本人制止。

但殺機並未全然消除。師哲的一個回憶片段,透露了驚悚內情。大約1941年初,師哲參觀白求恩和平醫院,看到用福馬林液浸泡的男屍,護士介紹說一共三具,生前是由康生批准處理的「反革命分子」,以醫病名義送來醫院後處理的。這段記憶理應發生在搶救運動之前,被學者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引用。

師秋朗相信父親的這一說法。她有同學曾去醫科大學實習,在解剖課上看到過那些被浸泡的屍體。

師哲在搶救運動中也有得意之筆,就是為習仲勛的「特嫌」洗冤。當時從關中地委調任綏德的習仲勛,被破譯的敵特電報提及名字,說他已被發展為提供情報的特務,任弼時、高崗和康生為此一起布置師哲前往關中地區調查。師哲通過抓「舌頭」,確認所謂習仲勛被發展為特務出於敵特虛報成果邀功領酬,由此使習仲勛避免了危機。

或許由於在搶救審干中表現能幹,師哲上調社會部。與康生的上下級配合,證明了「克格勃」出身的師哲可以適應延安情形「吃小米」,卻也為他後半生的蹉跎埋下了伏筆。

秘書恩怨與玄機

「吃小米」的諷喻,拉開了師哲和毛澤東關係的序幕。搶救運動後期,師哲已兼任毛澤東俄文翻譯。

1945年起,師哲離開社會部,擔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三年後又任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正式成為毛澤東政治秘書,接觸高層核心。師哲的這一轉型,除語言優勢外,政治因素仍是他身後的蘇聯背景——歸國之初的師哲,另一重身份是共產國際的觀察員,觀察匯報即將召開的中共七大情況。有此背景,毛澤東對師哲相當客氣,第一次讓其擔任翻譯時用了「請你幫我」字樣,令師哲意外。

由於七大一再推遲,共產國際開始幾次捎信要求師哲返回莫斯科。至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師哲的觀察員使命自行消失,但在與莫斯科的電訊和書面聯絡中,師哲仍是不可缺的一環,其中包括與蘇聯駐延安代表弗拉基米洛夫聯絡,此人即著名的《延安日記》作者。

解放之初,師哲的特殊背景繼續使他廁身中蘇高層政治會談,陪同毛澤東、劉少奇、高崗等人出訪蘇聯,也直接參與接待蘇聯領導人訪問中國大陸。史達林與毛澤東關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商談由師哲翻譯;赫魯雪夫發動「政變」槍斃貝利亞,最早向高崗通報時即由師哲翻譯。由於屢屢參與高層樞密,師哲在外人眼裡「紅得發紫」,卻積聚了捲入政治漩渦的風險。

秘書生涯中,師哲也曾偶爾客串情報行當,譬如曾在建國初誘捕前來中國投奔革命的「美國同志」李敦白入獄。在誘捕過程中,師哲顯示出不動聲色的老練,獲得李敦白的信任,數十年後李寫下回憶錄,仍對師哲頗有積怨。對此,師哲在回憶里中卻未提起。

在諸次中蘇會談中,師哲感到了自身身份的雙重性。他自述對於蘇聯人的思維和心理都了解,「能理解史達林的意向和顧慮」;又在毛澤東身邊整10年,毛的心思也能猜透。「他們各自在自己的軌道上運行,而這是兩條平行的軌道,永遠不會交會。」師哲自然無法將這兩條軌道對接,徒然在翻譯中打圓場,卻足以引起毛澤東疑忌。

兩人關係的轉折點是史達林去世。赫魯雪夫訪問中國大陸,除了給政治局委員人手一份禮品,同時還給了師哲一份,包括獵槍和自行車等。這等殊遇,在毛心中引發了猜測。

師哲回憶錄記載,1953年夏,毛澤東突然在政治局會議上質問,是誰把師哲安插在他身邊。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隨即被取消,師哲的位置由江青代替。這也是江青擺脫延安時期的「約法三章」介入政治的開始。

1957年,師哲終究離開了秘書圈,到山東擔任省委書記處書記。正值中蘇關係走向破裂的前夕,毛澤東對他尚需斟酌。師哲回憶,毛澤東每次到山東視察,接見眾人後總要將他單獨留下,兩人對面坐上半晌,卻沒有什麼話說。有時問上一句半句,卻又完全不著邊際,無從回答。

對於這樣一種奇怪的關係,師哲固然忐忑,卻也不免有舊恩猶在的寵遇之感。師秋朗回憶,毛去山東視察,師哲喜歡主動湊到身邊,合影時離毛澤東最近。師秋朗覺得,毛澤東對師哲的心理拿捏很準確,「寵遇」的實際後果是引起了山東其他人的嫉妒,師哲成為眾矢之的。

待到師哲在山東舊病復發犯了男女關係錯誤,立即被開除黨籍下放,毛在此事之中並未加以援手。到了1962年8月,中蘇關係完全破裂,處置師哲已無顧忌。此時正好爆發小說《劉志丹》「反黨」事件,以習仲勛為首的西北出身幹部遭到整肅,師哲也順理成章地被抓起來,送至北京東總布胡同關押。

師哲一直覺得,他和毛澤東關係的疏遠,康生等人起了挑撥的作用。師秋朗卻認為,毛從來沒有真正信任過父親。

「父親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毛對蘇聯有戒心,把他和蘇聯等同。中蘇關係好,父親就吃香,關係破裂,父親首當其衝。」2012年秋天,微風吹面,斜陽鋪地的南各莊農家院裡,師秋朗平淡地一語道出父親的命運玄機。

在延安,少女師秋朗和毛澤東有過一次對話。毛散步路過師家窯洞,看到門前修理了一半的椅子,問這是誰修的,師秋朗回答是父親,毛澤東「哦」一聲,隨即走去,嘴裡念著「大生產」,留給師秋朗的是「可敬而不可親」的印象。到了晚年,師秋朗對毛澤東的評價是「把中國的人心摸得透透的。」

南各莊附近的一處路口,毛澤東安坐藤椅的形象被鐫刻在一面陶瓷影壁上,身後收割的田地野火焚燒,無數麥秸化為黑色灰燼。

康生在建國後師哲的遭際中,扮演了一個似隱似現的角色。

師哲認為,康生和自己在延安搶救運動中結下嫌隙,又忌諱師哲知道他在蘇聯的底細,一心要整倒他。師哲稱,自己被開除黨籍下放,康生插手規定了三條:遠離鐵路線,隔斷師哲同中央的聯繫,防止師哲逃亡蘇聯。

在師哲的命運臧否上,康生未必能左右局勢;實際上1949年後,兩人還一度來往頗為密切,無話不談。但康生對下屬頗多疑忌,延安社會部諸人後來命運不濟,亦是事實。

邊區保全處偵察部長陳復生,在搶救運動後期被投入監獄,關押數年。原因是陳復生在審訊一起所謂托派案件時,意外得知康生曾經與托派接近,觸犯忌諱。後來,陳復生在「三反」中再度被關押,隨後被下放到青海德令哈農場,又被人構陷入獄,可謂「九死復生」。

布魯,真名陳泊,早年在「鋤奸」行動中被炸掉一隻手,後由康生推薦給毛澤東,任邊區保全處偵察科長,曾破獲「田守堯欲刺殺毛澤東」案件,被毛澤東稱為「延安的福爾摩斯」。但布魯很快失去康生信任,被撤職下放到綏德,幸賴習仲勛保護過關。布魯為習仲勛夫婦拍下了結婚紀念照,被齊心保存至今。建國後布魯任廣州市市警局長,捲入「特情」案件,押入功德林和秦城監獄關押10年,文革中卒於勞改農場。

原邊區保全處副處長劉海賓,是身患殘疾的長征幹部,「文革」中康生對西安串聯來京的紅衛兵指示劉「是叛徒、特務,要查清」,劉受到連月批鬥,找不出證據;紅衛兵二次來京,康生又矢口否認自己的前言。可見康生對於社會部的舊部,總免不了順手捎上一把。這和他對待秘書和司機等的態度並不相同,知情人回憶,康生對待此類下屬較為寬厚。

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建國之初就在「潘揚反革命案件」中落馬,關押在秦城監獄20多年。李克農早逝,葉子龍因「在毛主席專列安裝竊聽器」事件被抓。只有「提著棍子打人」的周興,和康生一樣在「文革」中上位,並在雲南邊陲釀成用大炮轟擊回民村莊和清真寺的「沙甸事件」。

被捕後的師哲,「文革」前夕被送入秦城監獄,成為1966年這裡收押的第一個犯人。他和自己的社會部上司潘漢年、同事布魯以及曾誘捕過的李敦白成為獄友,但互不知情。在秦城管理幹部何殿奎的回憶里,師哲身體不好,態度溫和,他常勸師哲加強鍛鍊。師哲的回憶錄里也提到,他曾問管教幹部為何要把無辜的幹部關在這裡。這位管教幹部(實為何殿奎)則回答,大約出自國家需要。

師哲入獄的罪名,最初是夥同高崗反對劉少奇。「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由於師哲也曾陪同劉少奇訪蘇,他的罪名又變成了夥同劉少奇反對毛主席,要求交代蘇聯克格勃發展劉少奇為特務。由於日夜罰站逼供,師哲的雙腿血管壞死,以後又經歷了胸部腫瘤切除手術。這段情節,他出獄後告訴了女兒師秋朗,認為是「康生故意要害死我」。

拒絕之下,他自己的罪名坐實為「蘇修特務」,從頭清算在蘇聯情報部門工作的「原罪」。歸國後的寵辱沉浮回歸原點。

此時,他的四弟師叔德也被批鬥下放,再度身負「叛徒」標籤。妻子周惠年面臨同樣境遇,女兒師秋朗也廁身「五一六分子」。身處秦城囚室的師哲,再也不能保護任何人,連同自己。

南各莊的斜陽

1976年的一天,從天津清河幹校回北京的師秋朗,在招待所里見到了失聯多年的父親。

從自然科學院畢業後,師秋朗和母親一起離開延安,聽從組織安排,在熱河、東北、上海等地和婦聯、土改隊、鐵路局、航空站、航空學校數個單位之間來回輾轉。到了東北航校之後,師秋朗幹上了有點繼承父業意味的保衛工作,建國後又調往統計局。輾轉太頻,師秋朗記不清自己每次都做了些什麼,只在近來所著的《九十抒懷》中總結說,「一輩子服從分配,一輩子倒霉。」

1953年,師秋朗做了一次「走後門」不服從分配的嘗試,通過在山東任書記處書記的父親的關係,調到青島海洋研究所,原因是和丈夫離婚,不想繼續呆在上海。丈夫是航校培養的第一批飛行員,朝鮮戰爭中第一個空軍英雄。這位「最可愛的人」,回國後陷入鮮花掌聲的重圍,看場電影衣角都能被女孩子掐出印子,很快犯了和師哲類似的錯誤。

離婚後的師秋朗不曾再婚。「除了周恩來和鄧穎超,我沒看到一對夫妻是關係好的。」她回憶說。

師秋朗到山東,正好趕上師哲被整肅,受到排斥。幾年後她設法與人交換戶口指標調回北京,和母親、孩子一起生活,單位也變成了工商管理專科學校,從此才穩定下來。

「文革」之前,師秋朗參加了四清,運動一開頭,她所在的大隊會計就跳井自殺了,群眾卻普遍反映他並無經濟問題,讓她想起了延安搶救時跳井的炊事員。回到北京,師秋朗每月給死者的家屬寄幾十元生活費,直到那家孩子參加工作。

「文革」開始,師秋朗成了造反派,貼出了第一張批判校長的大字報。「我本來對他看不慣,懷疑他是『反革命』。」校長有個老婆一直不工作,師秋朗也覺得奇怪,校長又怕老婆,這都成了師秋朗眼裡的「特務關係」疑點。

當年奔赴延安之初在班會上批判母親的激情,又回到她身上,發泄了平時「受壓制」的積鬱。大字報遭到了工作組反擊,大字報鋪天蓋地,師哲女兒的身份成了師秋朗最大的軟肋。不久造反派得勢,師秋朗捲入了派性爭鬥。高潮落幕,師秋朗成了挨批鬥的「五一六分子」,下放天津清河農場,數年後才回京。

女兒的角色浮沉,身處秦城單人囚室的師哲一無所知,也不知道繼任妻子周惠年已與自己離婚。而師秋朗也完全不知道父親1963年後去了哪裡,「也不關心」。

雖然如此,在招待所見到父親的一刻,師秋朗卻莫名其妙地流淚不止,像是要把一輩子的眼淚一次流干。

師秋朗見到的,不像是一個現實中的活人。「白,皮膚白得透明,眉毛、頭髮都是白的。也很胖,像是發酵粉催起來的那種胖。」師哲回憶說,秦城陽光的稀缺,使他成了「白毛男」,出獄前的催肥卻又使他完全失去了模擬「白毛女」的可能。

更像白毛女的是語言。「他好像隔世人,說的是二十年以前的語言,『文革』中的新名詞一個也不懂。一開口,他就是五十年代人。」師秋朗說。幾任妻子的先後離婚,使師哲失去了回到任何一個家庭的可能,成了由社科院安排的離休幹部,真正的「組織人」。師秋朗成了最常去看他的親人。

師哲和結髮妻子的最後一次會面,是在「文革」後期。師哲從下放的農場歸來,賈靜春臥床癱瘓。在醫院病床前,師哲問近於昏迷的妻子想要點什麼,妻子說「碧螺春」。師哲事後念叨說「她還知道碧螺春」,卻不曾去購買。

師秋朗對父親這一行止極為氣憤,「到死他都沒有一點愧疚,還嘲笑母親。一點人情味兒都不剩。」

日常交談中,父女常常發生爭論。師哲依舊崇拜毛澤東,認為領袖可以為了大局使用政治手腕,整肅異己。「他覺得整人是應該的,雖然他自己被整了。」父女誰也說服不了誰。

雖然如此,師秋朗還是覺得父親的經歷有價值,有意幫他整理回憶錄。這成了父女晚年最有意義的共同事業。

1998年師哲去世,在中央組織部審定的「師哲同志生平」里,他被稱為「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蘇聯問題專家」,最後一個身份則是「副部級離休幹部」。在「師哲子女致親友的信」末尾簽名的師哲子女,以師秋朗開頭,另有俄羅斯籍的兩個兒女,以及與周惠年的四個子女。

除了幫助父親完成回憶錄,師秋朗晚年的精力投入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延安楊家嶺山道上,七旬老人徐特立佝背負手急趨課堂的身影,以及堅決不肯離棄童養媳老婆的操守,成了師秋朗記憶中最珍貴的一抹亮色。另一件「苦活」則是費力搜集自然科學院同學錄和發起校友會。

師秋朗感到厭倦了城市的生活,被往事糾結的失眠困擾。她常常想到農田。回歸農村的願望從上世紀50年代就已開始。離休後,她先在通州一處農莊租房居住,後在大興南各莊附近租下了一塊地,自己起平房,正好趁爆發非典那年住到了鄉下。

這裡離唯一可到的公車站台有幾里地,通向院落的小路白楊蔭蔽,院子周圍都是麥地,金黃中含有泥土的濕潤。院裡還有屬於師秋朗自己的玉米和菜地,壁上掛著一排十來種農具。一個附近的農民幫著收種,附帶照料她。師秋朗自己幹些掐芽、綁枝的輕活,恍惚童年摘棉花、看場的記憶倒帶。

在小院裡,師秋朗獲得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豐收。2012年秋天,記者第一次來到這座小院,遍地金色的玉米成垛,似乎容納不下。

土地的租期是30年,「足夠我活了」。在玉米林的沙沙聲里,師秋朗找到了與童年一樣的睡眠,遠離了一生中的革命、運動和恩怨得失。遺憾的是不能帶上母親,她已早於師哲多年過世。

但這座有小產權之嫌的院落,或許仍難作為最後的歸宿。近年北京計劃擴建南苑機場,南各莊已列入征地範圍。看著園中半人高卻經受雹災、枝葉襤褸的玉米,師秋朗不知道,自己能否在這裡看到下一季豐收。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博客天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tw.aboluowang.com/2015/0803/5930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