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胡績偉就「黨性和人民性」問題提出一系列的看法，認為「人民性高於黨性」、「黨性來源於人民性」、「沒有人民性就沒有黨性」。結果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被整肅，辭職轉任全國人大常委。六四期間，他徵集了近30名人大常委簽名，要求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因此獲罪當道，遭撤職、留黨察看六年處分。胡績偉晚年提出「胡趙新政十年」的說法，以其親歷親見親聞，為充滿生機和希望的80年代做了新的解釋。本文系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復根據胡績偉多次談話和他起草的初稿整理而成。
胡績偉遺像
對於胡耀邦、趙紫陽的十二年新政，我已經寫了多篇文章回憶與論述。被譽為中共社會的黃金時代的「胡趙新政」，為什麼會失敗?被鄧小平扼殺而夭折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值得認真研究。
我考慮，主要是鄧小平仍然堅持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路線，堅持「四個凡是」的「四項基本原則」;而胡耀邦、趙紫陽的新政實際上是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堅持的是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路線，這兩種不同的理念與路線，產生了鄧小平與胡趙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分歧與對立。最後鄧小平以黨內太上皇的地位，以軍力為後盾，依靠保守的元老集團將不盲從的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趕下台。胡趙新政不幸夭折。
一、胡趙新政失敗的直接原因
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掌握權力的關鍵：緊緊抓住軍權不放，一定要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可以放棄國家主席職位，讓給劉少奇當。但是至死仍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軍權絕不撒手，調動任何一支小部隊都要經過軍委主席批准。鄧小平可以讓胡耀邦、趙紫陽擔任總書記，把名義上的黨內最高職務放棄，但是，鄧小平緊緊抓住軍委主席職務不撒手，胡耀邦、趙紫陽實際上只是「大秘書長」，調動不了任何一支部隊。這樣，以軍力為後盾的軍委主席鄧小平，可以利用毛澤東培養出來的一批頑固的元老集團，幾個老人一開會，就把胡耀邦、趙紫陽罷黜了。鄧小平用軍力實力為後盾的強大政治壓力，使胡趙十年新政過早地結束了。
毛澤東奪得黨權、軍權以後，還掌握了「重大問題的最後決定權」，儼然擁有壟斷一切、判斷是非、敵我的最高決定權。特別是確定和否定接班人的大權，從高崗、劉少奇、林彪、王洪文到周恩來、鄧小平的上上下下，直到最後選出華國鋒，都是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的這一套傳家法寶──以軍權為後盾壟斷所有大權，因此，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以及江澤民、胡錦濤在接班人位置的上上下下，都憑鄧小平的一句話，他一個人說了算。
因此，毛鄧的凌駕於黨章、憲法之上的軍事獨裁、政治壟斷的專制統治的中共特色政治制度。是胡趙十年新政失敗的客觀、直接原因。
二、胡趙堅持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路線
胡趙新政的理論根據和方針路線、政策、措施，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與實踐，同時在新的歷史條件上繼承、發展和新的創造。突出的表現在胡耀邦堅決主張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平反，實際上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線平反。因為一九五七年當時定為右派分子的主要罪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胡耀邦等為反右派運動和右派分子平反，等於承認右派分子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無罪，因為《共同綱領》確定了中國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不是社會主義，共產黨也是各民主黨派之一，與其他黨派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可以互相監督，相互批評的。胡耀邦說：「我們是執政黨，如果連群眾一點意見或反對意見都聽不進去，都視為反黨，又怎麼能領導好、建設好這麼一個大國呢?定成「右派」，一下就是二十年。有些知識份子，恰恰是愛獨立思考，有見解的人，不願意唯唯諾諾，不喜歡說一不二。而我們國家需要的是人才，不是奴才啊。」(《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194頁)一九七七年胡耀邦就認為：「毛主席講，中國的民主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性質的，綱領沒有超過反帝反封建，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大眾的革命。當時只能分兩步。兩步並一步走，就是王明路線。不是那些人不願意，而是歷史的進程不允許.主席要我們分兩步走，但落得過資產階級民主派。這是胡說八道，混淆資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性的特殊的新式革命。有沒有新民主主義社會，主席是講過的。」(《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78頁)
而鄧小平堅持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堅持毛澤東的「六條政治標準」和他自己的「四項基本原則」，核心就是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在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的發言稿第一稿，還堅持毛澤東文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認為「四人幫」是走資派。這種從政治路線上一貫反右派的鄧小平理論，必然會繼續反右派，要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普世價值和思想文化，從批判《苦戀》、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新自由主義，直至悍然調動國防軍鎮壓學生運動。
胡耀邦「從來就反對在學生中打右派」，要為全部右派分子、為反右派運動平反。而鄧小平認定「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正確的」，頑固堅持他為副帥(毛澤東自封為主帥)和反右派鬥爭五人領導小組組長的歷史錯誤，拒絕為反右派鬥爭平反。
鄧小平、胡喬木、鄧力群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認為周揚、夏衍、巴金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帶頭人，又要批王若水、胡績偉、蘇紹智、王若望、劉賓雁等一大批知識份子，遭到了胡耀邦、趙紫陽的抵制，被胡耀邦稱為「文化小革命」的清污運動只搞了二十八天就收場了。
鄧胡之間在政治路線方面的原則分歧不僅突出反映在反右派鬥爭的平反之爭，也貫穿在整個胡趙新政期間的政治生活之中。
當鄧小平認為胡耀邦「想樹立自己的形象」時，意味著軍委主席決心罷總書記的官了。鄧小平與胡趙政治路線的鬥爭，只能以胡趙新政的失敗告終，因為中國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三、胡趙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唯心主義
胡耀邦、趙紫陽的新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方面都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胡耀邦親自發動、具體組織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牢籠，才能大規模地平反毛澤東製造的大批冤假錯案、解放了思想和人──最重要的生產力。
相反地，鄧小平同華國鋒一樣也是「凡是派」，不過鄧小平提出的「兩個凡是」論點，比華國鋒早三十年，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晉冀魯豫幹部會上他就曾經說過：
「凡是自己思想與毛主席相牴觸時，要無條件承認自己錯了，因為歷史證明毛主席是絕對正確的，沒有一點不對。
凡是地主與農民發生糾紛，不用調查，要首先承認農民是對的，地主是錯的，這是立場問題，要無條件提倡。」(何方：《何方自述》，第178─179頁)
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表面上支持胡耀邦批判「兩個凡是」，因為這個批判有利於為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和「納吉是後台」的錯案平反，也有利於他把華國鋒打下台，自己取而代之，擔任黨中央軍委主席要職，成為精神領袖，攬大權於一身。到了一九七九年中央理論務虛會上，鄧小平就提出「四項基本原則」的「四個凡是」取代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鄧小平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棒打倒了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發動清查、整黨、反自由化等運動，把胡趙貫徹執行的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拋到九霄雲外，又回到毛澤東的一言堂，他公然講：「毛主席在，毛主席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麼時候，你(江澤民)說了算，我就放心了。」這樣，鄧小平暴露了他的封建專制帝王思想，同胡趙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根本不同，這種思想路線的矛盾，決定了必然出現分歧，胡趙新政也不可能在鄧大人的這種帝王思想領導之下維持更長久。
四、在清算毛澤東極左路線方面，胡耀邦批「五人幫」，鄧小平只准批「四人幫」
胡耀邦認為對文革後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的鬥爭中，不能提出批「五人幫」，要考慮許多老幹部對毛澤東的心理承受能力，但在實際工作中，他是同意批評和糾正毛澤東的路線錯誤的，只點「四人幫」名的批判文章，實際上也是批毛澤東、為「反右派鬥爭」平反，實際上是糾正毛澤東的嚴重錯誤和犯罪行為，因為一九五七年還沒有「四人幫」。而鄧小平處處為胡耀邦設置障礙，限制矛頭針對毛澤東的揭發批判。例如，為劉少奇平反的《人民日報》社論題目，報社送審稿，建議用「還歷史本來面目」，胡耀邦同意，而鄧小平反對，他堅持要改成「還毛澤東思想本來面目」，似乎是毛澤東最後又為劉少奇平反。鄧小平拒絕為反右派鬥爭平反，胡耀邦只能為右派分子「改正」，鄧小平只承認反右派擴大化，一定留下幾個右派分子，以證明毛澤東為主帥、鄧小平為副帥領導的這場政治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而胡耀邦認為：「多少年來，「四人幫」歪曲我們解放以來的黨史，把開國後的歷史，說成是資產階級進攻，右派進攻，右派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講得殺氣騰騰，是為了講黨內鬥爭不得了，攪亂人心，亂中奪權。搞得不好上當。」(《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71頁)
胡耀邦建議對高崗、饒漱石等人平反，也遭到鄧小平的拒絕，因為牽涉到毛澤東先是暗示高崗反劉少奇，後來又拋出高崗的陰謀詭計。而且鄧小平當時也扮演了密告和主持批判饒漱石的不光彩角色，從此以後他便青雲直上至中共中央常委、秘書長，成為接班人候選人之一。正因為幾十年來，毛澤東的一系列重大錯誤決策是由鄧小平具體執行的，許多重大冤假錯案是鄧小平協助毛澤東製造的，鄧小平才被毛澤東封為他的副帥。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缺乏正視自己助紂為虐的歷史性錯誤，不敢進行深刻的自我檢討，因此，不願意、不支持、實際上反對胡耀邦等人批判、揭發毛澤東錯誤路線。而胡耀邦清醒地做了深刻的總結：「從一九五七年反右以來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階級鬥爭，也是建立在錯誤分析形勢和情況的基礎上，犯了階級鬥爭擴大化、尖銳化、人為化的錯誤，是封建獨裁、個人專斷、家長作風、唯意志論的體現.」(《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312頁)以至於到了二○○九年，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對毛澤東的歷史錯誤進行徹底的清算和準確的評價，毛澤東的思想陰影仍然控制了鄧小平的接班人的頭腦，他們繼續執行著一條錯誤的政治路線，對於鄧小平罷黜了胡耀邦、趙紫陽，製造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冤案仍然未能平反，延誤了中國的政治進程。
五、鄧小平堅持一黨專政，反對三權鼎立；胡趙堅持建立民主政制
胡趙十年新政的重要內容是真正推進中國黨政機構的政治體制改革，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而鄧小平按他的「四個堅持」要把史達林、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的一黨專政的壟斷集權獨裁政治制度繼續頑固地堅持下去。這兩種對立的指導思想，必然出現鄧小平與胡趙的分歧與鬥爭，最後是鄧小平把胡趙打下去，罪名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
在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廢除幹部終身制方面，鄧小平是口頭革命派，他死死抓住中央軍委主席不放，對「太后專政」或實際上的領袖大權至死也沒有放手，在鄧小平身上真正體現了毛澤東一樣的領袖終身制。鄧小平當然注意到了胡耀邦多次強調廢除幹部終身制，說了不少在鄧小平聽來相當刺耳的話，包括：胡耀邦強調民主，他說：「什麼叫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這個問題沒有弄懂。只有充分民主才能有效專政。離開了民主就是法西斯專政。人民民主是基礎.我們靠民主，專政才正確.」(《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123頁)「中國從來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復辟資本主義」，江青之流要復辟，只能是復辟封建主義，搞封建法西斯主義.」(《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31頁)
胡耀邦說毛澤東建政以後才幾年，「他也不大謹慎了，許多事情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別人不能說不同意見，說了就倒楣。我想，一個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一個是民主生活不健全，這兩條教訓實在值得很好記取。」(《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37頁)
胡耀邦認為，「四人幫」以假亂真，「打著紅旗反紅旗，先把你的思想搞亂，同時結幫篡黨，實行法西斯專政。簡單說是兩條，一是愚民政策，一是恐怖手段。沒有這兩條，他們三個月也維持不了。」(《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48頁)針對一九七七年的中央文件稱「四人幫」是「正在走的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胡耀邦說：「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領域，到底應該反對資本主義，反對修正主義，還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反對流氓無產階級?」(《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55頁)「在「四人幫」身上表現得最突出的一個東西就是農奴主的封建專制思想。」(《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85頁)
胡耀邦最早主持為老幹部平反，支援他們出來工作，同時堅決主張廢除幹部終身制，是說到做到的真正革命派，與鄧小平的口頭革命派完全不同。胡耀邦早在一九七七年就說：「我相信自然規律。人老了，生理是會有變化的，身體和機能也都會發生變化，人都一樣。所以，我在想，人趁著頭腦還清楚的時候，退出領導崗位和決策層是明智的。這對個人、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好處。」(《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3頁)一九七八年四月他又說：「幹部管理制度要改革。配備班子，要發現優秀的青年幹部，五十歲、四十歲，今明年做準備，老同志帶一下。一九八○年之後的第二步，要產生一些五十歲左右的第一把手。中央組織部幾百人在幾年內能找出幾百個四十歲左右的幹部，二十年後人們還會懷念我們的。」(《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160頁)「老同志最重要的任務是為黨發現和培養中青年幹部，搞好傳幫帶。」(《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243頁)
胡耀邦的有些話，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可能鄧小平極不高興.如一九七八年胡耀邦講：「我們黨內不能製造迷信，不要突出宣傳個人。這是非常錯誤、非常危險的東西。」「我們黨內的陰謀家就是要製造迷信，好去搞陰謀.」「有些人不重實踐，總說毛主席沒有說過呀!……什麼砍紅旗，是你砍旗還是我砍旗?你參加砍旗，砍了多少年了;你還瞎說八道，還以為自己高明，老子天下第六：馬、恩、列、斯、毛、我。擺教師爺的架勢，老子天下第六不好哇。總說自己是最革命的，最最最，三個最還嫌少。」(《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270、267、253頁)事實上，胡耀邦的批評成了準確的預言，官方不是編了「馬恩列斯毛鄧論XX」之類的小冊子嗎?!胡耀邦支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人民萬歲》的文章，指出「如果人民能夠真正行使憲法規定的各種民主權利，「四人幫」又怎能對天安門廣場群眾採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們付出血的代價?」「我們的國家還存在反人民、反民主的勢力，人們的民主權利經常受到這樣或那樣的侵犯。因此，進行爭取和保衛人民民主鬥爭，就成為一項長期的極為重要的政治任務。」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證實了這些判斷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真理。
胡耀邦堅決主張改革幹部體制，並從自己做起，落實廢除幹部終身制的決定，早在一九七九年他尖銳地指出：「幹部體制不改革，要亡黨亡國。」(《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376頁)還具體指出：「一定要堅決地、有步驟地實行中央所提出來的改革黨的幹部制度，包括建立和完善對幹部的考試制度、考核制度、監督制度、獎懲制度、罷免制度、輪換制度、退休制度，將來加一條學習制度。……我放了好幾次空氣了，主張許多老同志不任實職工作，拿出有生之年來寫革命回憶錄。……不任實職的同志也可以為黨多做貢獻.」(《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40頁)「中央委員會這一屆的平均年齡五十九歲，比較合理的也許是五十五歲，滿期是六十五歲.上限是七十五歲，下限三十五歲.任何職務都不是終身制，這是不能變的原則.」(《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783頁)「我希望我們的國家也能有華盛頓，我一定只干一屆，到七十歲就退下來，成為黨內首先自覺退下來的一個!設想：今後我們黨委要做個規定，七十歲以上的同志一律不再擔任高級領導職務。」(《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790頁)「我們的老同志，特別是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同志必然瞭解，我們是很難工作到九十年代的，因此必須誠心誠意支援年青人上台。」(《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827頁)一九八四年胡耀邦對李銳說：「自己準備一九八七年下來。」(《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967頁)
胡耀邦一九八○年四月同義大利貝林格談話時，引用了鄧小平的話：「人到八十歲，一般地講，腦子僵化了。有功績的人當然要尊重他，更重要的是，要強調集體領導。少數人掌握國家大權效果不好，」他並說：「作為執政黨，要防止文革這樣的災難，必須從黨和國家的制度上想辦法，一定要把黨和國家的根本制度搞好，要制定一整套適合執政黨的黨規黨法，要發展和健全民主。」(《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492─493頁)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通過決定，「凡年事已高、喪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同志，不當黨的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員會候選人」。(《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497頁)胡耀邦還說過：「要認真負責地妥善地安排一大批對黨和人民有貢獻的年老體弱的同志，退居二線或第三線。」(《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501頁)「不能把個人凌駕於黨之上，不許一個人說了算，不許搞幹部職務終身制，一定要搞集體領導，重大問題要經過黨委集體討論。」(《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532頁)
胡耀邦、趙紫陽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取消幹部終身制，關於老同志退居第二線、第三線的意見，這些對於喜愛攬權於一身、一個人說了算的鄧小平等人來說，是很刺耳的。認為是搶班奪權，有人說是「要奪小平的位置，逼小平下台。」(《胡耀邦思想年譜》下，第1317頁)鄧小平採取的對策是先下手為強，把胡趙打下去是必然的。
六、「胡趙新政」的悲劇和結局及胡趙的分歧
早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鄧小平與胡啟立談話，鄧小平說：「今天找你來，主要談談對耀邦同志的意見。耀邦同志有弱點，不僅是對郭羅基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表現比較軟弱。而作為黨的總書記，這方面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過於嚴重了，同你談，你同耀邦比較熟，可以隨時注意提出你的意見和建議，耀邦是會重視的。」(《胡耀邦思想年譜》下，第1016頁)據趙紫陽回憶，鄧小平的批評原話是：「對自由化採取這樣放任軟弱的態度，是作為總書記的根本弱點。」鄧小平及一些老人對胡耀邦完全喪失了信任。(《胡耀邦思想年譜》下，第1309─1310頁)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鄧小平對胡耀邦攤牌，加上政治罪名。鄧小平說到上海、合肥學生鬧事時說：「如果破壞社會秩序，觸犯了刑律，就必須堅決處理。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應該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領導態度堅決了就鬧不起來了。……傳說是因為黨中央裡面有個保護層。」(《胡耀邦思想年譜》下，第1298頁)公開表示了對胡耀邦的嚴重不滿，實際上認為胡耀邦不適宜擔任總書記是有根本性缺點，意味著「胡趙新政」將面臨悲劇命運，唇亡齒寒。胡耀邦倒下去，趙紫陽獨臂支撐也難持久。更令鄧小平憤怒的是，一九八九年五月趙紫陽抗命不從，不同意戒嚴出兵鎮壓學生運動，敢於不參加戒嚴大會。「六四」以後，趙紫陽一直拒絕檢討，使鄧小平處於尷尬處境，把這個製造「六四」慘案的後台老闆的真實面目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因此，對趙紫陽採取了極為嚴格的軟禁十六年的懲罰，超過毛澤東對王明的處理。鄧小平、江澤民一直把趙紫陽軟禁到臨終，又恨又怕，簡直恨之入骨。
因此，從以上列舉的部分事實及初步分析看來，鄧小平要把胡耀邦打下去是早在一九八四年六月就表了態，作為總書記有「根本性的缺點」、「最主要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趙紫陽的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就黨的領導體制問題致鄧小平信，不是導致胡耀邦被罷黜的「最主要的」、「根本性的」原因。相反地，胡趙兩人在反對胡喬木、鄧力群的「清污」等問題上是一致的、相配合的。至於某些政策問題上和在經濟發展速度、個人批條子列專案等具體問題上，胡趙之間在工作上有不同意見，在同志間是正常的，也證明當時黨內還有民主氣氛。趙紫陽說在批判胡耀邦會上，沒有落井下石，也沒有幫他說話。其正面後果是沒有讓總書記位置落到鄧力群手上。這是趙紫陽從大局與後果考慮而採取的一種政治鬥爭方式，是政治智慧，也有利於全黨。不必過分誇大胡趙之間工作上的分歧，而忽視胡趙與鄧小平之間的不同路線的鬥爭。應當說，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十年新政，證明胡趙在重大路線鬥爭中是一致的、團結的、配合得很好的。
至於在歷次黨內鬥爭中，根據最高領袖表態認定某人為右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全體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跟著違心地轉向，批判之、處分之、開除之，如一九五九年對彭德懷的處理、一九六九年對劉少奇的批判與處理(只有陳少敏沒舉手)，沒有一位中央委員(包括彭德懷)投反對票，因為害怕扣上分裂黨的罪名，寧可違背事實與良心，寧可思想、政治路線上違反實事求是的原則，犯歷史錯誤，也絕對不在組織路線上犯錯誤。這是中共、蘇共和共產國際遺留下的悲劇性的傳統，也是蘇共、中共肅反擴大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內部的不同意見的同志的歷史，教訓了所有中央委員。政治上自我保護的本能，使人恐怖的政治統治手段比堅持真理、實事求是更為重要。同時，應看到在這一類的政治鬥爭中被批判者的命運(如一九五九年的彭德懷、一九八七年的胡耀邦、一九八九年的趙紫陽)已經被最高領袖所確定，但是，參與批判者的不同態度可以相當程度上決定自己的命運有很大不同，例如一九五九年張聞天、黃克誠為彭德懷辯護，最終被毛澤東打入「反黨集團」、「軍事俱樂部」;而林彪對彭德懷無限上綱，劉少奇說彭德懷「裡通外國」，則高升或保住職務。同樣地，一九八七年趙紫陽批判了胡耀邦，確實使中共總書記的大權沒有落入鄧力群手中，而是與胡耀邦合作的趙紫陽被鄧小平指定為代總書記。胡耀邦的命運掌握在鄧小平手中，下台是鄧早已決定的。但是繼任者是誰，鄧小平還在觀察、考驗，在這種激烈、複雜的政治鬥爭中，趙紫陽不可能選擇同胡耀邦並肩戰鬥、對抗鄧小平的立場，而是策略性地批判胡耀邦，包括為不少人詬病的將來合作不好「只有辭職」這類劃清界限的言詞，特別是薄一波在批胡會上拋出的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趙紫陽一個人簽名的信，信中建議鄧小平、陳雲「為我們黨制訂必要的領導制度」、「保持國家根本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根本的首要的是在黨的領導體制上著力，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有人誤認為，趙紫陽的這封信是導致胡耀邦下台的重要原因。實際上，從前面的分析來看，鄧小平同胡耀邦的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組織上一系列根本問題、路線問題的分歧是主要的深層次的原因，是鄧小平深謀熟慮的內心中早已作出決定的既定方針。胡趙之間的不同意見，以及趙紫陽的一封信不是決定因素，胡耀邦與陸鏗談話也不是他下台的主要原因，只是鄧小平的一個發動批胡的藉口和合適時機而已。但是，趙紫陽在這場批胡鬥爭會上的表現，包括趙說胡批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不聽招呼，確實使鄧小平比較滿意。因此被鄧小平選中為代總書記，讓鄧力群坐了冷板?。趙上台後，得到鄧小平同意，還撤銷了鄧力群把持多年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不過，趙紫陽對胡耀邦的批判使他自己內心有些不安，認為被人誤解，在軟禁期間為此對一些人作了相當多的解釋說明，對不當總書記無所謂，而對批胡沒有為他講話，也沒有落井下石並不是無所謂。實際上，不論趙紫陽批判不批判胡耀邦，對胡耀邦的命運是不起作用的，決定權在鄧小平手中。只是唇亡齒寒，胡耀邦下台，意味著「胡趙新政」衰亡，預示著趙紫陽悲劇的開始。胡趙接連下台，是鄧小平編導的歷史悲劇的上、下集。
七、「胡趙新政」能否選擇第二條道路？
「胡趙十年新政」在歷史上除了夭折之外，有沒有可能選擇第二條道路，使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新政得以延續生存、不斷發展呢?
我想過，如果按黨章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的胡耀邦總書記，堅持不辭職，正式提出召開中央委員會討論總書記的去留問題，是否會是另外一個局面?當年，莫洛托夫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上發難，要把赫魯雪夫趕下台時，莫洛托夫擁有多數票支持。而赫魯雪夫為了擺脫在政治局處於少數的被動狀況，提出第一書記的去留要由中央委員會決定的意見，國防部長朱可夫派軍用飛機把中央委員們迅速接來，在中央全會上，赫氏變少數為多數，轉危為安，反而把莫洛托夫打成反黨集團。一九八七年的胡耀邦，如果也採取這種做法，就得先串聯一些同志一起提出建議，而胡耀邦考慮的是為了「大家」和小家，保護一批幹部，也為了保護這個家，而檢討，(《胡耀邦思想年譜》下，第1370頁)，避免遭到黨內鬥爭歷史上多次出現的追查、清洗「反黨集團」的悲劇命運，希望儘可能少地使好同志受到牽連。他清楚，如果搞得不好，將付出更大的犧牲，寧可自己受些委屈，違心地檢討;因為中國的黨和黨內殘酷鬥爭的傳統，更甚於蘇聯共產黨。
如果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五月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貫徹他的與學生對話方式，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緩解矛盾，拒絕鎮壓在學生運動的武力辦法，會出現什麼後果呢?趙紫陽本人擔心，會出現內戰局面。因此，他本人接受了撤職的處理方式，並未採取任何「分裂黨」的措施。反而，鄧小平以「分裂黨、支持動亂」的罪名，軟禁趙紫陽十七年，清查、處分了許許多多的幹部和群眾。鄧小平莫須有地給趙紫陽加上「分裂黨」的罪名，也封住了正直的黨中央委員的嘴，不敢公開為趙辯護了。
我也想過，在一九八○年中央討論修改憲法，改善中央領導體制時，如果提出實行一九五四年的「五四憲法」或《共同綱領》。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特別是縣以下普選，縣以上間接選舉，組成新的人民代表大會，選出新的執政黨、國家主席和解決軍隊國家化問題。很可能還是共產黨執政，鄧小平可能擔任主席。這樣的好處至少在鄧小平獨霸軍權上可能有所限制。但是，這真的有可能實現嗎?胡耀邦當時是思考過這個大問題的。他同法國等外國黨領導人談話中和派出了考察組赴瑞典，想瞭解社會民主黨執政狀況，證明他正在考慮這個問題。他後來同于光遠討論過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歷史發展階段問題，也證明他在思考中國的過去與未來的政治制度問題。但是，在關鍵時刻，他不可能採取與鄧小平對抗的其他激烈行動。在胡耀邦哥哥報告故居要倒了時，胡耀邦的回答是：「年代久了，倒就讓它倒吧!」這是他對老家舊故居的一種心態，也可能是一種對中國特色的政治的心態。
八、胡耀邦：我死了，不想去八寶山
胡耀邦在文革中的一九七二年回京賦閒時和一九八八年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後，都曾借歷史的蒼涼，以詩詞抒發心中的蒼涼，反映出樂觀、達觀的胡耀邦的心態中有深沉悲憤的另外一面。
一九七二年胡耀邦曾抄寫昆明大觀樓的長聯，其中寫道：「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淩虛，歎滾滾英雄誰在?」「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盡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他抄寫辛棄疾的詞：「虎踞龍蟠何處是?只有興亡滿目。……東山恨晚，淚落哀箏曲。幾輩功名都付與，長日惟消棋局。」胡耀邦還抄寫了可能是心境寫照的《哀箏曲》：「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佐王政，二叔反流言。」(參見《舊文參考》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西安商報》社編)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被鄧小平打下台後，又再次借詩明志。一九八八年一月胡耀邦為萬毅題贈：「赤膽忠心，無私無畏。鋼筋鐵骨，長命百歲。」
一九八八年六月為吳冷西回憶錄題：「夜看酆城氣，回首蛟龍池。齒鬢己自料，意深苦陳詞。」八月又題詩贈林萍：「內亂難逃鬼蛇罪，苹梢能辨東西風。此身只合蓬萊老，青松明月照蒼穹。」
一九八八年九月胡耀邦為賀晉年墨竹畫題詩：「直節生來勁，高標老來剛。流鶯恣大笛，吹散鬢邊霜。」並賦詩相贈：「伏櫪年華老卻齡，拼付鐵骨付丹青。丹青特愛梅和竹，賺得清香滿玉庭。」
一九八八年九月胡耀邦去「山東養馬島」，傳說為秦始皇東巡養馬之處，現為人民日報社休養所。胡耀邦即興賦詩《戲題養馬島──擬贈胡績偉同志》，九月十日改就。
「輦從秦皇下滄蓬，雷鳴電擊轆腸空;
寶島覓得幽憩處，豈料伯樂踵相蹤;
伯樂愛馬不愛人，牧人一夜變秋翁。」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胡耀邦作詞《戲贈于光遠同志。調寄漁家傲》：「科學真理真難求，你添醋來我加油，論戰也帶核彈頭。核彈頭，你算學術第幾流?是非面前爭自由，你騎馬來我騎牛，酸甜苦澀任去留。任去留，濁酒一杯信天游。」
于光遠對此詞解讀道，胡耀邦對有些事情有牢騷，不過講得比較含蓄。他有酸甜苦澀，怎能同騎著高頭大馬的人爭自由?但是，也相當尖銳地充滿義憤地質問「核彈頭」：「你算學術第幾流?」(《胡耀邦思想年譜》)
胡耀邦生前向夫人表達了安排後事的心願：「我死了，不想去八寶山。」在他去世後，李昭遵照胡耀邦「不去八寶山」的遺願，將耀邦安葬於江西鄱陽湖畔的富華山。
對於胡耀邦含蓄地在詩詞中透露出的和沒有說出的「苦澀」究竟是什麼內容?什麼政治背景?為什麼胡耀邦不願去八寶山?什麼樣的政治環境使他的心境出現悲涼與悲憤?……在本文中我試圖從鄧小平扼殺、腰斬「胡趙新政」的角度作一些解析，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希望有識者指正。
九、結語
總之，在世界歷史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社會是幾十年、幾百年了。胡趙新政只有十二年，在漫長歷史中只是彈指一瞬間，但又是流星一樣的閃耀著極為明亮的光輝的十二年。胡趙在各種阻擾不斷襲來的困境中，步步維艱，不斷跋涉前進，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巨輪。能夠希望他們在這樣短的時期內解決這麼大的根本問題嗎?美國、法國也是在幾百年中幾經挫折和反覆，逐步前進的。我想，不能苛責於胡趙。
胡耀邦早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就已經認識到：「我個人認為，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在兩個方面、四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第一方面是國內問題，國內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第二個問題是經濟問題。在專政問題上，我看是曲解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抓了很多人，甚至殺了很多人。我們也犯過這個錯誤。我們沒有認真考慮社會主義民主問題。」又說：「你們法國黨、意共、西共，都不贊成提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現在也不提無產階級專政。我反覆說：無產階級專政，包括人民民主專政不要多講，把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結合起來就好了。」(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胡耀邦同法國共產黨喬治·馬歇談話，《胡耀邦思想年譜》上，第800頁)趙紫陽接過了胡耀邦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組織起草了政改方案，向黨的十三大提出了報告。胡耀邦、趙紫陽為中國改革開放獻出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心血、生命和可貴的自由。
應當公正地說，胡耀邦、趙紫陽在政治上和性格上是有弱點和缺點的，人們正在還將作出各種評說。我想，項南批評胡耀邦「沒有頂住」、「一味退讓未必是好事」的意見是有道理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日胡耀邦約見項南，「項南表示：一個鄉鎮企業出問題，就要直接處理省委書記，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胡耀邦說：你在福建的工作要全面肯定;誰能無過失，我自己過失還多些。項南說：有過失是一回事，像你這樣不顧事實處分是另外一回事!胡耀邦表示贊同項南的意見，主動提到一九五八年把項南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批判和處分，自己沒有頂住。項南說：你在壓力下，這次又沒有頂住。耀邦同志，我對你沒有別的意見，就是覺得你有時候肩膀不夠硬，許多擁護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同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舉了胡績偉、王若水、李洪林等人的例子。胡耀邦歎道，現在我自己的日子也很難過。項南理解他的苦衷，知道他處境困難，但是認為一味退讓也未必是好事。」(《胡耀邦思想年譜》下，第1296頁)二十天後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鄧小平指出，中央有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保護層。胡耀邦當總書記的日子從「很難過」變成了「不准過」，被迫辭職、檢討、下台了。在鄧小平的高壓下趙紫陽在處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難題時，同樣地和胡耀邦一樣「肩膀不夠硬」、「沒有頂住」。客觀地說，胡趙也不可能頂住鄧陳李三個婆婆的強大軍政壓力。
趙紫陽在「六四」之前，只能口頭講「民主」、「法制」、「對話」，同胡耀邦一樣「肩膀不夠硬」，「沒有頂住」也不可能頂住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強大政治、軍事壓力，同樣地被趕下台，被撤銷了總書記的職務。只是趙紫陽最後採取了中共黨史上罕見的勇敢行動：拒絕檢討認錯，對鄧小平是一點面子也不給。有人認為趙紫陽是考慮以個人道德倫理為重，忽視了責任倫理。如果趙紫陽學習鄧小平作「永不翻案」的假檢討，等待時機，韜光養晦，也許能保護一些人。但是，那麼趙紫陽也就不是趙紫陽了。萬里說過，趙紫陽最後的選擇很不容易，以前的就不用講了。趙紫陽總書記選擇的是陳獨秀總書記拒絕檢討的值得讚頌的態度，因此遭到了鄧小平的嚴懲：遭到被軟禁十六年的不人道的待遇。總之，胡耀邦、趙紫陽是中共歷史、中國政治史上光輝的雙子星座。歷史將給他們應有的評價。
我想，如果胡趙新政不要說很長，如果再繼續給他們二十年時間，能夠繼續沿著胡趙路線，在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道路上，帶領全國人民走向富民強國、民主自由、平等的幸福的未來，那麼中國的現實是什麼樣呢?十二年的政績是如此輝煌，那樣了不起，那麼堅持三十年後會如何呢?這是可以想到的。至少是國強民富，而不是「官富」吧!將不是到了二○○八年底有人寫個文章(宣言或聲明)就被抓捕、軟禁、抄家，而是更民主、更自由、更有人權的政治局面吧!
中國共產黨八十年的經驗教訓明確表明：共產黨軍事獨裁壟斷的一黨專政已經走入窮途末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路線，既然已經證明是大錯特錯了，像蘇聯堅持了七十年後，仍然瓦解消失了。胡趙十年新政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輝煌成果，重新點燃了中國人的希望，又被鄧小平腰斬了。歷史的機遇轉瞬即逝，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不要逆時代潮流而動，也不要聽天由命。至於是順應歷史潮流做一代偉人，還是做一個歷史上匆匆來去的過客，那就讓他們自己去選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