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盛頓的方尖碑
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年後，我回國探親觀光。當然，中國大變樣了，很多地方只存在於夢中了。特別明顯的是，舊日的朋友突然都變富了，似乎每個人都有幾套房，每個人都有幾種「來錢」的方式。我這樣在美國十幾年如一日，一天不停地上班，每個月收到一張薪水支票的受薪階級，就顯得比較寒酸。有好朋友認真地為我遺憾，真想不到二十年前的出國這步棋竟是錯的，如果留在國內，憑我的能力和努力，不會是現在這樣的光景。在美國度過這二十年，其實不值。
每每聽到這樣好心的話，我不知回答什麽，於是什麽也不說。我心裡想說的是，人生在世，最寶貴的是經歷，而在美國生活二十年的有些經歷，是我在中國永遠也不會有的。正是這種經歷，改變了自己，是生活所最寶貴的。可這是些什麽經歷呢?說出來是那樣的渺小，那樣的平淡，簡直不值一提。就像我們分分秒秒在呼吸的空氣，那是對我們的生命最重要最寶貴最須臾不可缺少的，可是說出來沒人會覺得空氣比房子汽車和股票存款更有價值。
那是些什麽樣的經歷呢?我舉兩個小小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為了年輕人聽懂這個小故事，先得介紹一下文革的歷史背景。在1966年文革初起時，我們這些中學生以家庭出身而劃分為階級鬥爭的陣營，我這樣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人，屬於地富反壞右等七類，時稱「黑七類」，其他工農和革命幹部家庭的學生，時稱「紅五類」。紅五類組成紅衞兵，鬥爭校長老師和黑七類的學生，使用語言暴力和其他殘酷的虐待，有些老師因此而自殺，有些黑七類學生和教師因此留下終身的身體和心理傷害。對於我這樣親歷過的黑七類來說，這是非常可怕的夢魘般的經歷，時稱「紅色恐怖」時期。
很多年後，我在美國的一個社區大學裡，為了給一位同學解釋為什麽我沒有中學畢業證書，不得不講到文革初中國大中學校全部停課鬧革命的情況，不由自主地講了我在那個時期遭受紅衞兵恐嚇、威脅、咒罵，被批鬥被監管的經歷，以及其他師生被罵被打甚至被逼得自殺。美國人無論如何無法想像也無法理解這種事情怎麽可能發生，幾個人聽得目瞪口呆。有一位老師，是一個老太太，也默默地聽著。我講完後，她來到我面前，說了一句：「I am sorry，我們以前不知道這些事情。」然後她說了一段完全出乎我意料的話。
她說，你是幸運的。上帝待你很好，讓你出生在這個家庭里，你受到了別人的虐待，沒有讓你生在另外一種家庭，你就會成為紅衞兵，你就會去打罵你的老師，你的同學，傷害他們，甚至逼得他們自殺。那樣的話，今天的你就會非常內疚，非常悔恨自己。你回頭想，不是很幸運嗎?
這樣的思路，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想過，我不可能這樣想。但是，我一聽就領會了。我知道這位老師是基督徒，基督徒的愛憎觀和我出生長大的地方不一樣，但是我能理解。這位老師隨後的一句話就更出乎我意料了。她說，你應該找一個機會，讓虐待過你的同學能夠有機會向你表示道歉。
這是什麽意思，我後來想了又想。當年迫害過我的同學，他們現在是否反省，是否後悔，是否因當年的行為而感到痛苦，我從來也沒有想過。我只知道，當年的恐怖給我留下了一生也沒有徹底擺脫的心理傷害，多少年後還會在半夜夢中驚醒。我為什麽要去考慮他們是不是歉疚後悔，他們願不願意道歉是他們的事情，我還沒想好是不是要接受這遲到了幾十年的道歉，我為什麽要為他們提供道歉的機會呢?
這些問題，讓我想了十幾年。我和我的中學同學這樣的普通人，缺乏對生命尊嚴至高無上的尊重，我們活得沒尊嚴，因為我們精神上沒擔當。我們做事不敢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惡劣的行為都是因為不需要為這種行為負責的社會環境，就像當年紅衞兵的暴行，那是因為政治形勢使得紅衞兵不需要為自己的個人行為負責。當我們做錯了的時候，我們的文化中缺少有尊嚴地認錯和道歉的方式。再往前想一步，我想到，我們的教養中，甚至缺少有尊嚴地接受他人道歉的文化。
我終於想通了，我的美國老師，這位老太太是對的。當年遭受迫害，相比紅衞兵迫害他人，我是更幸運的，但這並沒有使得我站在道德高地上。在文革中，在文革後，我也做錯過很多事情，我也喊過「打倒」的口號，我也相信過階級鬥爭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在反省了自己曾經的愚昧後，原諒和寬恕是自然而然的結論。在沉痛地反省了以後，我原諒了自己，也原諒了當初惡劣虐待過我的人。
多年後，我回國探親，中學同學為我聚會，當初迫害過我的一位紅衞兵同學慎重其事地向我道歉，那時我事先想過我該說什麽了。我回答說，我已經原諒你了。我已經原諒了當初迫害過我的所有人。
可是，反省和寬恕固然能在精神上提高自己，但是由反省和寬恕而產生的道德優越感，卻是一種錯覺。這就要說到我的另一個小小的經歷。
我在美國曾經住過一個地方，周圍有很多猶太人。有一對猶太老夫婦，一度來往較多，常約了在一起吃飯聊天。這樣年齡的猶太人，幾乎都有家人或者認識的親友遭受過納粹德國的迫害。當然，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們從來沒有談過這些令人痛苦的歷史。
有一次吃飯聊天的時候，我們談起了寵物。養狗養貓在美國是極其普遍的事情，貓和狗的品種在美國也是應有盡有，這方面的知識通常是聊天的一個好題材。說起喜歡什麽樣的狗和貓，我不經意地講了一句：我喜歡德國牧羊犬。
養狗的人公認，德國牧羊犬確實是最好的狗之一，在美國也是最為昂貴的狗。此話一出，我馬上發現，兩位猶太老人一聲不吭，保持著長時間的沉默。
我明白了，我無意中觸及了猶太人的一個傷口。當納粹在歐洲把猶太人圍捕送往死亡集中營的時候，納粹們手上牽著的，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狗，德國牧羊犬。
70年過去了，對於世界上其他人，德國牧羊犬只不過就是一種優良品種的狗，和拉布拉多犬和中國松獅狗差不多，屬於比較好的狗種，但是對於猶太人來說，這是一種慘痛的記憶，它引起的恐怖和恥辱難以言說，無論過了多久，這種痛苦不會消失。
兩位猶太老人的沉默讓我意識到，無論我們怎樣設身處地想像，無論我們自以為有怎樣的同理心、同情心，無論我們願意為他人尋求公正和正義而付出怎樣的努力，我們都無法替代受害者親身經歷的苦難。
我一直以為自己是一個比較善良的人，我能理解別人的苦難，尊重別人的苦難，這個小小的經歷，卻讓我認識到自己的平庸卑微，永遠也做不到像特雷莎修女那樣，把他人的苦難化於自己的生命之中。
我相信，如果我一直生活在中國，大概不會有這樣微不足道然而卻改變了我內心的小小經歷。就是這樣的經歷，讓我常常從外部像一個他人一樣來觀看自己。對我來說，這是生活在美國和生活在中國最大的不同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