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的病房是病區西邊的最後一間，這間十餘平方米的病房裡，門窗緊閉著。靠近床尾佇立著一位面無表情地緊盯著他的軍人，一個班的戰士一天24小時三班倒地看守著他。房間裡除了幾本《毛澤東選集》及幾張過時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外，顯得空曠陰冷。
為了限制他的活動，他想寫字，不給筆，他想聽廣播，沒有收音機，屋內更顯得冷清和死寂。
也許看到我是新來的醫生，他指著床頭病歷卡片對我們說：「我不叫這個『145號』，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沒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顧自憤憤不平地說下去：「我在廬山會議上沒有錯，我錯在哪裡呀？我寫信給毛澤東，符合原則，我是根據國內情況和即將召開的廬山會議的內容而寫的，是給毛澤東作參考的，為什麼竟說成意見書呢？說我懷有什麼陰謀，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有目的……都不對。但我是有準備的，準備什麼呢？準備開除黨籍，準備和老婆離婚，準備殺頭！」「我從來不怕死，我可以毀滅自己，但決不出賣自己。」說完了便仰天長嘆。
此後，我時時刻刻感到肩上的責任和壓力，所以一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此時，手術後1年零5個月的彭德懷，癌症已擴散到肩部、肺部及腦部，身體每況愈下，受盡病痛折磨，很痛苦，但他對自己的病總是置之度外。
他激憤難平地說：「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為反革命集團的總頭目，根據是什麼呢？就是在廬山，我以私人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還有就是在上廬山之前，我出訪了東歐一些國家，因此說我『裡通外國』，搞什麼『軍事俱樂部』，這完全是強加於我，我絕不承認，因為本來就是子虛烏有嘛！」
他不停地說：「說假話，搞浮誇吃香；說實話，講真話有罪。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他有時大聲反問：「我為什麼看到受損失不應當說真話？我是政治局委員，有權向毛澤東反映情況嘛！」他不時流露出有話無處訴說的心態，情不自禁地流著眼淚，念叨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名字，傾訴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鬱悶。』
每次查房，總聽見他喃喃自語：「毛澤東啊毛澤東，你是我彭德懷一生最敬佩的人。我倆在一起三十多載，歷經多少風風雨雨，坎坷磨難，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說我像猛張飛，既有其粗，亦有其細，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幾段發言，為什麼竟惹出你這麼大的火氣？你是不是『萬歲』聲聽得多了，聽不進一點兒逆耳忠言了？這樣就太可悲了，後果不堪設想啊！」
「人們有時喊你一聲『萬歲』，是出於對你的敬仰和熱愛，如果張口閉口高喚『萬歲，萬萬歲！』這就讓人懷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還是別有用心。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長命百歲！」
在最後的日子裡，他的情緒變得更加起伏不定。時而消沉煩躁，時而呆呆地凝視思索，時而扼腕長嘆暗自垂淚，時而又破口大罵。當我詢問他病情時，他常常答非所問，只顧訴說自己的心事；看守戰士干涉他時，他也根本不加理會。
比如，我問：「你感覺怎麼樣？」「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堅持放療。肩膀和腰部的疼痛減輕些了吧？」他回答說：「我頂得住。肩是壓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為什麼遲遲不給我定案？我彭德懷有什麼罪？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他常常自言自語：「我還是那句老話，『是非有公斷，事久自然明』，毛澤東說叫歷史去做結論吧，我等著歷史做結論。」
彭德懷因癌症轉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腫痛難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拚命掙扎。有時，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單，將它扔在地上。護士只能不厭其煩地為他更換床單、更衣及擦澡。給他打點滴，他把針拔掉。當看守戰士阻止時，他罵得更凶，喊著：「我不用毛澤東的藥！」
在生命的最後一天，當醫護人員給他吸了痰，他又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劃著，張著嘴「啊、啊」地想叫喊。他頑強地在生理和心理的極限堅持著，可是，他已經筋疲力盡。他的元氣、精力已經耗費殆盡。他掙扎不起來了。他孑然一身。睜大眼睛注視著這個世界。1974年11月29日15時35分，這顆跳動了76年的頑強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從此，他把怨恨、痛苦、憂慮、困惑、遺憾和希冀，留給了這個世間，永遠地撒手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