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在政治秘書王仲方眼裡正「意氣風發」的羅瑞卿並沒有意識到，有人會對他不滿。作為總參謀長，羅瑞卿經常向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請示工作。林彪就向羅瑞卿提出要加強通氣，說他通氣是有的，但是還不夠，要加強。王仲方認為：那個時候我想他可能也缺少警惕，也得罪了一些人，特別是可能得罪了一些老帥，不光是林彪，當然林彪那時候對他更不滿意，所以這樣就找了各種理由來非難羅瑞卿。
1964年，羅瑞卿、張愛萍陪同林彪、賀龍視察軍校（圖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一
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羅長子往我身邊一站，天塌下來，有他頂著。」羅瑞卿在公安系統工作了整整10年，後來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等多個要職，但是在「文革」前夜，他不幸蒙難，度過了10年的艱難歲月。「文革」結束之後，又是他公開地支持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今天，曾經擔任過羅瑞卿政治秘書的王仲方老人，將向我們講述他眼中的羅瑞卿。
1966年過年，王仲方從外地回到北京，想去看望他的老領導羅瑞卿，但是，這一次他卻沒有看到。
王仲方（以下簡稱王）：因為羅瑞卿在10年公安工作當中，有的時候毛主席批評他，有時批評得很嚴厲，比如說，「三反五反」的時候，有人揭發他，說他1951年到廣州去考察工作的時候，花了很多錢，很奢侈，毛主席還點了他的名，他挺緊張的，因為那次是我跟他一道出去的，我知道這個情況，後來我就幫著羅瑞卿寫了個檢討，毛主席看了很滿意，就算過關了。所以這次我心裡想，羅瑞卿這又出事了，是不是我再去幫他去寫寫檢討吧，秘書講你千萬別來，說現在情況跟過去可大不一樣了。所以我就沒有去。
後來，王仲方回到他工作的青海省，從中央下發的文件中，王仲方得知了羅瑞卿的進一步消息。1966年3月18日，面對批判無處申辯的羅瑞卿從家中的閣樓跳下，他沒能結束自己的生命，只是從此失去了健康的左腿。
王：上海會議以後，北京就開了個軍委會批判羅瑞卿。後來就上綱，越上越高，搞得羅瑞卿就沒辦法回答這些問題了，最後羅瑞卿跳樓自殺。緞庫胡同三層小樓，是兩層，上面一層叫做閣樓，就是放東西的，很低，他就從閣樓的窗子裡爬出來跳下來的。那個樓不算高，四五層下來的話，他早就摔死了。
在中央下發的文件中，王仲方了解到，中央認為羅瑞卿的錯誤，是修正主義的錯誤，是資產階級野心家篡軍反黨的錯誤。此時，王仲方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判斷自己難免會受到牽連。
王：羅瑞卿問題出來以後，雖然主要是軍隊的問題，沒有牽涉到公安。但是我作為一個老公安，而且在他的身邊工作這麼久，關係又比較密切，我們有這個弊病，就是哪一個人出了事以後，就要從他祖宗三代查起，而且即使他工作很有成績，也要肅清他的影響，所以我覺得我可能跑不了了。
1949年，中央籌建公安部，毛澤東電召羅瑞卿到北平，讓他擔任公安部部長。7月，羅瑞卿走馬上任，公安部每天等他處理的文件堆積如山。正是在這一時期，王仲方到羅瑞卿身邊，當上了他的政治秘書。
王：要找個適當的人去羅瑞卿身邊工作，可是大家很躊躇，因為羅瑞卿這個人辦事快捷，而且要求很嚴，如果要是有地方有時候搞得不對，他批評是很嚴的，有時候一點情面都不講，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到他那兒去工作。拖了很久以後，文件、電報積壓得越來越多了，後來我就給羅瑞卿寫了封信，說如果找不到適當的人，我來試一試，不合適的話，再換人。
在王仲方看來，羅瑞卿雖然以嚴肅聞名，但他並不是完全不講人情。早在延安時期，王仲方還是抗日軍政大學的一名學員時，就曾給時任抗大教育長的羅瑞卿提過意見。
王：羅瑞卿講課講了一個多月以後，徵求大家意見，說同學們對我講課有什麼意見？大家都說，你講得好，沒意見。我就站起來，我說我有意見。他說你有什麼意見，我說你到這裡講了一兩個月的課了，從來都沒看見你笑過，我說你是不是對我們這些大後方來的學生們有意見。羅瑞卿很動感情地說，我不是對你們有意見，看不起你們，對你們到抗大來學習，我是滿心高興的，可是我笑不出來，因為我在紅軍作戰的時候，嘴部負傷了，嘴巴張不開，所以說我想笑，我也笑不出來，還請你們大家原諒。
經過一段時間的試用，王仲方的工作能力得到了羅瑞卿的認可。
王：一去的時候，我說我是你的學生，抗大三期學生。羅瑞卿說你不是我的學生，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學生。
王仲方說，建國初期，公安工作面臨著保障安全和穩定社會的重任。
王：國民黨特務想要造成首都的混亂，那時他們就在有軌電車總站長辛店縱火，幾十輛電車都燒掉了。那時候電車本來就不多，所以特務想造成交通混亂，人心也就不安定了。當時類似這樣的破壞活動可不少。比如說有個輔華火藥廠爆炸，有個翠明莊，國共和談的時候，中調處執行部就在那裡，葉劍英他們都在那個地方住，突然起火了。當時不是這個地方冒煙，就是那裡起火，搞得挺緊張。
二
羅瑞卿擔任第一任公安部長，是毛澤東親自點的將。建國初期，公安工作面臨一團亂局，羅瑞卿在10年公安部長的任上，開展了「鎮反」等運動，摧毀了國民黨潛伏在大陸的特務機構，此外，公安部還擔當了中央領導人的保衛重任，秘書王仲方說：羅瑞卿實際上是毛澤東的一個大警衛。所以才有了毛澤東那樣的話：「羅長子往我身邊一站，天塌下來，有他頂著。」1951年，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羅瑞卿指揮公安系統在全國開展了「鎮反」運動。
王：這個事情在全國發動以後，抓了一大批人，也殺了一大批人。當時那些罪大惡極的人被抓起來以後，採取殺人以前貼布告的方式，說什麼人犯罪了，犯的什麼罪。另外，槍斃罪犯是採取公開鎮壓的辦法，就是讓這些留下的國民黨的散兵游勇不敢妄動，你要是再搞破壞活動，我立刻就鎮壓你。所以鎮反運動，搞了一年多，還是起了很大的效果的。
1951年5月，全國鎮反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公開的破壞活動減少了，但隱蔽的特務活動日益增多。羅瑞卿指示各地公安機關要加強隱蔽戰線上的鬥爭。
王：所以那時候就給廣東省公安廳做了工作，加強他們的力量，就是做到炸彈不允許過韶關。
絕大多數特務活動被阻止在中國的南大門，但也有少數漏網的特務潛入北京。1954年6月，蔣介石派出外號「賽狸貓」的飛賊段雲鵬，目標直指中央最高領導人。
王：段雲鵬，國民黨的王牌，算是天字第一號的殺手，據說他能翻牆入戶，也善於打槍。蔣介石讓他來暗殺毛澤東、周恩來等主要領導人。他也居然利用他的舊關係到了北京，幾次到北京來，我們都沒抓住他。
建國後，公安工作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就是負責中央領導人的安全警衛。得知段雲鵬潛入大陸、伺機暗殺中央領導人的消息後，羅瑞卿認為不能消極等待，要巧設圈套讓他進來。1954年國慶節前，公安系統布下羅網，活捉了飛賊段雲鵬。
王：抓住他以後，羅瑞卿就報告毛主席。毛主席挺高興地說，這個人把他抓住挺好，說是不是他輕功很好，是不是讓他飛一個，我們看一看。
經過「鎮反」運動，又打贏了隱蔽戰線上的鬥爭，羅瑞卿領導下的公安工作連連告捷。1956年，這是全國發生案件最少的一年，而且那一年真正是讓老百姓做到了夜不閉戶，晚上不關門睡覺也放心了。路不拾遺，就是拾到東西以後，不據為己有，連小學生都會將拾到的一毛錢交給交通警。所以當時那個社會治安情況確實是最好的一年。在王仲方眼裡，公安部長羅瑞卿把護衛毛澤東的安全看成重中之重。
王：毛主席如果要到北京天橋劇場去看戲，羅瑞卿不放心，都要親自去看一看劇場周圍安全保衛怎麼樣，包括警衛的安置。另外就是毛主席坐的椅子，他要先去試一試。毛主席如果要是出去，都是羅瑞卿親自陪同他。每年的5月1日、10月1日，天安門要開大會，晚上還有晚會，羅瑞卿經常都在毛主席身邊，所以羅瑞卿實際上是毛澤東的一個大警衛。當然了，其他的領導人的安全，他也關心，但是他對毛主席的安全，是覺得自己特別負了一個特別的責任。
建國初期，公安部的報告按照慣例先報到政務院，毛澤東看不到公安部的報告，就專門把羅瑞卿找去提出批評。
王：毛主席批評他，說是你們燒香找錯了廟門，公安工作這麼重要的部門，這麼大的事情，為什麼不找我？周總理解釋說，他們報告是有的，送到我這裡了，我沒有轉給你。把羅瑞卿搞得挺緊張，所以回來以後，趕快給我們辦公廳這些人講，以後要直接給毛主席送報告。當時規定我們每一個月要寫一次綜合報告。
此後，公安部很快完備了直接向毛澤東本人的請示報告制度。王仲方說，那時毛澤東對羅瑞卿的工作是滿意的。
王：我們知道毛主席和羅瑞卿關係是很密切的，而且他也很愛護羅瑞卿，羅瑞卿如果有什麼毛病，別人有什麼反映，他就告訴羅瑞卿，說你要注意；如果哪一個領導人有什麼看法，就讓羅瑞卿親自到那位領導人那裡去說明情況。
羅瑞卿凡事求好求快，毛澤東對他的這種工作作風曾經給予提醒。
王：毛主席曾經提醒過他：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當然他也比較注意了，但是他這個嚴肅是有名的。
三
1959年，羅瑞卿離開他工作了10年的公安戰線。羅瑞卿離開公安部後，王仲方也從公安部調到了青海省委工作。
王：1965年是他的事業的高峰，因為這個時期他是軍委的秘書長，軍委的常委，林彪又經常生病，實際上是由他來主持工作，雖然名義上是由賀龍來主持工作，但是實際上具體工作都是他做的。當時有一個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紀念日報告，是個非常重要的報告，本來由林彪來做的，林彪不能出來，所以就由他來做，這個報告真是震動全國，影響也很大。可以說那個時候羅瑞卿真是「意氣風發」，而且工作從各方面來講，又都很順利。
1965年，王仲方眼裡正「意氣風發」的羅瑞卿並沒有意識到，有人會對他不滿。作為總參謀長，羅瑞卿經常向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請示工作。林彪就向羅瑞卿提出要加強通氣，說他通氣是有的，但是還不夠，要加強。
王：那個時候我想他可能也缺少警惕，也得罪了一些人，特別是可能得罪了一些老帥，不光是林彪，當然林彪那時候對他更不滿意，所以這樣就找了各種理由來非難羅瑞卿。
1965年11月，上海會議前9天，羅瑞卿到蘇州向林彪匯報工作，談話過程也相當平和。此後，羅瑞卿按計劃飛往大西南察看地形。
王：我感覺他沒有感覺到好像會有什麼，因為他覺得最可靠的就是毛主席支持他。如果他要有什麼不合適了，毛澤東會提醒他。所以搞一個突然襲擊，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這個突然襲擊面前，他受不了了。在上海會議以前，他心裡毫無準備。
196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這次會議也被稱為是「上海緊急會議」。會前，包括劉少奇等在內的中共高層領導都不清楚會議的內容，見面的時候還互相打聽。而在會議的前三天，羅瑞卿並沒有到會，只是到12月11日，接周恩來的電話通知，羅瑞卿才趕到上海參加會議。當時的羅瑞卿，並沒有想到，一場風暴已經來臨。
王：講到上海會議，他挨整那一次，當然這個上海會議，是一個謎，究竟毛澤東為什麼在那個時候要開上海會議，而且把羅瑞卿拿下來。
1965年12月，上海會議期間，王仲方因為健康問題正在上海治病。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到上海參加會議，王仲方到錦江飯店去見這位老朋友，因此得知了上海會議召開的消息。但是對於王仲方來說，他並不認為這次會議與中央的其他會議有什麼不同。
王：中央開會，我作為青海省委的秘書長經常出席，所以覺得一年都要開一兩次，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王仲方事後得知，上海會議與他所參加過的其他會議，氣氛大不相同。
這次的會議特別保密，所有的秘書、隨員，都不能參與，文件本來都是由秘書來保管的，這次不要秘書保管，由中央辦公廳的機要局局長，親自把文件送到每個人口袋裡，每個人發一個小的保險柜，放裡頭，不讓任何人接觸。所以這個會議開始以後，氣氛就非常神秘。
12月11日，一架專機將羅瑞卿和他的夫人郝治平接到上海，但羅瑞卿夫婦並沒有踏進錦江飯店的大門，被汽車直接拉到一個小院子裡軟禁起來。
王：上海會議半截的時候讓他來的，他在雲南邊境上察看地形，然後被通知來開會。在飛機上的時候，他還在處理文件，等下了飛機以後，進了住的地方，周總理和鄧小平告訴他，他才大吃一驚。
很快，上海會議的內容就在黨內傳達了，會上集中討論了羅瑞卿反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和向黨伸手三大問題。
王：那是上海會議完了以後，上海市委的副書記就給我傳達了。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覺得不可想像。不久，胡耀邦到了上海，我還給胡耀邦講：這是怎麼回事？胡耀邦說：不要緊，羅瑞卿現在雖然軍隊的職務免了，但是他的副總理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現在還沒免嘛，毛主席跟他關係那麼好，不會把他怎麼樣。
從羅瑞卿個人的災難開始，一場全國性的大災難在中國蔓延。1967年4月，身在青海省的王仲方已經沒有辦法了解羅瑞卿的消息。正如他自己的判斷，作為一名老公安，羅瑞卿曾經的秘書，在那場暴風驟雨的襲擊之下，他也沒有躲避的可能。
王：周總理知道我在青海管政法，就問王仲方同志現在哪裡？有人說是現在已經給隔離反省了。林彪當時在場說，王仲方，我到處找他找不到，他跟羅瑞卿的關係密切，羅瑞卿的事情他都知道，把他搞起來。劉賢權他們回到青海，就把我抓起來了。
王仲方說，林彪的一句話決定了他6年的牢獄之災。
王：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羅瑞卿怎麼控制、指揮上海的公安機關，江青在上海的時候，怎麼派人跟蹤監視她，竊聽她的電話。我說這個我根本不知道，他說你只要把這個交代了，我們立刻放你。我說我根本就不知道這個事情。後來他們問了好幾次，後來拍桌子說：你不交代，你就給羅瑞卿墊背吧。
5年多的牢獄生活，王仲方依靠魯濱孫精神鼓勵自己撐下去。直到有一天，憑著看守的一個舉動，王仲方判斷他的問題可能出現轉機。
王：林彪的飛機爆炸以後，我雖然不知道，但是我察覺了。因為有一天突然這個看守員，把我的監房打開，把我看的書，都給收走了。過了兩天，又還回來了，還回來一看，什麼「老三篇」，還有什麼毛主席語錄，凡是林彪在上面寫了字的，都撕掉了。根據我在黨裡面這麼多年的經驗，到了這種地步，林彪一定出了大事，不然不會把他的語錄什麼的都撕掉。
四
在監獄裡，王仲方每天還能讀到《青海日報》。1971年，他發現報紙上突然看不到有關林彪的任何消息，憑著自己多年的工作經驗他判斷：林彪出事了。王仲方看到了重獲自由的希望。1972年，王仲方結束了6年的監禁生活。而第二年，時隔10年之後，他重新見到了羅瑞卿。
王：我去看他的時候，他坐在沙發上。他一下子就從沙發上站起來，跟我握手，半天都沒說話。後來我就講起了我的情況，說是我的老父親，他認識，也被餓死、整死了。他挺難過，說是想不到怎麼會牽涉到你的父親。
1977年，羅瑞卿恢復中央軍委秘書長職務，已經70多歲的他自我激勵要做「拼命三郎」，希望能夠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1978年，胡耀邦審閱定稿，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在黨內引起爭議。羅瑞卿用行動支持了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
王：這個事情弄出來以後，結果華國鋒不贊成，另外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也不贊成，後來還有一些人也都不贊成。緊接著還有一篇文章，叫做《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也是再一次地說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篇文章黨校來組織，胡耀邦不好出面了，就交給羅瑞卿。羅瑞卿說行，我來搞。結果就把這個稿子發給解放軍報社，羅瑞卿親自看了好幾次，改了好幾次，這篇文章的影響對「解放思想」所起的推動作用是相當大的。
當時，「兩個凡是」的觀點依然盛行，羅瑞卿的舉動在旁人看來要冒一定風險。王仲方說，1978年6月下旬，羅瑞卿發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的決心非常堅定。
王：有人對羅瑞卿講，這篇文章最好你不要管了，不要發表。羅瑞卿說，不要緊，《人民日報》不能發表，《解放軍報》發表，他不是那時候管軍隊工作嘛。如果要打板子，打我，你們發表吧。所以那篇文章一發表，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力量就更大了，小平同志也出來說話了，後來就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一個思想先導。
恢復工作以後，羅瑞卿深感自己的行動不便，無法像從前一樣到各地視察和調研，他急切地希望能夠甩掉輪椅，行動自如。
王：這個時候，有人告訴他，說你的腿可以治好。最好是去西德。當時的衛生部長是羅瑞卿的老戰友，說到西德去，我肯定幫你，給你治好。羅瑞卿當時希望能夠自由行動、工作，他就去了。
羅瑞卿臨行前，王仲方到西山去看望他。當時羅瑞卿除了腿腳不便之外，他的身體狀況良好。王仲方說，他當時並不贊同羅瑞卿去德國治療。
王：到臨上飛機的前一天晚上，醫生突然病倒不能去了，就臨時換了個醫生，這個醫生不熟悉他的身體狀況。到了西德，手術非常成功，關節也換得很好，外國醫生告訴他說，第二天就可以站起來走路了。他還挺高興的。可是到了半夜，他的心臟支持不了了，因為全身麻醉影響心臟，所以他也覺得不行了，趕快就說：心口不舒服。等到夫人郝治平趕來的時候，他已經過世了。
1978年8月3日，羅瑞卿在德國波恩逝世，享年72歲。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羅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