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出現的"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總路線這"三面紅旗"，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沈志華主編的《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里，披露了一些有關這一事件的檔案資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一頁歷史。
"大躍進"思想的形成
1958年出現的"大躍進"要從1957年說起。1957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講話，他說：
赫魯雪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志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兩千萬噸鋼，再過十五年，可能爬到年產三千萬噸鋼。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豈不超過了英國嗎？那末，在十五年後，在我們陣營中間，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325-326頁）
從此，毛澤東念念不忘超過英國這件事。1958年1月28日他在《在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提綱》裡寫道：
十五年趕上英國，可能不可能？
四千萬噸鋼，現在是五百廿萬噸
五億噸煤，現在是一億噸多一點
四千萬啟羅瓦特發電容量，現在是四百多萬……
五年到八年完成四十條
鼓起幹勁，力爭上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42頁）
毛澤東最初想的是十五年趕上英國，只是他越想越快。1958年5月18日他寫的一條批語《卑賤者最出名，高貴者最愚蠢》裡面說的是"我國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同上書，第236頁）。而在同年6月22日寫的一條批語更說："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就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同上書，第278頁）同年9月5日，這時正是大躍進的高潮中，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他說："總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趕上英國。除了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之外，明年都要超過英國。十五年計劃，兩年基本完成。誰人料到？這就是群眾的幹勁的結果。"（同上書，第381頁）毛澤東想的，首先是在鋼產量上超過英國。於是"大躍進"首先就從大大提高鋼產量著手。
"大躍進"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當年的鋼產量提高到1070萬噸。在《安東諾夫等報告：毛澤東與六國代表團談話記錄》（1958年10月2日）這一件檔案中，毛澤東對六個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團的談話里就談到了這件事，這篇講話的官方記錄在《毛澤東年譜》有記載，可以拿來同檔案譯文對照著看。在譯本里，他說："長期以來，我們對鋼的生產的意義估計不足。"（第八卷第260頁）這是不夠準確的譯文，據《年譜》本，毛澤東的原話是："我們這麼多年，就不知道以鋼為綱"（第三卷，第454頁）。"以鋼為綱"正是當年一個重要的口號。
毛澤東關於大煉鋼鐵提出要求這件事，檔案譯本是這樣的：
各冶金廠經理都參加了7月16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在會上有人問：為什麼要拖延呢，既然我們可能立刻將鋼的產量增加2倍。於是，我們決定在今年便將鋼的產量提高到1070萬噸。但在8月份的檢查中我們發現，這個計劃面臨著風險。因此在北戴河會議期間我們便討論了這個問題。（第八卷，第260頁）
而這一段譯文又不很準確。據《毛澤東年譜》所載，他的原話是這樣說的：
今年6月19日那一天，我們中央一些同志和冶金工業部一些同志在一個地方吹，我說你們搞900萬噸，何必不多搞一點，索性翻一番可不可以呀？搞1070萬噸。他們說行。到8月一查，還差得很多，我就著了急，我說我的炮放錯了。就是在北戴河開會的時候，我和鋼鐵廠的黨委書記、地方管工業的書記開了一次會。（第三卷，第454頁）
這裡用了毛澤東的原話"翻一番"這樣的口語，就比譯本里"將鋼的產量增加2倍"不但更生動、更傳神，而且準確得多。1957年的鋼產量是535萬噸，提出"翻一番"，就是說要求1958年達到1070萬噸，增加了一倍；譯本說"增加2倍"，豈不是要求達到1605萬噸嗎。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明確表示：要求鋼產量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的指標，都是他本人提出來的，是他放的炮。而在譯本里，這些都沒有了，變成"會上有人問"，也就看不出問者何人，該由誰對這件事負責了。
要在短短的幾個月里生產出這麼多的鋼來，用正常的工藝是絕對辦不到的。於是提出了一個"大中小相結合、'土''洋'相結合的方針"，8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土洋並舉是加速發展鋼鐵工業的捷徑》解釋這個方針說：
小的"土"的煉鐵爐、煉鋼爐，比起大型的和中型的現代化鋼鐵廠來，技術的確是落後的，但是卻具有現代鋼鐵廠所沒有的優點。這就是投資少、設備簡單、技術容易為群眾所掌握、建設時間短。以小型的和"土"的為主，我們就可以在目前技術骨幹缺乏、鋼材供應不足、現代設備供應不上、資金也不十分充裕的情況下，發動全黨全民來辦鋼鐵工業。
露出失敗的端倪
執行這個"全黨全民大辦鋼鐵工業"方針，立刻就出現了看得見的結果，《齊米亞寧致蘇共中央報告：關於中國的狀況和蘇中關係》（1959年9月15日）里，這位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報告說：
在中國的經濟中出現了一些部門之間比例失衡的現象，開始感到工業原料的不足，許多產品的質量都降低了。允許加快小型冶金工業的發展導致了物力和人力的分散，導致了日用品生產的急劇減少。能夠充分說明這一點的是，在1958年下半年建設了90多萬個小型冶金企業，吸納了8000萬-9000萬農民。如此多的農民在農忙期間不參加農活，導致了一些地區的莊稼沒能完全收穫。（第八卷第399頁）
勞動力都大辦鋼鐵去了，莊稼沒有人收割，這是破壞農業生產的事例之一，也是加劇即將來臨的糧荒的一個原因。
"大辦鋼鐵"不但占用了大量勞動力，而且用這種方法煉出來的鋼鐵是毫無用處的。在蘇聯國家對外經委主任斯卡奇科夫的《斯卡奇科夫致蘇共中央函：呈送關於中國經濟狀況的報告》（1959年7月2日）的附件中，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合作司司長Г·舍維亞科夫說：
據周恩來同志今年6月17日同扎夏迪科同志（引者按：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會談時承認，在計劃國民經濟和領導經濟建設中，中共中央和地方機關在1958年採取了主觀主義立場，出現了重大失誤。沒有充分注意工業產品的質量問題，大大提高了計劃任務指標，如煤炭、冶金生產任務和鐵路運輸，過高估計了"小高爐"（習慣叫法）的作用。經驗證明，小高爐不行，根本不能作為發展冶金工業的基礎。這些小高爐生產的大量生鐵（約6000萬噸）和鋼（250萬噸）質量不高，含硫和磷很高，不能用來生產優質鋼和軋材。用這種方法冶煉的部分金屬根本就沒從邊遠地區運出來。（第八卷第370頁）
《蘇斯洛夫致蘇共中央主席團函：呈送蘇聯黨政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報告》（1959年12月18日）里也說：
為了實現"大躍進"，中國的同志們大搞所謂的"小高爐"。他們認為藉助這種辦法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大大提高生鐵和鋼的產量。不顧對其他部門，首先是對農業的損害，大約有9000萬人被投到了"小高爐"工作中去。1958年為建設自製的小高爐花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白白消耗了幾千萬噸煤炭。結果煉出300萬噸鋼，但它們不得不從國家指標中劃掉，因為這些鋼，連中國同志自己都承認，回爐都不能用。這是不奇怪的。在今天，在原子能時代，當生產建立在高科技成果基礎之上的時候，哪裡還需要這樣的金屬呢？（第九卷，第65-66頁）
接著，蘇斯洛夫拿蘇聯冶金業的情況來對比，他說："順便指出，在1959年整個蘇聯黑色冶金部門，其中包括採礦、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職工，總共才70萬人。這年，我們的黑色冶金行業為國家生產礦石9440萬噸，生鐵4300萬噸，鋼6000萬噸，軋材4690萬噸。"（第九卷，第66頁）
對於中國土法煉鋼這件事，幾年之後赫魯雪夫還在議論。在《赫魯雪夫在蘇共中央全會總結髮言（摘錄）：關於蘇中分歧的立場》（1963年12月13日）里，他說：
他們開始用手工方式建造小高爐。可是，即使200多年以前彼得一世在烏拉爾所修建的煉鐵爐也要比中國"大躍進"時期的要先進。但是，如今中國人卻開始建設此類煉鐵爐。可哪裡有合適的能在此類煉鐵爐里煉製的金屬呢？他們可不考慮這方面的問題。他們集中了上千萬人來搞此類建設，農業無人問津。據說，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也在自己家裡建造了一個這樣的煉鐵爐，以證明自己尊重總路線和毛澤東的英明才智。此類"工業"的最終結果當然是一無所獲。如今，這些煉鐵爐已經廢棄了，而所謂趕超英國也放棄了。（第十卷，第322頁）
在《安東諾夫等報告：毛澤東與六國代表團談話記錄》（1958年10月2日）里，毛澤東還談到正在大辦起來的人民公社：
索菲亞市委書記請毛澤東同志講一下人民公社的相關情況。毛澤東說：在建立了人民公社之後，黨對群眾的領導得到了很大的加強。在政治方面，人民公社組織主要以地方政府的方式存在，但公社不應與黨的組織混淆。因為黨是一個由進步人士構成的組織，是一個強大的領導核心。人民公社的主要特點：大規模地將群眾組織起來，更大程度地實現公有制。以前，我們共有70萬個農業合作社，現在由這些合作社組建了2萬個人民公社，平均每個人民公社有7000個農戶。有的人民公社甚至包括有上萬農戶，或幾萬農戶。（第八卷，第261頁）
前面已經指出，這一次接見，在《毛澤東年譜》裡有記載。其中所載毛澤東的原話比這個譯本里的"人民公社的主要特點：大規模地將群眾組織起來，更大程度地實現公有制"更簡潔更鮮明，他說的是："人民公社，它的特點就是一個大，一個公。"（第三卷，第455頁）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提出：人民公社"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採取的基本方針"。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提供的數據，"到10月底，全國農村建立的人民公社達到26000多個，入社農戶占農戶總數的99%以上"。（第496頁）
前面引用過的《齊米亞寧致蘇共中央報告：關於中國的狀況和蘇中關係》（1959年9月15日）里，著重描寫了中國農村人民公社化的過程：
在農業領域，1958年中國朋友們採取了一些措施來加快農業生產的發展，並把所有的物力和人力都動員起來加快國內的社會主義建設。為此在1958年開始了深化合作化的運動……提出了把公社變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低級單位的口號，採取了一些措施把農民的所有私人財產公有化，歸各級公社集體所有，把原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為公社，廢除農民勞動中物質利益的原則（在公社中實行免費就餐，這在事實上意味著平均主義）和自願的原則，對於日常生活的廣泛集體化沒有進行應有的組織和準備（在公社建立宿舍、食堂等），過早地把地方的權力機構和公社的管理機構相合併。在組織公社期間允許在實踐上推行"軍事化勞動"，這就加劇了單純的行政化。（第八卷，第399～400頁）
應該說，他說的大體上與實際情況相符。
中共對外所做的解釋
其實這時候中共黨內也感覺到一些問題了。在《扎夏迪科與習仲勛談話記錄：中共八中全會及中國狀況》（1959年8月28日）這一件檔案里習仲勛對扎夏迪科說了這一點。八中全會，就是批判彭德懷的那次廬山會議。習仲勛在這個時候奉命向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扎夏迪科介紹這次會議的情況，少不得要批判彭德懷的觀點，說"在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公社遭受了失敗"，不過，他還是說到這一工作中有缺點：
在建立公社的運動中，許多的超前行為得到了允許。分配領域中出現的類似超前行為也得到了允許——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得以確立。但是，這隻存在了短短几個月。1958年在鄭州的會議上毛澤東就已經指出了類似的錯誤，並要求採取堅決的措施來修正這些錯誤。右傾機會主義者們都知道，黨在八中全會召開前的7個月裡的確對這些錯誤進行了一些修正工作。
習仲勛笑著說，在他看來，"現在蘇聯同志可以對我們放心了。"（第八卷，第392頁）
在《蘇斯洛夫致蘇共中央主席團函：呈送蘇聯黨政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報告》（1959年12月18日）里，也說到了辦人民公社：
1958年中期，在中國興起了建立"人民公社"運動。在全國為取代現有的農業合作社，開始成立農民聯合企業，在這種企業里，中國的同志們企圖實行明顯不適合生產水平的分配原則，以軍事化的方法組織勞動。在這種公社裡，大體聯合有5000個農戶。地方工業、貿易和財政問題交給公社管理。地方人民政權機關被取消，其職能轉交人民公社管理部門……值得注意的是，不僅在農村，在一段時間裡許多城市也建起了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裡，農民的全部財產，包括房舍、家禽和家什都實行了公有化。按勞分配被平均實物供給所取代。用強制的辦法實行公共食堂制。
所有這些實驗，不是在一些個別地區，而是在一個擁有5億人口的大國的全部國土上進行的。於是我們產生了一種印象，覺得中國的同志們試圖建立一種嶄新的農村組織形式以超越社會主義這個很長的歷史發展階段，試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在落後的中國農村，在極其簡陋的基礎上建立共產主義。（第九卷，第66頁）
蘇斯洛夫接著寫到了人民公社試驗的失敗：
嚴重的經濟困難和國內政治的複雜化迫使中國的同志們從去年年底開始改變了對人民公社的許多觀點和方針。生活嚴肅地糾正了他們。他們被迫在公社恢復被他們破壞了的社會主義勞動原則和分配原則，糾正把農民財產充公的路線，取消了農村軍事化制度。現在形式的人民公社實質上是大型的農民合作社聯合企業。中國的同志們現在強調這些聯合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在保留人民公社名稱的情況下實際上改變了它的內涵。公社內部基本的生產單位現在是生產隊，是實際上過去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房舍和小副業不再公有化。給農民重新分配了宅旁地段，鼓勵農民個人飼養牲畜和家禽。吃食堂現在採取自願原則。（第九卷，第67頁）
"大躍進"這樣一場運動為什麼能夠發動起來？在《赫魯雪夫與毛澤東會談記錄：漫談國際形勢》（1958年8月2日）檔案里，毛澤東對赫魯雪夫談到了正在迅猛掀起的"大躍進"，指出這和過去不久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關係。他說："我們在6億人民中進行了整風，沒有整風，也就沒有今天的'大躍進'。"（第八卷，第172頁）這個意思，不久之後，他又在9月5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幾億勞動群眾，工人農民，他們現在感覺得心裡通暢，搞大躍進。這就是整風反右的結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379頁）他一再說明反右派鬥爭與大躍進的這種關係。事實也正是這樣：大躍進是反右派鬥爭的直接結果。大多數能看出點問題、敢於提出一點不同意見的人，這時已被劃為右派分子，被剝奪了發言權，被投入脫胎換骨的勞動改造之中。那些沒有被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眼看到不久前別人是怎樣成為右派、落得怎樣的境地，當然不敢再多說一句話。土法煉鋼，消滅麻雀，高產衛星田，吃飯不要錢，對於層出不窮的"新事物"，沒有誰敢說一個不字。大躍進也就沒有遇到一點抵抗，開展起來了。
在《安東諾夫等報告：毛澤東與六國代表團談話記錄》裡，毛澤東對六國代表團說起，他是怎樣提出"大躍進"的：
我們再說幾句關於"大躍進"的情況。我們國家的"大躍進"是否真的存在？我承認，最初我也是不相信的。今年4月份我們舉行了一個關於收割的會議。各省黨委書記都參加了這個會議。我當時在會上向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是否真的我們有可能實現大躍進？當時中國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水利設施建設。他們答道：是的，他們都是親眼看到了才這樣說的。當時，我們國家正在開展關於"苦幹三年以改變生活面貌"的口號的辯論。我對此有些懷疑，於是便建議加上這樣一個詞："初步"改變生活面貌。但他們都不支持我的觀點。（第八卷第259頁）
這一段譯文不很準確。與《毛澤東年譜》中的這一篇講話的官方記錄對照，就可以發現譯本里"一個關於收割的會議"的"關於收割的"五個字應刪去。據《年譜》的注釋，這個會議是"指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澤東在武昌主持召開的華東地區和中南地區的省委、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第三卷，第453頁）此外，字句上的小差異還有一些，例如"苦幹三年"原作"苦戰三年"。
在這一部檔案集裡面，有關這方面的材料還有不少，現在摘錄這一點，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文中所有的引言都不代表摘錄者的意見，特此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