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對很多中國人來講，是一個值得慶幸的事件。惟有毛澤東受到了沉重打擊。他的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被動搖了。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黯淡了。他一生中最引以為自豪的偉大舉動，所謂「馬列主義的第三里程碑」，由於「親密戰友」的背叛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整個世界的質疑。只有毛澤東能夠深刻感受到林彪集團覆滅的嚴重性質，深刻感受到必須承受的壓力。「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明顯地衰老了。這一打擊毀掉了這位年近八十高齡的政治家最後的蓬勃生命風光，衰病之相開始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來。本文摘自柯雲路所著《極端十年》一書。
文革期間毛澤東在林彪陪同下接見紅衛兵（圖源：AFP/VCG）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將1966年6月1日開始到1976年10月結束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一分為二：前五年，是文化大革命的上升階段，由發動，歷經一輪輪鬥爭，直至九大達到勝利的顛峰，這個勝利的狀態一直維持到1971年的9月13日；其後五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破碎和失敗了，然而，毛澤東還在非常頑強地、又是勉為其難地支撐著。
「九·一三事件」對很多中國人來講，是一個值得慶幸的事件。那些遭受文化大革命迫害和衝擊的老幹部，無論是周恩來、鄧小平，還是「二月逆流」的成員們，自然深感慶幸。及至後來，連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都慶幸，因為林彪集團的覆滅給了他們擴張權力的更大空間。
惟有毛澤東受到了沉重打擊。他的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被動搖了。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黯淡了。他一生中最引以為自豪的偉大舉動，所謂「馬列主義的第三里程碑」，由於「親密戰友」的背叛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整個世界的質疑。只有毛澤東能夠深刻感受到林彪集團覆滅的嚴重性質，深刻感受到必須承受的壓力。
「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明顯地衰老了。這一打擊毀掉了這位年近八十高齡的政治家最後的蓬勃生命風光，衰病之相開始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來。然而，他的歷史任務似乎還沒有完成，他只能依然縱橫捭闔地領導著中國革命的進程。
1971年10月3日，在毛澤東的批准下，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由周恩來等人負責的「中央專案組」，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問題。同年12月11日，又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中央專案組」整理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發給民眾討論，把與林彪集團的鬥爭告知了全社會。隨後，1972年1月13日和1972年7月2日，又先後發出《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並由此在全國開展了「批林整風」運動。在黨政軍內，清洗林彪反黨集團的成員及骨幹分子的鬥爭則是從「九·一三事件」一發生就立即開始進行的。
在對林彪集團的清查過程中，毛澤東最先做出的是黨政軍上層人事調整及政策調整。1971年10月3日，在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專案組」的同一天，毛澤東決定撤銷林彪時期的「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軍委的日常工作。
第二天，10月4日，毛澤東在接見「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指出：林彪的「四好運動搞形式主義，把部隊作風帶壞了，要改變。」「軍隊要嚴格訓練，嚴格要求，才能打仗。鍛鍊部隊，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時訓練。」這等於完全否定了林彪時期的軍隊政治工作。毛澤東還特別著重指出：「軍隊政治教育，主要是搞路線方面的教育。」而對「路線方面的教育」，他又做了明確的說明，那就是「要批判林彪的反馬列主義路線。」
對林彪路線的否定，必然率先影響到曾經和林彪有過尖銳衝突的黨政軍特別是軍隊高級幹部。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的成員時，為「二月逆流」平了反。他說：「你們再不要講他們（指葉劍英等人）『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也搞不清楚。」毛澤東為「二月逆流」翻案的更公開的姿態是，1972年1月10日，他親自出席了陳毅的追悼會，並且講「陳毅同志是一個好同志。」
對軍內一批高級將領的政策調整，無疑是林彪集團覆滅後毛澤東的一項重大政策調整。
恰逢中美兩國關係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試探、接觸，開始發生了重大變化。1972年2月21日，毛澤東在京會見了美國總統尼克森。至此，中美長期的對抗解凍，兩國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一方面，這是毛澤東面對主要來自蘇聯方面的政治軍事威脅所做的國際範圍內的大的戰略關係調整；另一方面，這個外交行動無疑匯入了1972年中國國內政策向溫和方向變化的潮流之中。
有關中美關係變化的說服和解釋工作，在全黨、全軍、全國逐層傳達，更鬆動和暖化了長期被階級鬥爭之弦繃得緊張的中國人的心理。中美關係的和解，是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後歲月中為他的民族所做的明智之舉。
當1972年的溫和化傾向延續到夏天時，毛澤東又做出一個看來自然而然實際上卻極為重要的行動，這個行動甚至長遠地影響到他去世之後的中國社會，那就是對鄧小平落實政策。
1972年8月3日，鄧小平寫信給毛澤東，揭發林彪的問題。8月14日，毛澤東就對鄧小平的信做了後來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批語：「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是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這就為鄧小平的逐步復出打開了大門。
這一年夏天，根據毛澤東的精神，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了《關於徵詢對三支兩軍問題的意見的通知》。中共中央還下發了《關於三支兩軍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在這個《決定》中指示：「為了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凡是實行軍管的地方和單位，在黨委建立後，軍管即可撤銷」「已經建立黨委的地方和單位，軍宣隊應即撤回部隊。」「地方各級黨委建立以後，各級支左領導機構及其辦事機構，應即撤銷。」隨後，在全國「批林整風」的過程中，隨著各項政策的調整，全國範圍內的「三支兩軍」停止了。軍管、軍訓、支左的軍宣隊和軍事人員都撤離了地方。
這件事對全國的影響是十分重大的。雖然這似乎是各級黨委政權重新建設完畢自然而然的結果，然而，人們普遍地把它和「九·一三事件」之後的政治形勢大變化聯繫在一起。原來高度緊張的階級鬥爭形勢，似乎在全國範圍內開始鬆動、和緩。這給了各階層人民以新的希望。
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又做了一件自然而重要的調整，就是把更多的信賴給了周恩來，更加倚重他在全國範圍內的管理作用。而周恩來也便在1972年比較充分地施展了他的才能。
周恩來是中國歷史上最典型意義的「賢相」，具有一流的行政才能。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部行為都貫穿著兩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服從毛澤東的領導。就這一點而言，周恩來的嚴謹是政治上高度警覺的毛澤東也無可挑剔的。用周恩來自己的話講，他或許有可能犯政治錯誤，但是絕不會犯組織錯誤。他是中國共產黨內典型的從不超越黨和國家正常程序而進行任何個人色彩活動的一絲不苟的政治家。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恪守的第二個原則是：儘可能地保護幹部，保護知識分子，保護國民經濟。他在這方面做了嘔心瀝血、力所能及的大量工作，這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眾望所歸的原因。
在文化大革命一輪又一輪的政治鬥爭中，他是毛澤東與黨內很多受衝擊幹部之間的緩衝帶。一方面，他極力化解那些受衝擊幹部的對抗情緒，使他們以更理智的態度接受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他又用適當的方法緩和毛澤東某些激烈的情緒和做法，減少文化大革命的極端性。他的整個努力都做得極為細心、周到。
在文化大革命政治與現實的經濟之間，周恩來也儘可能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以保護國家的經濟底盤少受破損。
可以說，在大動盪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他是維持國家得以正常運轉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他銜接了方方面面，連通了各種必要的渠道，使得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有機體儘可能得以正常生存。
在周恩來看來，林彪集團的垮台無疑是極「左」路線的失敗。根據共產黨內歷來兩條路線鬥爭的經驗，周恩來認定，這是一個批判極「左」路線的時機。1972年，在他比較得手的操作中，中國出現了全面的溫和化回潮。
在1972年的元旦社論《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中，提出了「工業、農業、商業、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廣大革命群眾，要繼續發揚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全面貫徹執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鼓足幹勁，立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
1972年4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發表文章《正確理解和處理政治和業務的關係》，指出：「『衝擊』社會主義生產和業務的『政治』，絕不是無產階級政治，只能是地主資產階級政治，修正主義的政治。」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這篇經周恩來審查後同意發表的社論，發出了落實幹部政策的聲音。正是在這個時期，有關團結幹部大多數的輿論，有關解放幹部、正確使用幹部的輿論，有關重申黨的「團結－批評－團結」方針的輿論開始春風般和煦地吹過中國上空。
1972年8月1日，陳雲、王震、滕代遠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同程度衝擊的高級幹部，出席了國防部舉行的慶祝建軍四十五周年招待會。這既是為這批人重返政壇做了最初的平反，也成為全國範圍內解放幹部的一個象徵。
對「八一招待會」與毛澤東一月份出席陳毅追悼會這兩件事的公開報導，形成了1972年整個形勢溫暖回潮的最有利宣傳。典型的力量是無窮的，全社會都感受到了新的潮流。
在1972年8月1日的一次談話中，周恩來指出：「《人民日報》等單位極『左』思潮沒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東西也會抬頭。」這是周恩來一個極為機智的提法。堅決地提出要對極「左」思潮予以批透，同時也沒有忘記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向，對批極「左」做了保護性的理論注釋：「左」的不批透，右的東西也會抬頭。
溫和化的回潮，繼續擴展。
1972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慶祝國慶二十三周年的社論《奪取新的勝利》，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要「繼續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經濟政策等各項無產階級政策。」
1972年，教育領域也出現了一系列溫和回潮的現象：關於要在高等學校試辦補習班而提高原有文化程度較差的工農兵學員的文化基礎的措施；關於提高教學質量、加強基礎理論教學、重視科學研究人才培養的措施；關於提高大、中、小學教材質量的措施；關於在農村儘快普及小學五年教育，減少文盲的措施等等；都迎著春天的暖風，紛紛拱出凍土。
在科技領域，復甦的活動也開始露頭，各種學術雜誌的創刊，各種學術交流活動的展開，都表明科學技術及知識分子隊伍開始試探著活動起來。
在周恩來操作的範圍內，最重要的一塊自然是國民經濟。各種務實的做法和政策的變化，都開始提出並實施。在農業政策方面，甚至提到在「以糧為綱」的基礎上允許全面經營，不要把多種經營作為「資本主義」批判。
除了公開報導的社會政策調整，我們還看到一些並沒有公開報導的事情在廣泛地發生著。
在這一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開始大規模回城。這股潮流迅猛地刮遍城鄉，數以百萬計的農村知青點幾近寥落無人。當知識青年捲起行李爭先恐後地尋找門路撤離農村時，在黃土高原住宿過知識青年的窯洞中，一片狼藉的場面及被油燈燻黑的土牆上那殘破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宣傳畫，不過說明一段歷史已經過去。這同樣預示了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來的紅色社會與紅色理念在開始崩潰。
當「大回潮」顯示出毛澤東始料不及的廣大力量時，他不失時機地發出了聲音。1972年12月17日，他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林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這是一個綱領性的指示，是針對全國將「批林整風」納入批極「左」軌道的反撥。同時，當毛澤東把林彪定為極右，並將隨後的「批林整風」納入批右軌道時，他大概並不準備改變他在1972年的政策溫和化調整。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毛澤東在1972年底逐漸形成的完整戰略，即在政治上、思想上將林彪歸為極右，從而在「批林整風」運動中進一步堅持和深化「批判資產階級」的鬥爭，在政治上鞏固文化大革命已有的成果；而在幹部政策以及其他有關政策上（例如取消「三支二軍」），則做出較大規模的溫和化調整。
前者是對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堅持；後者則是某些政策上的讓步。
毛澤東曾經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5年12月21日）專門針對「讓步政策」有過講話。他認為，在中國歷史上，歷朝統治階級都未對農民有過讓步政策：「哪有什麼『讓步政策』？只有革命勢力對於反動派的讓步，反動派總是反攻倒算的。歷史上每當出現一個新王朝，因為人民艱苦，沒有東西可拿，就採取『輕徭薄賦』的政策。『輕徭薄賦』的政策對地主階級有利。」這裡，毛澤東對自己論點的解釋是牽強附會的。
封建統治階級和農民處在階級對立之中這一本質，並不妨礙它在必要時採取讓步政策。統治階級的政策是進一步還是讓一步，這是策略問題。進一步或讓一步，都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在這裡起決定作用的不僅在願望，也在可能；不僅在階級利益，也在階級力量對比。
當被統治階級與統治階級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時，其中的一個反映就是統治階級的政策發生了或進一步、或讓一步的調整與變化。
離開中國的封建主義社會，觀看整個世界近代史，我們同樣會看到，執政者的政策規定了它與社會上各個階層、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顯示了執政者的力量與社會上各種力量的對比，政策的調整常常是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反映。
在1972年，我們看到很多重大的政策性變化：「二月逆流」被平反了；陳雲等一批幹部被平反了；鄧小平被平反了；軍宣隊、軍管會被撤銷了；上山下鄉運動在實際中被否定了；對工農兵學員要進行文化補課了；經濟工作開始更多地務實了；衝擊生產和業務的政治均被定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反動政治……這一切政策的變化，都含著一個本質，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這些政策調整很多是毛澤東本人做出的，以為這是穩定局勢所需要的策略，然而，他可能並未意識到，這些做法本身就是對文化大革命已有成果的否定。這不是他個人自覺做出的否定，而是歷史迫使他做出的否定，是整個國家階級力量對比、各派政治力量對比迫使他做出的否定。
在林彪集團垮台之後，毛澤東不得不為「二月逆流」平反了，不得不對鄧小平等人落實政策了。不這樣做，大的政治格局是維持不下去的。一貫懂得順勢而為的毛澤東只能這樣行動了。
經過複雜的政策位移，毛澤東似乎又處在新的政治格局的中心位置上。
然而，他也許沒有意識到，這個權且的位移，卻為從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全部基礎。
如果說林彪集團的垮台是歷史第一次對他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那麼，毛澤東為順應形勢而做出的政策調整、重整格局的全部努力，則在造成歷史第二次、第三次向他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失敗。
1972年的毛澤東和1972年前的毛澤東一樣，他的行為是歷史的規定。他同樣別無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