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斃，是共產黨政府的全部智能——卡爾·考茨基
序言
安妮·阿普爾鮑姆在她的著作《古拉格一部歷史》一書中敘述了一個這樣的故事：「我在幾年前第一次意識到這個問題，當時，我正走過查理大橋，那是剛剛恢復民主制度不久的布拉格的一處主要旅遊景點。沿著大橋有一些街頭藝人和妓女，而且每隔十五步左右就有人口齒清晰地兜售人們總是希望找到的那種供出售的風景明信片。美麗街景的繪畫與廉價珠寶和『布拉格』鑰匙鏈擺放在一起。在舊貨攤上，可以買到蘇聯的軍用物品：軍帽、獎章、綬帶飾物和小別針，還有曾被蘇聯小學生別在制服上的錫制列寧和勃列日涅夫像章。眼前的情景給我以怪異的印象。購買蘇聯軍用物品的大部分是美國人和西歐人。所有人都會對佩戴卐字徽章的想法深惡痛絕。可是，卻沒有人對T恤衫或者帽子上的錘子鐮刀圖案表示反感。這是一次隨意的觀察，但是有時候，正是通過這種隨意的觀察，我們最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的氛圍。因為在這裡，教訓再清楚不過了：當一次大屠殺的象徵令我們充滿恐懼時，另一次大屠殺的象徵卻讓我們微笑面對。」
如今這樣的現象在西方國家中依然延續，很多美國年輕人以穿戴中國文革時期的服飾為榮，切格瓦拉的頭像被印到T恤上作為文化衫熱賣。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一種奇怪現象？雖然加拿大和美國都建立起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但是依然無法引發我們對這個問題足夠的重視。
借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法西斯國家戰敗，納粹主義及其文化符號也因此被打上的罪惡的印記。雖然我們在上個世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國家成功擊敗了共產主義陣營，但是共產主義並沒有被徹底消滅，中共這個毒瘤頑強的生存了下來，這個在1949年以前還是一群類似ISIS的恐怖分子，如今卻堂而皇之的掌控了國家政權。這個恐怖組織搖身一變成為了政黨，組建起了政府。在沒有掌握國家政權以前，他們所有的壞事不得不以土匪的名義去做，所以有了一個不光彩的名稱——共匪，現在他們所有的壞事都可以打著國家的旗號去做，以前他們通過搶劫殺人，綁票獲得資金，如今他們利用稅收來獲得資金，以前他們通過鬥地主的方式掠奪地主的私人土地，如今他們以國家的名義搶奪所有人土地。
我們不禁要問，現在的中國究竟算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塊巨大的被恐怖組織控制的區域？表面上看中國有具備一個國家所有的組成要素，但是這個國家的所有功能存在的目的卻不是為了保護人民的權利和人民的安全，而是為了服務共產黨，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這個組織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因此我們有理由定義共產黨就是一個國際恐怖組織，共產黨操控下的中國已經淪為了國家恐怖主義，對於所有的恐怖組織來說，這個也是他們為之奮鬥的最高目標。
國際社會顯然在面對這樣一個利維坦時，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因為這隻惡魔已經化妝為天使，混入到各種國際社會事務中，雖然這隻惡魔會時不時的暴露出本來的邪惡面目，但是國際社會依然把它當作一個正常的國家來對待而不是恐怖組織。
我們舉辦這次中共國家恐怖主義暴行展的目的是想通過我們展示的圖片和視頻經過媒體告訴全世界，中共及其政權是一個巨大的恐怖組織而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文革篇
基督教認為上帝用話語創造了宇宙萬物，語言具有強大的力量。喬治·奧威爾也在那個年代不斷的提醒人們語言對於反極權的作用，因為失去了語言的力量，人性將被徹底的改造。
文革給中國帶來的最為慘痛的傷害，並不是鬥死了2000萬人，而是以邪惡恐怖的方式對人性進行了成功的改造。在對人性的改造中，人類內心中最為黑暗，敗壞的一面得以盡情的釋放。文革對人性的成功改造在於中國共產黨掌控上帝創世的力量——語言，並試圖取代造物主，利用語言創造出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恐怖世界。正如在奧威爾在《1984》一書中所表達的那樣，黨管控了一切，從而使得所有的藝術失去真正的語言。語言作為思想的載體，當語言被掌控後，黨自然的就控制了思想。中共自從1949年掌握政權以來，創造一種簡單，乾癟失去生命力的一種口號式的「新」語言，這種語言充滿了內在的恐懼暗示，他們把這樣的語言慢慢滲入到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例如取消其他的一切音樂形式，設立八個樣板戲。改變文學多樣性，只使用他們的新語言創造文學作品，他們利用國家強制權力，強迫人們背誦毛澤東語錄。當人們的思想不斷的受到這種新語言的簡單重複的持續影響，就會改變正常的思維模式，而進入無思考的服從狀態。我們看看文革時期最著名的一些口號式的語言，比如「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人們不會去思考為什麼有人會反對毛澤東，更加不會去問反對毛澤東什麼？人們在這種「新」語言操控之下，先定義誰反對毛澤東，接著就殺掉那個人。整個文革就是在這樣的毫無目的，毫無理由的情況下人們互相的廝殺，彼此毀滅對方。
阿倫特在《極權主義起源》中描寫到：「集中營（前蘇聯史達林時期）是進行改變人性試驗的實驗室，為了證明沒有不可能的事，極權統治卻無意中發明了既無法懲罰也無法饒恕的罪行。當不可能的罪行成為可能的時候，它也成為不可罰、不可恕的極惡。極惡是無法用自私、縱慾、貪婪、怨毒、嗜權、懦怯這些邪惡動機來解釋的，因此，對極惡既不能用恨去復仇，也不能用友情去容忍，或用愛去寬恕。」文革之惡正是阿倫特筆下的那種極惡，面對文革我們無法用恨去復仇，因為每一個人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們無法找到明確的復仇對象，我們更加無法用愛去寬恕，因為寬恕這樣的極惡是對愛的褻瀆。
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都熱衷於在自己的國家嘗試進行這樣的人性改造試驗，不過他們的人性改造試驗最終沒能完成，可悲的是中共則通過文革最終徹底的完成了這一場人類史上最具有災難性的試驗。1976年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為文革的結束而歡欣鼓舞時，卻沒有發現他們慶祝文革結束並非像德國人民推翻柏林圍牆那樣，以一種人性解放與自由的方式，而是在被集體主義操控下的狂熱方式去慶祝，所以文革的結束恰恰標誌著中國人的人性被成功的改造。
國家恐怖主義的基礎是極權主義，是恐怖主義的最高形式。歷史上最為成功的恐怖組織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共不僅僅成功的實現了國家恐怖主義，還成功的欺騙和恐嚇了全世界，以至於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敢宣布中共就是恐怖組織。
六四篇
普諾漢列夫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一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黨的領袖的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六四的屠殺預示著中共由階級恐怖開始轉向了全國恐怖。對於六四中共為什麼要動用軍隊瘋狂屠殺的手無寸鐵的學生？只有將中共放到國家恐怖主義中去解讀，才能得出一個合理的答案。
國家會受到國際法規和普遍接受的行為準則的約束，即使處於戰爭狀態，例如《日內瓦公約》規定，戰爭中禁止將平民作為人質，對平民或戰俘進行報復。而恐怖組織則不會被任何法規約束，他們自身的存在或者生存，就是最高的法則。鎮壓六四中共出動國家軍隊甚至使用坦克和國際禁止使用的開花彈屠殺平民，六四被鎮壓後，中共開始像以往一樣，動用國家機器，大肆抓捕參與六四運動的平民，進行瘋狂的報復，事後又把自己屠殺美化為平息暴亂。
文革結束後，中國的政治環境進入了一個相對寬鬆的時期，很多人幻想中共是不是已經開始自我變革，但是六四的槍聲給予這一個幻想一個響亮的耳光，政治環境的相對寬鬆，並非中共本質發生了改變，而是中共的國家恐怖主義強大的一個標誌。對於一個正在發展的恐怖組織，往往對於任何微小的反抗，或者微詞採取殘酷的殺戮，那是因為他們本身不夠強大，需要把一切可能推翻自己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但是當恐怖組織掌控了國家政權時，極權統治者會放鬆一些不會觸及到極權統治行為，所以人民誤以為他們自己獲得了一定的自由，當他們試圖利用這一點微小的自由作為突破口爭取更大的自由時，那些掌握了國家權力的恐怖組織就會露出本來的面目。所以國家恐怖主義就是中共敢於在人類步入文明社會時代依然公開的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展開血腥屠殺的根源。
六四是一場偉大和悲哀的民主運動，偉大在於經歷過文革的洗腦後我們學生依然能夠以自由民主為訴求要求國家的變革，悲哀在於當我們數十萬的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已經擁有了足夠的力量推翻中共暴政時，我們放棄了這天賦的權利，並將國家的命運交給中共，幻想著這個恐怖組織能夠治理好這個國家。
如今希望中共能夠平反六四的人，依然是繼續幻想中共能夠通過自身的變革來獲得真正的執政合法性可以繼續領導這個國家。只要這種想法存在，中共的屠殺就永遠不會停止。讓中共停止屠殺的唯一辦法就是推翻中共，試問一個犯下滔天罪行的人，怎麼給受害人平反呢？對中共徹底的清算才是對六四死難者英靈最好的慰籍。
今日篇
當今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是政治問題，但是中共卻要求人民不要把問題政治化。其意圖就是要求人民主動的維護中共的暴政。中共動用整個國家機器對於人民進行洗腦，人類用來發展自由的科技被中共用來對抗自由；中共自身就是最大的恐怖組織，卻以反恐的名義來鎮壓人民的反抗。我們必須要明確一種信念，既然中共是國家恐怖主義，那麼人民的所有針對中國政府的抗爭無論武力還是非武力的行動，都是反恐行動。
曾經有人批評北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夏業良講課時偏題，課堂上重點放在批評中共上，其實這恰恰是每一個有良心的學者授課的正確方向，因為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司法，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如果僅僅還停留在中共的話語框架下去進行討論，那麼這樣的討論是毫無意義且愚蠢的。正如羅爾斯在哈佛大學的政治課上，有人問他：假如您的正義論遇到希特勒，該怎麼辦呢？羅爾斯沉思半晌，答道：殺了他，我們才能討論正義的建設。
面對強大的中共國家恐怖主義，如果沒有一場文藝復興和啟蒙思想的運動對中國的黨文化和黨性進行徹底的革新，中華民族很難從共產主義的恐怖深淵中掙脫出來。在極權國家進行啟蒙思想運動是異常艱難的一件事，納粹極權統治下的德國若非戰敗，德國人民是否能依靠自我的覺醒推翻納粹還真是一個未知數。如今面對更加邪惡的中共政權，我們的啟蒙運動能走到哪一步，誰也不知道。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要努力的去做，我們今天所努力爭取的不僅僅是我們自己的自由，也是為我們的後代爭取自由，如果我們這代人沒能推翻共產黨，我們的後代依然會接過我們自由的火炬繼續前進。如果我們今天放棄努力，我們的後代將永遠的生活在恐懼和絕望之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也可以被更加容易的熄滅，即便如此，我們也要努力的播撒火種，因為我們知道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我們這代人在恐懼中反抗中共，是為了我們的後代將來不再恐懼，我們這代人在絕望中反抗中共，是為了我們的後代將來不再絕望！
2015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