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40年的全球寬鬆周期帶來金融繁榮和資產價格上漲。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全球貨幣體系便失去了錨，這導致全球資金量大規模擴張。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利率自80年代左右開始進入下行通道。而同時，通脹目標使得中央銀行家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實體經濟領域，更確切的說，是在產生通脹的相關領域的資金供給。然而，資金除了與CPI相關的實體經濟領域之外，還與金融有著重要的關係。由於中央銀行並不將金融中的資金狀況作為重要的關注目標，利率下行時，只要實體通脹溫和，金融市場的資金供應便源源不斷，這帶來了金融行業在這40年的快速發展。而只要資金在金融里轉，則並不會觸發中央銀行收緊貨幣政策，此外，再考慮到主要已開發國家在過去幾十年裡面臨危機時幾乎都選擇放鬆貨幣政策，以及各國較高的債務率制約也需要低利率環境。因此，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之下，從1980年代初至今的近40年時間裡，總體而言利率處於下行期，即資金變得越來越便宜，也就意味著以資金計價的資產價格會上漲。
但寬鬆貨幣政策開始遇到瓶頸，資本過剩問題凸顯。一般情況下，居民部門是資金融出方，而企業部門是資金淨借入方。然而，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企業部門第一次成為了資金淨融出方，這似乎反映企業部門並沒有很強的資金需求，所以可以看到有些企業不斷回購股票，將資金還給投資者。那麼，在資金成本下降的背景下，企業為何沒有資金需求？因為企業家發現沒有找到新的增長點和投資機會。從過去三次經濟危機後美國勞動生產率恢復情況也可以發現，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勞動生產率恢復是最慢的一次。因此，目前全球普遍面臨的問題是：一方面，經濟很差，沒有好的投資機會；另一方面，央行不斷釋放流動性，這個過程中導致資本過剩，而資本過剩也意味著所有人都變成了金融市場中的投資者。
美聯儲的困境：資本過剩或導致了貧富差距不斷拉大
央行大量「放水」阻斷了調節貧富差距的內生機制。如果簡單把資本主義的典型經濟周期分為向上的繁榮期和向下的衰退期，這實際上也是貧富差距先拉大再縮小的過程。在經濟上升的繁榮期，資本從勞動者創造的價值中賺走額外一部分收益，從而資本家收入增長要快於勞動者，導致貧富差距擴大。而在（經濟或者金融危機）導致衰退的過程中，幾乎所有資產價格都向下跌，持有資本的人會遭受額外的損失，這是平衡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貧富差距的一個重要機制。然而，在過去40年裡，全球主要經濟體面臨金融危機通常的應對措施是央行放水，這也意味著金融危機中資產價格下跌作為貧富差距的修正作用被中央銀行抹掉了，於是造成美國貧富差距的持續上升。實際上，美國的貧富差距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後一直處在上升趨勢，目前已超過1929年大蕭條前的水平。
而貧富差距過大或開始成為影響聯儲貨幣政策的政治因素。在貧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當前美國大選中的川普現象，以及部分國家出現的極端主義思潮，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隱約如當年馬克思所提到的：當無產者被剝削到一定程度之後就開始用腳投票。總體而言，對於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如果從經濟基本面出發，美國的貨幣政策不應收緊；但如果從政治穩定的角度出發，則有可能出現的一種狀態是，只要美國經濟不太差，聯儲很可能要收緊貨幣政策。
歐日央行的天花板：負利率開始動搖金融體系的根基
負利率的背後是資本報酬率的不斷下降。投資報酬率與利率在風險調整之後存在著對應的平價關係，因此，無風險利率低，實際上隱含的是資本的投資報酬率也很低。而近年來資本回報的下降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最近幾年經濟表現疲弱，另一個則是貨幣政策太過寬鬆。如果將GDP除以社會總資本（或資金總量）看作是一個類似ROA或者ROE的概念，那麼，在分子GDP做不大，但同時分母貨幣不斷擴張的背景下，整個資本報酬率就會持續被攤薄，這實際上就是利率不斷下降的過程。
負利率會對金融機構存在的基礎產生衝擊。一方面，金融機構存在的價值是因為有人要借入資金，同時又有人要借出資金，需要金融機構作為資金的仲介方。而負利率則意味著借入錢的人還要拿補貼，也就說整體借錢的意願會變得非常低。實際上，保險和銀行業已經開始面臨類似的問題，近年來全球31家系統性重要銀行的投資報酬率不斷降低。進一步而言，如果將利率看作資金的價格，而中央銀行的任務是印紙鈔，如果資金的價格為負，說明錢變得不值錢了，那麼中央銀行存在的價值又是什麼呢？
從以上角度去思考，可能就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過去40年這種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可能即將結束。一方面，對美國而言，最主要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擴大已經開始影響到整個美國社會的穩定，以及民主體制運行的根基；另一方面，對歐洲和日本而言，負利率已經開始損害其金融機構。從這樣一個邏輯出發，無論短期之內聯儲的表態是鴿派或鷹派、美國的經濟數據是好還是壞，可能這輪長達數十年的貨幣寬鬆大周期都在走向終結。
去金融化：如果全球寬鬆大周期結束
流動性若轉向收緊，資產估值將承壓，同時資產波動（風險）增大。目前各國的資產價格所處的位置都相對偏高：債券市場來看，幾乎所有已開發國家的債券收益率都處於歷史底部；股票市場方面，除了中國和日本估值比較低（中國A股的整體估值），已開發國家股市的估值也處於歷史高位。此外，房地產的情況也類似。如果未來利率下降的空間有限，甚至開始有上升的跡象，對應的資產價格可能會普遍面臨壓力。
除了資產價格會下行之外，流動性收緊時，資產的風險同樣可能也會上升。從美聯儲釋放收緊預期以來的三年間，主要資產的波動率幾乎都在上升。如果說過去40年市場所經歷的是一個資產價格上升同時波動率不斷被壓低的大周期，那麼目前要經歷的這個周期可能是反過來的。
美元走勢可能不再表徵全球流動性的變化。過去兩年間美聯儲逐漸轉向收緊，美元上漲的同時美元計的商品價格下跌，但由於歐洲和日本央行還在釋放流動性，全球總體的流動性總體上可能是比較平衡的，因而如果剔除匯率因素的影響，過去幾年以一攬子貨幣計價的商品價格變動實際上並不很大。然而當前面臨的問題是，可能除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逐步收緊外，歐日的貨幣政策也有轉向的可能，在此情況下美元的走勢變得複雜了：美元階段性上漲既可能因為聯儲貨幣政策要收緊，也可能是因為歐日央行要放鬆。類似地，美元階段性下跌也對應兩種情況，美聯儲要寬鬆，或者是歐日央行（邊際）收緊。因此，美元指數的走勢可能不能再表徵全球金融市場總體流動性的走勢。
商品價格的不確定性上升。理論上，假如美國和歐洲同時收緊貨幣，美元對歐元的匯率可能不會發生變化，但市場上的美元和歐元流動性少了一半，資產的估值會向下走。也就是說，未來商品價格的走勢可能會出現不同的情況：以前是美元漲商品跌、美元跌商品漲，而未來可能無論美元漲跌，商品既可能跌也可能漲，因此市場的不確定性在上升。但從大的方向而言，最終當匯率趨於穩定後，可能會看到一攬子貨幣計價的資產價格出現下跌，這是因為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都將收緊，無非是誰先收緊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