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國資深中國問題研究權威，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教授大衛·藍普頓（David M. Lampton）發表了他的新著：《從鄧小平到習近平》（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見圖）。在本書中，讀者可以隱隱約約看到，即使連親中派的學者，對於未來中國的發展，也開始有些憂心忡忡了。
在《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一書中，藍普頓雖然一以貫之地肯定了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政策的「英明」決策，但是也實事求是地指出，中國能夠在鄧小平執政時期，順利走上經濟發展的改革之路，某種程度上也是當時的國際環境提供了中國難得的機會：「美國最近剛退出越南；台灣在蔣經國執政下，邁入相對開放的階段；貿易和製造業的全球化正在取得動力；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等活力十足的東亞經濟體正在起飛，為剩餘資金尋找機會，並在勞力及土地成本上升之際尋找廉價的生產零件組的地方；國際航運成本下降，美國經濟向價值鏈上端攀升，中國有機會，美國樂於合作。」但是，捲入全球化之後的中國，其經濟發展將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依賴於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而今天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從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到日本為首的中國周邊國家與中國在領土和主權問題上的摩擦，到金融危機以後全球經濟衰退導致消費市場的萎縮，藍普頓前面提到的那些「國際環境紅利」已經逐漸流失。
利益集團在政策決定中的作用
第二個讓作者委婉表示擔憂的因素，就是某種利益集團的問題。藍普頓以一九九九年北約飛彈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事件為例，指出在當時，當中國國內的反美輿論在官方鼓動之下甚囂塵上之際，「它提供一個缺口讓中國各個官僚機關推動他們的利益」，「軍方和宣傳機構很快就看到誤炸事件提供的機會，當然對美國動機最不寬厚的詮釋完全吻合它們的組織文化。軍方發現這是推動其預算及其他組織利益的大好機會。」作者在這裡敏銳地觀察到了利益集團在中國政策決定中起到的作用。西藏問題長期不能得到解決，與中共民族政策制定機構和駐藏的漢人官僚集團，採取強硬立場以獲取大量維穩經費的分配權，難道一點沒有關係嗎？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展現的對抗性的立場，除了習近平本人的民族主義立場之外，海軍和壟斷海上石油開發的中國國企集團真的沒有在背後推波助瀾嗎？這些雖然沒有被作者在書中提出來討論，但是作者提出的利益集團的問題，在我看來，是檢視中國政局發展變化的一把鑰匙。
最後，藍普頓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表達了他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擔憂。他說：「就像一輛汽車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高速疾馳於沙漠中，中國現在國內變化速度之快，使得全國往前沖的動力不能停止，或是在現有的照明區內適度調整方向──中國沖得太快，車前燈來不及揭示前頭可能的危險。速度太快會製造危險，不僅是環境方面出問題，中國在任何時刻都有可能在黑暗中撞上東西。」我想，這正是中國模式存在的問題的核心之處。經濟快速發展固然是好事，但是過快的發展，必然帶來很多的負面作用和不確定性。很多的危險過去潛伏在黑暗中，現在開始逐漸浮現出來。如果中國的發展不能進行全面的制度性的改革和調整（這個調整，即使在藍普頓看來，首當其衝的也是政治改革），那麼，「撞上東西」的那一天就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