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界變化真快，幾年前美國還在歐巴馬的主導下力推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中國為了跟上TPP的節奏，三年前決定試點自由貿易區。如今，川普剛上台便宣布美國撤出TPP談判，這應是川普實施貿易保護的第一步棋。曾經竭力主張自由貿易的美國，現在卻成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先鋒，目的是「讓美國再次變得偉大」？這對中國經濟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中國強勢崛起：源於勞動生產率大幅提升
2015年，中國對美出口順差大約3700億美元，占美國當年7500億外貿逆差的近50%，作為商人出身的川普顯然非常清楚利害所在，他也曾呼籲人民幣應升值，甚至指責中國操縱匯率。
中國在美國外貿逆差中的占比
資料來源：美國BEA，國家統計局（王曉東供圖）
上圖顯示，無論人民幣升值還是貶值，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都在不斷上升，說明匯率高低不是決定出口競爭力的主要因素。同樣的案例發生在日本，日本經過60年代的強勁增長之後，70年代初美國進口商品中日本份額達到15%，日元升值歷程也由此展開，到1985年，日元兌美元匯率從70年代初的350大幅升值至250，但依然沒能阻擋日本出口的強勢增長，美國進口商品總額中來自日本的占到20%，對日貿易逆差占比也高達33%。
1985年日本被迫簽訂廣場協議，美國等已開發國家要求日元升值，但這依舊未改變日本的出口強勢，儘管以日元標價的出口增幅明顯回落，但以美元標價的出口增幅卻依然強勢，對美順差水平進一步抬升，曾一度占到美國貿易逆差的近70%。日本出口的真正衰落，與其工資水平相對於勞動生產率大幅提升有關，這也是所有發達經濟體的共性，如到80年代末，日本製造業的鐘點工資達到15美元，與美國製造業工人的工資水平相當。這就給中國出口的強勢崛起帶來了機會，因此，製造業的全球性產業轉移，就從歐美——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大陸梯次轉移。
儘管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甚至不少低端產業已經向印度、印尼、越南等國轉移，但中國對全球的出口份額卻依然在不斷上升，如今已經接近14%。這又是什麼原因呢？王曉東認為，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才是決定出口競爭力的核心因素。如日本在60、70年代，雖然名義工資漲幅驚人，但由於勞動生產率平均有高達10%左右的年增幅，故單位工資成本的實際增幅相當有限。
構成勞動生產率的三要素是勞動力素質+資本密度+全要素生產率，中國勞動生產率提升對製造業的貢獻，則主要來自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王曉東發現，至2015年，美國有近40%的人受過大專以上教育，而中國只有12%，相當於美國1972年的水平。儘管中美勞動力素質差距巨大，但中國勞動力素質的改善幅度卻非常驚人：2000年中國大專以上學歷者僅占全國人口的3.6%，相當於美國30年代中期水平，到了2010年上升至9.0%，相當於美國1959年的水平，即10年走過了美國24年的路。
中美大專學歷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較
資料來源：美國BEA，國家統計局（王曉東供圖）
過去30多年來，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規模估計超過美國最近100年的投入量，這是中國製造業崛起的根本原因，也是其他新興經濟體望塵莫及的。據說蘋果90%的供應商及廠家在中國，中國工人的薪酬水平雖然上升了不少，但目前仍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儘管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用工成本低廉，但產業配套、交通運輸條件和勞動力素質等方面與中國相比仍有不少差距。
因此，當已開發國家勞動力的工作強度大為降低、社會福利水平大幅提高、中低端製造業向外轉移之後，服務業的比重上升和製造業比重的下降就成為產業分工全球化的結果。中國實際上成為了世界工廠，為全球高福利的已開發國家提供廉價的商品，大量的中國工人在生產線上從事枯燥、機械和長時間的勞動，並拿著低微的工資（與已開發國家相比）。
儘管全球勞動力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合理，但全球的分工卻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因此，當前那些逆全球化或再工業化的提法，其實都是違反市場基本規律的。但在現實利益面前，曾經主張自由經濟的國家卻開始反對自由經濟，這就是所謂的時過境遷。
全球經濟發展格局：合作共贏是口號，此消彼長是結果
在國際關係的處理上，各國似乎都宣稱「合作共贏」，但從實際結果看，合作很難，共贏幾乎不可能，除非是幾個國家聯盟去對付一個國家。從上世紀60、70年代到90年代，東亞奇蹟不斷延續，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都盡享全球產業轉移的盛宴，但畢竟這些經濟體的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不算太大，沒有對其他國家構成太大的威脅。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出口競爭優勢黯然失色，日本在經歷了連續六年的外貿逆差後，2016年才稍有順差，四小龍經濟增速也早已大幅下降，從1989年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恰恰都發生在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積極引進外資的過程中，如中國對美出口份額，正是從80年代末開始顯著提升的，這正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對美出口份額下降的開始。
亞洲國家與地區對美出口份額此消彼長
資料來源：美國BEA，國家統計局（王曉東供圖）
上圖可見，儘管東南亞國家也具有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卻未能像中國這樣出現出口高增長的勢頭，原因就是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不快，缺乏像中國這樣龐大的人口基數和規模經濟優勢。
川普新政的本質：損人不利己還是擊垮對手
國際間不同經濟體的競爭結果就是此消彼長，作為曾經歷過兩度破產的商人，川普比那些政治家出身背景的總統應該更加清楚商業競爭的殘酷性，這就可以理解他為何要做這三件事來得罪相關國家：阻止非法移民進入美國，通過減稅促進美國的海外資本回流，通過提高關稅來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
他的這些做法，對國內經濟而言，未必有大的改觀，因為已開發國家的勞動力成本高，進口商品價格提高，會導致國內相關企業生產成本及居民的消費成本提高。同時要考慮到其他國家對美國實施貿易及非貿易方面的經濟報復，所以，他的經濟政策實質上從短期看是損人不利己，如他提出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修建隔離牆，同時還要求墨西哥為其買單，其實既損害兩國關係，又勞民傷財。
從長期看，川普新政或許非常險惡，儘管短期不利己，但一旦能將對手擊垮，則美國在全球老大地位將重新穩固。過去，當美國全球老大的地位十分穩固時，歷任總統都有著國際主義的情懷，充當世界警察。如今，G2的格局愈加明顯，中國的經濟增速又遠超美國，因此，民粹主義替代國際主義，保護貿易取代自由貿易，這似乎也合乎邏輯。
因此，川普的每一步棋都好像是衝著中國而來，從鼓勵美國企業從其他國家撤資返美到提高進口關稅，都將對中國的外貿和投資乃至構成不利影響，進而影響到中國的就業，因為作為人口規模超大的中國，建立世界工廠從本質看就是「移民替代」。當前中國正面臨產能過剩的壓力，如果中國對美國出口份額的下滑，將影響中國的出口和就業，如僅蘋果公司設在中國的工廠和供應鏈就解決了200萬中國勞動力的就業。
回顧歷史，導致國內產能過剩的真正原因是2009-2010年中國為了應對美國次貸危機而實施了巨額基礎設施投資規劃。儘管1998年中國為應對東亞經濟危機，也實施過類似的規劃，但那一次民間投資的參與度較高，2009年之後基礎設施投資的民間參與度就逐年下降，這就使得政府的投資比重不斷上升，並伴隨著產能過剩和債務水平的大幅上升。所以，川普的經濟政策，對中國而言，頗有點「屋漏偏逢連夜雨」的味道。
儘管中國把去產能、去庫存和去槓桿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幾大任務，但從去年執行效果推測，任重而道遠，原因在於，要維持6.5%以上的經濟增速，主要得靠基建投資拉動。如果今年的出口繼續負成長，則經濟下行的壓力會更大，因為投資和消費都繼續呈現下行趨勢。
那麼，中國該怎樣應對呢？看來還是應該堅持改革開放的思想，儘管加強管制可以在短期內隔離風險，卻無助於去槓桿和化解泡沫。加大推進國企改革、財稅改革的力度，大幅度降低企業稅負，將有助於提高企業競爭力，同時也能留住民間資金，同時吸引外資，提高民間投資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