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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迴避了兩件政治大事

今年兩會的氣氛頗為沉悶,尤其是受到關注的政治明星們極為低調,謹言慎行。目前正處於中共十九大前夕,郭文貴的爆料雖然沒有辦法查證,但試圖影響中共權力換屆,並且證實了中共高層內鬥的激烈遠超外人想像。薄熙來倒台事件,對中共而言是一個偶然還是必然?

習近平迴避了兩件政治大事(網路圖片)

VOA報道,普林斯頓社會學博士,政治與經濟學者程曉農認為,王立軍叛逃,本屬偶然事件,但通過薄熙來案引爆了高層權力鬥爭的公開化;而這場連續數年的高層權力鬥爭的爆發,有一定的必然性。這個必然性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說明,即便去除了薄熙來,十八大後也必然會有高層權力鬥爭,第二個層面則解釋,如果薄熙來不垮台,高層權力鬥爭仍然會發生。

層面一:由於離任或在位的許多高層人物都涉入深度腐敗,為了保住身家性命,他們必然插手高層人事和權力分配,他們與薄熙來未必成“幫”,彼此之間也未必成“幫”。他們與習近平所爭之事,不是政治路線,而是個人利害。官方對垮台者的指責有時使用“政治野心家、陰謀家”之類詞語,這反映出此輪高層鬥爭的權力鬥爭特點;但這輪鬥爭所涉各案並非以政治罪處置,而是以腐敗為主要罪由,同時分案處理,不以“集團”罪併案追究。

層面二:薄熙來若未因王立軍案垮台,或可進入政治高層,他必定會擴大個人權勢,為此必然拉幫結派,特別可能利用周永康、郭伯熊、令計劃的勢力,最後成為高層的一個重要寡頭。倘若如此,不僅毛澤東死後中共高層那種由若干寡頭分頭管控權力的所謂集體領導體制可能一直延續到今天,而且高層權力鬥爭會一直若隱若現。

程曉農表示,中共建政以來高層權力鬥爭不斷,毛時代有彭德懷、劉少奇案、林彪案,毛死後有政變案。

以往這些權力鬥爭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都在政治路線上糾纏;二是權斗結果都是一面倒,為期甚短。而薄案以來的這一輪權力鬥爭則沒有清晰的政治路線之爭;雙方動用境內外媒體爆料,反覆較量,甚至一度呈拉鋸戰。

沒有在政治路線上糾纏不等於沒有政治路線上分歧,而是迴避了兩件政治大事。

香港動向雜誌2012年8月報道,江澤民比中共的任何一位高級幹部更能知道“六四”問題所具有的輻射力,因此,他在按程序交出黨權(總書記​​職務)之前,於二○○一年二月借“貫徹三個代表”的中央會議之機,明訂兩條:其一,絕不允許鬆懈打擊法輪功的鬥爭;其二,對“六四事件”定性的“黨的結論正確性”不容改變。這兩項沒寫進江的“泄密大全”,而是由庫恩所著《江澤民傳》予以披露。民間研究江澤民史料的學者將庫恩披露的兩點稱為“江二條”。

在以後的政策執行中,中共維穩體系“創造性地”運用了“江二條”。對不願納入官方管理體制的各種宗教分支,如基督教家庭教會,進行高強度鉗制。因為他認為基督教家庭教會“是海外民運和‘六四份子’伸向國內的政治觸角”。就實際情況看,流亡國外的不少“六四”學運人士皈依了基督教,國內的異見人士受此影響頗深。

在「六四」事件過後的十年里,中國農村社會基本上接受了中共的「平暴思想」。但是進入新世紀,大小權貴集團在城郊結合地帶大肆搶掠農民土地,激起了農村社會的強烈反抗。由此,失地農民維權運動自然與中共界定的國內「六四殘餘勢力」相結合。正如國內異見人士相當部分皈依了基督教一樣,他們也以「六四背景」深度地參與到維權運動中。這些是「江二條」未曾預料到的,但一直以來,堅決反對「國內外敵對勢力」則是江不易的原​​則。

阿波羅網王篤若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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