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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中國臉的她堅信:「我無疑是個德國人」

她從小在巴伐利亞農村長大,卻因為自己與親友長相迥異而困擾。她是被德國家庭收養的華裔孤兒,到了中年終於輾轉找到了親生父母。她把離奇經歷寫成了書,讀者卻還能在書中感受到幾十年前德國社會與中國社會的氛圍。

這是一個離奇的故事:一對來自香港的新婚夫婦五十多年前在慕尼黑留學,產下一名女嬰後卻匆忙遺棄、踏上了返程航班。這名孤兒後來被一對德國夫婦收養,並且在一個相對保守的社會環境中長大。為了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她成年後學習了中文,在中國工作多年,並在40歲左右踏上了尋親之路。這不是虛構的故事,而是霍尼女士(Tinga Horny)的親身經歷。

‌‌‌‌“我的父母是德國人,但我原來的親生父母卻是中國人。所以我有中國人的外貌,但是我的想法是德國人的。‌‌‌‌”在德國北部小鎮博爾德斯霍姆的家中,霍尼女士對著德國之聲的話筒,用中文慢慢地說道。

其實,霍尼在60年代剛出生時姓丁(拼作Ting),養父在這個姓氏後面加了一個字母,創造了一個德語中獨一無二的名字:Tinga。記者在開始採訪前專門詢問該怎麼稱呼,她笑了笑:還是叫霍尼吧。

社會變遷

採訪的起緣自然是霍尼女士在一年前出版的書《送來的女兒》(Die verschenkte Tochter)。除了自己的離奇經歷,霍尼還在書中花費了不少筆墨來描述數十年前德國社會以及中國社會的狀況。在德國之聲記者眼中,這是書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您問我如今德國社會和幾十年前的最大不同?從我個人來說,我覺得六十年代的社會相當均一,很少有不同的人。作為一個外國人,能夠感覺到社會氣氛很友好;因為外國人太少了,所以大家都不排外。而七十、八十年代後,隨著全球化興起,外國人多了,社會氣氛當然也就慢慢起了變化……‌‌‌‌”

霍尼女士自己也是記者,為德國《時代周報》等多家紙媒撰稿,幾年前還曾在《焦點》雜誌社擔任過一個編輯室的主任。談起全球化、排外之類的話題,她自然是滔滔不絕,從英國脫歐、德國右翼政黨的崛起一直講到美國新總統特朗普。不過,她並不認為如今的德國社會變得不再友好,‌‌‌‌“只是如今外國人多了,不再顯得特殊了而已。我們的社會顯得更多元了,大家的好奇心自然就小了,這是一個正常化的過程,不能和'友好'混作一談。‌‌‌‌”

霍尼對德國之聲記者說,她從孩提時代起,就特別反感他人故作驚訝地說‌‌‌‌“你的德語說得真好‌‌‌‌”。‌‌‌‌“我得一直和別人解釋,我為什麼有黑頭髮、為什麼說德語。我現在還特別煩一件事:一旦中國發生什麼事,大家都立刻齊刷刷看向我。可我是德國人啊,習近平好壞,關我什麼事?‌‌‌‌”

身份認同

而這,也是她在青年時期對自己的身份認同產生困惑的一個主要原因。周圍人儘管對她很友善,卻始終視她為異類--完全就是因為長相;養父母雖然給予了她家的溫暖,卻受困於時代局限,無法理解她內心的困惑。霍尼終究意識到,她無法除去身上的中國人標籤,於是在七十年代末開始在大學裡學習中文,後來更是飛赴中國,求學工作多年。

‌‌‌‌“八十年代的中國,讓我最愜意的就是我不再惹人注目了。很多人總是想與眾不同、引人注意,但我從小就不是這樣。在80年代初的背景,我終於找到了孩提時就想要的感覺--正常人的感覺!我騎著自行車跟著大家前行,只要我不開口說話,根本不會有人來關注我,這是一种放松、自由的感覺!‌‌‌‌”

霍尼對記者說,在那個年代,其實已經有不少西方人開始學習中文了;‌‌‌‌“但是我學習中文的動機和他們顯然不一樣。學了中文之後,我能更好地了解這個給我貼了標籤的國度,而且,就像您在書中讀到的那樣:要是我不會中文,我也無法找到我的親生父母。‌‌‌‌”

血緣不重要

十多年前,霍尼女士踏遍歐洲、東亞、南美,終於找到了她的親生父母,並且得出了一個結論:在身份問題上,血緣真的不重要。‌‌‌‌“我的家就在德國,我的父母就是德國人。如今,我能夠很平靜地接受我有德國思維和中國外貌。我知道我有一個溫暖的童年,而現在也終於找到了一個清晰的身份。‌‌‌‌”

在這之後,霍尼很少接觸中文;直到最近幾年,她又開始重拾中文。‌‌‌‌“我還記得80年代的北京,那時的中國人真的很率真,直接對我說'你的中文真爛'。而到了2000年之後,我再去中國時,至少在北京等大城市,再也不會有人對外國人感到驚奇。中國也像德國,經歷了全球化,只是速度更快。‌‌‌‌”

《送來的女兒》一書由Bastei Lübbe出版社出版,目前只有德文版。霍尼說,這本書其實是為她的德國母親而寫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林億 來源:德國之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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