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近來網上流傳，蔣介石臨終留有遺言，「愧對國人，愧對毛先生」。
臨終之際，蔣介石未能留下口頭遺囑
近日，網絡上熱傳一份「蔣介石遺囑」，其內容大略謂：「毛先生才是偉人，我幹了一輩子壞事，愧對國人，愧對毛先生……」，云云。此種捏造，本極拙劣，無奈何信之者亦甚眾。
其實，蔣臨終之際，並未留下遺言。1975年4月5日晚，蔣介石病重。工作人員急召蔣晚年「文膽」秦孝儀，起草遺囑。秦於6日凌晨兩點趕至官邸，蔣已過世，故「沒有交代任何的遺言」。①後來公布的遺囑，乃秦事後所寫，據醫官熊丸回憶，「總統的遺囑寫好後，夫人表示要看遺囑內容。他看完遺囑後對孝儀說：『你加幾句進去，說明他是信基督的。』」②
該遺囑內容大略謂：
「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無日不為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堅苦奮鬥。……務望一致精誠團結，服膺本黨與政府領導，奉主義為無形之總理，以復國為共同之目標……矢勤矢勇，毋怠毋忽。」③
因遺囑落款「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儀承命受記」，與秦孝儀在蔣死後起草遺囑的事實不符，以致引起爭議。如王豐稱，「蔣介石是在睡夢中心臟停止跳動，因而最後臨終之際，並未留下任何口頭遺言，逝前也沒有命令文書侍從（如秦孝儀）作任何書面遺囑」④，因此將秦起草的遺囑視為「假遺囑」。
蔣介石游陽明山，1961年
蔣臨終不可能說什麼「愧對毛先生」
不過，也不能說秦孝儀所撰之遺囑純屬捏造。蔣介石晚年至少兩次預留過遺囑。早在1971年6月的日記中，蔣已提及遺囑問題：
「審閱檢查身體報告書，腦動脈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覺亦有所病也。如醫藥與休息無效，則國家後事應預作安排。經國乃可繼此復國任務，惟其為我父子關係，不願有此遺囑，但其能力為靜波(嚴家淦）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長，則於公於私皆有益。望我黨政軍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我光復大陸之共同使命也。」⑤
當年底，蔣再次留下遺囑。「這次是單獨寫在一張紙上，夾在1971年日記本中，形式上更像『遺囑』。全文如下：『今後政府組織：一、以家淦繼任『總統』。二、以經國任『行政院長』兼『三軍總指揮』。三、黨務應集體領導。中正12月23日』。」⑥
由此可見，秦孝儀所起草的遺囑，在形式上模仿「總理遺教」，反映了蔣介石的一貫思想，當是早有預案，不過蔣沒有來得及簽名，導致為人所懷疑。
該遺囑由蔣之遺孀宋美齡、「副總統」嚴家淦，「五院」院長蔣經國、倪文亞、田烱錦、楊亮功、余俊賢聯名簽字，對外發布，獲國民黨官方認可，亦說明其所反映的，乃蔣介石的真實意志。蔣既念念不忘「復國大業」，自無可能說出「毛先生才是偉人，我幹了一輩子壞事，愧對國人，愧對毛先生」一類話來。
此外，蔣介石在1920年援閩期間、1922年在永豐艦上、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1934年在奉化老家各留有一份遺囑⑦。1936年「西安事變」期間，蔣介石亦先後寫下三份遺囑。換言之，已知的蔣介石遺囑，至少有10份。其中並無隻字「愧對毛先生」。
1961年，蔣介石在台灣官邸
注釋：
①翁元：《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中華書局1994年，第163頁；②陳三井：《熊丸先生訪問記錄》，中研院近史所1999年，第124頁；③《總統蔣公遺囑》,《中央日報》1975年4月6日；④王豐：《蔣介石的最後歲月與真假遺囑問題》，《先鋒國家歷史》2009年第4期，第79頁；⑤《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71年6月9日，轉引自陳紅民《蔣介石遺囑知多少》；⑥陳紅民：《蔣介石遺囑知多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49頁；⑦余元啟：《蔣介石的另一份遺囑》，《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4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