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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流: 一個對中國人嚴密封鎖50年的數據

毛澤東在三年大躍進時期,活活餓死中國人的總數是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比中國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還多七百六十四萬人。這不是個別政策失當,是根本理論的錯誤、路線的錯誤、道路的錯誤。所謂階級鬥爭、合作化、人民公社等等理論路線所致。這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

題記:請記住,這個慘烈的歷史,切不要忘記。這是三千七百五十五萬條鮮艷的生命,卻被毛澤東瞎折騰的“大躍進”活活餓死……

評價一個國家領袖人物不是靠當權統治者的結論,更不是傳媒的文過飾非的打件,而是他在生時到底為國家民族做了些什麼事?人民得到的是幸福還是災難?毛澤東統治中國長達二十八年(1949年—1976年),不說他在“土改”、“三反”、“五反”、“胡風案件”、“反右鬥爭”、“十年文革”中整了多少好人?殺了多少無辜?僅就三年“升虛火,發高燒”的“大躍進”(1958年至1962年),便活活餓死了數千萬中國人。餓死人的事他並不是不知道,是知道而為之,這就不得不令人髮指!作為一國之君,一個執政黨的領袖,對善良的子民能這樣殘暴無情嗎?

“三年大躍進”到底餓死了多少中國人?這是評價毛澤東一生功過是非的一個重要史實。對這一史實,中共至今秘而不宣,嚴密封鎖,惟恐外泄。一九八三年國家統計局報經國務院批准,才在這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中,第一次向國內外公布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二年每個年度的人口變化的數字。這數字一公布,立即引起全球的注意,西方几十個大通訊社都突出報道了一九六0年人口總數比上年凈減一千萬的消息,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接著[一九九一年八月,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胡繩主編、鄧小平題寫書名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出版,以無可爭議的權威事實指出:“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左】傾錯誤的一再發展……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僅為三千四百億斤,比一九五八年實際產量四千億斤減少六百億斤,而當時卻被估計為五千四百億斤,認為比廬山會議公布的【經過核實】的一九五八年產量五千億斤增加百分之八(其實也未經過核實)。

由於估產偏高,當年徵購糧食反比上年增加一百七十三億斤,達到一千三百四十八億斤,超過實際產量的三分之一。一九六0年糧食產量進一步降為二千八百七十億斤,比一九五九年又減少五百三十億斤,跌落到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國時水平。……一九六0年同一九五七年相比,城鄉人民平均的糧食消費量減少了百分之十九點四,其中農村人均消費量減少百分之二十三點七。植物油人均消費量減少百分之二十三。豬肉人均消費量減少百分之七十。

許多地區因食物營養不足而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省份農村人口死亡大於增加。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一九六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一千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一九六0年有九個縣死亡率超過千分之百,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原來希望快一些讓人民群眾過上較好的日子,結果卻出現這樣令人痛心的事實。這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失誤的最嚴重的後果和教訓。”(見該書第368至369頁)

中外民間學者對大躍進餓死人的數字進行了堅持不懈地研究,比較公認的數字是三千萬左右。歷史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曹樹基的研究成果《大饑荒: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的中國人口》(原刊於《中國人口科學》二00五年第一期,後由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於二00五年出版)。這個研究成果是以省縣地方志、關於人口變動的統計數為基礎的。作者自述引用地方志一千零五十種,立論客觀,數據紮實,接近真實地反映了三年大躍進全國餓死人的真實情況。能取得這樣的進展,首先要歸功於改革開放後各省縣地方志修撰編纂工作的完成,曹樹基先生的貢獻是把三年大躍進餓死人的問題由估計推算階段,推進到統計計算階段。他的分省列表數字建立在對一千四百六十二個縣統計資料的基礎上,這就向全面揭開三年大躍進餓死人的真相前進了關鍵性的一步。

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二年,全國各省災區非正常死亡人口(人口單位:萬)統計表

省名災前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百分比排序

安徽3446.0633.018.371

四川7191.5940.213.072

貴州1706.4174.610.223

湖南3651.9248.66.814

甘肅1585.7102.36.455

河南4805.8293.96.126

廣西2009.993.14.637

雲南1918.380.44.198

山東5343.5180.63.289

江蘇5296.3152.72.8810

湖北3074.967.52.2811

福建1547.931.32.0212

遼寧1931.033.01.7113

廣東3839.365.71.7114

黑龍江1564.019.01.2115

河北5544.661.01.1016

江西1713.618.11.0617

陝西1832.018.71.0218

吉林1280.912.00.9419

浙江2570.314.10.5520

山西1621.16.00.3721

合計63474.93245.85.11

據此表數字可以看出,四年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計約三千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人。全國各災區省(不包括內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佔各省災前人口總數百分之五。在華東地區,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災前人口總數百分之一八.四,江蘇佔百分二.九,而浙江只佔百分之0.5,江西略高,也只佔百分之一.一,區域內的差距相當大。在華中地區,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佔災前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六.八,湖北只佔百分之二.二。在華南地區,廣西非正常死亡人口佔災前人口總數百分之四.七,廣東只百分之一,七。在西南地區,四川高達百分之一三.一,貴州百分之一0.05,雲南只有百分之四.二。在西北地方,甘肅佔百分之六.五,陝西只有百分之一。在華北,河南高達百分之六.一,山東為百分之三.四,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百分之一.一,山西更低至百分之0.四。這種差異與各省第一書記的素質有很大關係。凡是大躍進中【對毛主席革命路線】跟得緊的,死人就多;跟得最緊的死人最多。如安徽的曾希勝,四川的李井泉,貴州的周林,湖南的周小舟,甘肅的張仲良,河南的吳芝圃等。

有些城市年青人認為,如果餓死三千萬,按當時人口算,差不多每二十個人里就有一個餓死,這個數目是不可能的。他們不知道,毛澤東的政策是犧牲農村保城市的,在一些重災區的城市,如鄭州、成都、重慶、蘭洲等,仍有大量餓死人的情況。由於他們未經歷飢餓,在自己周圍的親友中也未發現有餓死人的現象,就認為全國沒有餓死人。以為中國是一遍笙歌,花香鳥語的安詳圖畫,忽略了城鄉之間,省與省之間、縣與縣之間餓死人的這種極大的不平衡性。另外,當時餓死人的消息全被封鎖,縱是一個村、一個鄉、一個縣也不清楚,別說是一個省了。再加上執政的中共又三緘其口,從不正面回應此事,總以沉默來掩蓋歷史事買,使得中國的不少老百姓,竟然不知道歷史上有此大災大難!

二00五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國大饑荒的歷史檔案有限制的解封。這是官方正式內部公布的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權威數據:

一九五九年,全國十七個省級地區,有五百二十二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萬八千多人。

一九六0年,全國二十八個省級地區,有一千一百五十五萬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萬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國各地區有一千三百二十七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萬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年,全國各地區有七百五十一萬八千多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萬八千多人。

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

這個數字與民間學者的研究成果互為印證,說明民間學者的調查研究是實事求是的,並無跨大抹黑之意...

據專家統計: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執政之前兩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發生二百零三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先後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多人。(《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十期,陳玉霞、高建國《中國歷史上死亡一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的時開特徵》)而毛澤東在三年大躍進時期,活活餓死中國人的總數是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比中國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還多七百六十四萬人。這不是個別政策失當,是根本理論的錯誤、路線的錯誤、道路的錯誤。所謂階級鬥爭、合作化、人民公社等等理論路線所致。這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也是毛澤東不顧人民死活,瞎指揮、瞎折騰的結果,必須徹底揭露、否定、批判!

為什麼會餓死這麼多的中國人?

毛澤東是個空想的共產主義者,又是個極其殘酷的偏直狂,拒諫從非,縱用小人,視百姓為仇敵,玩權力於指間,好大喜功,夢求世霸,不實為千古一暴!

要追溯餓死人的原因,應始於“一化三改”(一化,農業化;三改,改造私營工商者、手工業者、個體勞動者)的“總路線”。他為了學習蘇聯,走“組織起來”集體化道路,卡住國人脖子,管住人民肚皮,從1953年起在全國實行糧、棉、油及其它副食品的統購統銷,取締和消滅了中國數千年來藏糧於民,積穀防饑的傳統。在這之前的農村,幾乎家家都有儲備糧食,屯滿缸溢,壇倉聚縱,縱是天旱三年也鋨不死人,平常一日三餐怎麼吃就怎麼吃,不按計劃而依肚皮,可是統購統銷後吃飯便論斤論兩了。

1953年的統購統銷工作,實行的是高指標的徵購,又是抬高田畝實際產量壓低口糧標淮的方法,把農民家裡糧食搞過精光光。當時我是成都市郊站東鄉(現已撤銷建制)的工作組長,為了完成任務,就曾帶領武裝(農村民兵)搜查農家存糧。統購統銷後不足半年,川西農村普遍發生缺糧,大批農民踴進城市掄購乾糧(當時買糖果餅乾還不要糧票),以飽腹飢。此後,廣大農民再未吃上一頓飽飯,我的“大毒草”《向黨反映》小說,有所表述。

統購統銷後不久,全國農村工作重心轉向建立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把千千萬萬農戶手腳全捆綁起來,使土地與農民脫離關係,成為沒有丁點自由的農奴。接著,不僅將生產資料劃歸集體所有,連生活資料也成為“一大二公”的公社財產。更損的是不準農戶開伙,一律到公社食堂吃飯,砸鍋毀灶,斷煙滅火,取消自留地,大割“資本主義尾巴”,寧願老百姓餓死,也不給一點出路。在飢餓遍及村村社社的時候,還不準農民外出逃荒,視逃荒為“盲流”,輕則批鬥,重則丟監,使千千萬萬農民喝著“大鍋清水湯”而死。

1958年,無論北方還是南方,既無乾旱又無澇災,可是農業生產卻大面積減產。其原因是毛澤東為了“超英趕美”,下達死命令:全國必須完成鋼鐵產量一千零七十萬噸(1957年全國鋼鐵產量為五百三十五萬噸)。甚而說:一噸不少,一斤不短!“必須有控制,不能專講民主”(1958年8月19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為了完成這個根本完不成的任務,才掀起“土法上馬”,“全民大鍊鋼鐵”的熱潮,大批農村丁壯抽出來去深山採礦(有資料顯示,高達一億人),高爐添料,至使熟透的莊稼爛在田裡,沒有人去收割。一位傷殘的老紅軍在給彭德懷的信中寫道:“谷灑地,禾葉枯,青壯鍊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與呼!”

本來收成銳減,但浮誇風卻吹破牛皮,糧食畝產不足五六百斤,抬高到幾千斤和上萬斤。河南省1958年有百分之五十的莊稼爛在地里,當年糧食產量僅一百九十五億斤,卻虛報為四百五十億斤,結果將當年實際產量的七十五億斤上交了國家,是餓死人最多的省。一九五八年在全國減產的情況下,國家仍多徵購農村糧食一百七十三億斤,達到一千三百四十八億斤,超過實際產量的三分之一。農村怎麼不餓死人?

1953年共產主義霸主斯大林去逝後,毛澤東自視未來的共產主義領柚非他莫屬,不惜國力財力,更不顧中國人民的死活,投出大批物力去收賣落後國家的領導人。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國對外援助為十三億七千萬元,連同前三年的對外援助支出,五年總計為二十三億六千萬元。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部分為十八億七千萬元,援助非洲國家部分為五億元。他所期望的是能成為新一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主,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買他的帳。在中蘇論戰公開化後,毛澤東為使越共主席胡志明聽他指揮,一次承諾給越南提供二百億人民幣的援助。這二百億在當時的中國是個什麼概念呢?是一九六三年國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

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毛澤東為了稱霸世界,自不量力的搞軍備競賽,為了把原子彈送上天,竟不顧人民死活仍然堅持糧食出口換黃金和外匯。一九五九年六月底,全國的糧食儲備還有三百四十三億斤,摺合一千七百一十五萬噸,夠城鎮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當年糧食減產三千萬噸(六百億斤)的情況下,毛澤東親自決定出口四百一十九萬噸糧食換取黃金、美元,出口量相當於上述糧食儲備的百分之二十四。城市糧食供應馬上緊張起來,連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幾天的存糧了。了為保證大城市不出亂子,繼續向各省搜刮糧食,這樣一來又多餓死了很多農民。一九六0年全國缺少二千四百萬人的口糧,按每人每年三百二十市斤作為維持生命的基線計算,合七十六億八千萬市斤,三百八十四萬噸。如果不出口那四百一十九萬噸,當年就不會發生嚴重的饑饉,一個人都不會餓死。

由於毛澤東的罪行未被揭露,又由於中共仍喋喋不休地宣傳他的“偉大”、“英明”,不少中國人至今蒙在鼓裡,特別一些未經過三年人禍的中年人和年輕人,還對他十分迷信,崇拜,這是件十分可怕的事情。筆者認為,中國不批判毛澤東,無民主自由可言;天安門城樓上不把毛澤東的頭像取下來,中共永遠不會放棄一黨獨裁;人民廣場不把毛澤東腐屍清走,人民決沒有言論自由!遺憾,中共至今仍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視為“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的法寶。其實毛澤東在生時,卻把中共做為一個“家天下”的作案工具而已。不要忘記歷史,不要掩蓋歷史,歷史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酷君、惡君,中共應為他向全中國人民謝罪!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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