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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運動中的鄧小平與彭真:「陽謀」的真正幫凶

世人往往都把五七年那場反右浩劫算在毛澤東一個人的帳上,殊不知「陽謀」的真正幫凶是鄧小平和彭真。鄧彭兩人是僅次於元凶毛澤東的「陽謀」第二第三號劊子手。

文革結束,鄧小平、彭真復出後合影

世人往往都把五七年那場反右浩劫算在毛澤東一個人的帳上,有人甚至臆測劉少奇和周恩來是毛的幫凶。殊不知“陽謀”的真正幫凶是鄧小平和彭真。他們分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政法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北京市市長的身份,擔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正副組長。說是幫凶便宜了他們。鄧彭兩人參與策劃並具體領導了這場浩劫,緊跟毛的“戰略部署”,亦步亦趨。鄧彭兩人是僅次於元凶毛澤東的“陽謀”第二第三號劊子手。

毛鄧關係始於江西蘇區毛受王明路線批判,鄧受牽連。中共建國初期,鄧小平主政西南。毛對他的評價是“人材難得,獨立性強。”一九五二年八月毛將鄧及其全家自成都用專機調來北京,出任政務院常務副總理和財經委副主任,一九五四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和組織部長。五四年九月任中央軍委委員(毛鄧無軍銜)。五五年四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員。

反右前鄧已深得毛的信任

鄧在反劉、周、薄的新稅制風波、“高饒反黨集團”事件等黨內鬥爭中,緊跟毛澤東,成為毛的重要親信。毛在一九五六年七中全會上少見的為鄧小平評功擺好,讚揚鄧“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比較顧全大局,處理問題比較公正”等等。

接著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八大,鄧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總書記。主持書記處工作。在毛的策划下,書記處控制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是一元化的權力中心。鄧小平做了五件深得毛歡心的大事:一、毛不擔任國家主席;二、鄧代表中央起草中央文件,僅鄧一人可代表毛批文,將劉周晾在一邊;三、助毛推出“紙老虎”理論;四、國務院的重大決策歸書記處;五、黨指揮槍,軍隊歸書記處領導。葉劍英在一九五七年說:“除毛澤東外,鄧小平雖然沒有元帥軍銜,但他是帥中之帥,是元帥的領班。”鄧在短短的三年里坐上直升飛機,連跳三級,成為毛澤東心目中取代劉少奇的接班人。毛的算盤並沒有明確表露過。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反右運動後期。

一九五七年底毛澤東訪蘇期間,向赫魯曉夫通報自己將不擔任國家主席。赫魯曉夫問有人接班嗎?毛評論了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和朱德。說劉的長處是原則性強,短處是不夠靈活。周是個老好人,喜歡和稀泥。朱年事太高,不能指望他辦大事。唯有鄧小平,“既有原則,又靈活。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很有發展前途。”欣賞之意溢於言表。反右運動是鄧小平仕途的里程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的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自詡為“大躍進”的“統帥”,鄧小平是“副統帥”,是“領導班子中最有希望的人。”鄧的接班人地位似已被毛確認。毛認為鄧在思想上最忠誠,在政治上最可靠,在行動上最得力,跟得最緊。

主持書記處全權指揮反右

鄧小平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於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說,反右運動可分為“大鳴大放”(即引蛇出洞)階段,反擊右派(即定罪)階段,著重整改(即反右補課)和研究文件、批評反省、提高自己階段。

“引蛇出洞”階段從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整風的指示》開始,至六月八日毛鄧決定在全國“反擊”右派份子猖狂進攻為止。五月二日經鄧授意和批准,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宣部副部長鬍喬木撰寫人民日報社論《為甚麼要整風?》五月四日書記處發出《關於重組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指示。書記處成為反右運動的前敵指揮部,鄧小平就是總指揮。

在北京,自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在毛、鄧、彭部署下舉行了四十多次座談會,二百多人發言,整理見報。鄧小平主持書記處晝夜研究,用簡報方式向毛澤東彙報。五月中旬,根據各地大鳴大放的情況,毛澤東覺得應當收網了,親自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起初題目叫作“走向反面”,擬在《人民日報》用“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排出清樣後,鄧看了覺得過於露骨,建議毛在右上角批上“內部文件,注意保存”字樣。文章題目改為《事情正在起變化》,署名改為“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僅發給黨內領導幹部閱讀,毛欣然接受。充份證明鄧的忠誠護主,並得到毛的賞識。

其實在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之前,鄧主持的書記處已下發了《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以“引蛇出洞”的精神,清楚表明“秋後算帳”的決心。毛在一份“情況彙報”上批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台?那我姓毛的是不是還要再上井崗山?”

據劉少奇年譜和周恩來年譜介紹,毛在五月十四日以前沒有召開過中共政治局或常委會議。沒有劉、周參與此事的記錄。可以斷定“引蛇出洞”的決策鄧是完全知情並參與,由書記處大力執行。成為毛反右的主要工具。

六月六日,書記處以中央名義發出《關於抓緊時間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六月十七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小平作《如何領導當前整風運動反右鬥爭》的報告;六月十七日鄧小平在青島舉行中共省市委書記會議上,以總書記身份作了主題報告,對全國的反右運動做了說明和部署;九月二十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整風運動報告》。在反右運動的全過程,鄧小平幾乎每天定期向毛澤東彙報運動進展情況,全面指揮和部署各階段具體政策的核實和發布。反右的各項政策均由鄧小平統籌安排下達。

其中,最好的證明是周恩來在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科學界反右派鬥爭的文件稿上的批示:“送小平同志審閱後,劉、朱、陳、彭、康、陸定一核閱”。周恩來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位高於鄧,他制訂的文件,必須先送鄧審閱,再給劉、朱等閱,可見鄧小平在反右運動中只居毛一人之下。

反右擴大化鄧有直接責任

六月十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准許學生回鄉工作》和《在反擊右派份子的鬥爭中對人物應有具體分析》的指示。六月二十六日再發出《關於打擊孤立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指示》。七月七日書記處批轉《吉林省委關於高等學校反右鬥爭的情況》的報告,八月一日書記處發出《關於繼續深入反對右派份子》的指示,九月二日書記處又發出《關於嚴肅對待黨內右派份子》問題的指示。

鄧小平領導下的反右指揮部隔三差五地頻密發出反右加溫和擴大的指示,唯獨沒有作出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的政策,直到反右高潮過去,才放了一個右派處理的“馬後炮”,結果,劃右派的數量由起初的幾千人,擴大到五十五萬人,加上內控使用、開除黨籍的中右份子,達一百二十萬人。當時知識份子總共不過五百萬人。很明顯,反右擴大化的直接責任,鄧小平是立了“大功”的。鄧充份發揮組織才能和強硬作風,忠實執行了毛的極左路線。

鄧小平對毛的“陽謀”心領神會,狼狽為奸,可謂發揮得淋漓盡致。反右運動是鄧毛的一次十分成功的合作。

鄧小平對中共黨內的老革命、老幹部一樣心狠手辣,無情無義。將沙文漢、潘復生、歐百川、王漢、楊思一、陳沂、丁玲、江豐、馮雪峰、艾青、秦兆陽這些省部級高幹定為右派份子,都是經過鄧小平批准,毛澤東點頭的。陳沂被打成右派後,陳毅聽聞,感到驚奇和激憤,給總政主任譚政大將打電話。譚回答:“你不了解情況”。啪一聲擱下電話。陳毅說“好傢夥,人家是那樣一位重要的領導,我是元帥也奈他何!”原來陳沂的右派也是鄧小平批准的,譚政才敢頂撞陳毅。

鄧小平在中共三中全會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大力批判所謂的“溫情主義”時說,“現在還有一些同志,在反對黨內右派份子鬥爭中,表現了較嚴重的溫情主義,特別是對一些應該劃為右派的老黨員更加惋惜、心軟、下不了手,這種情結必須加以克服”。到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補課”中,鄧還一再指出“姑息養奸,養癰遺患”的右傾保守的危害性。

腦袋僵化死不認錯又作賊心虛

二十年後,當胡耀邦提出給當年的右派平反時,鄧小平仍然頑固不化,說“不”!他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同志們可以思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問題是個甚麼問題呢?……這個時期出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當時不反擊這些思潮是不行的。”一九八○年一月六日他又說“另外我想提醒一下,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是必要的和正確的,簡單地說鬥爭本身沒有錯,問題是它過份擴大化了”。

鄧女兒毛毛(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中也回憶道“父親始終認為,不能說整個運動是錯誤的。”鄧小平對反右的“保留態度”不能簡單地歸咎於他“剛愎自用,不敢承擔錯誤責任”。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他在政治上同毛澤東是專制帝王的一丘之貉,將人民群眾的善意批評看作是對自己統治權力的挑戰和進攻。所以抵死不認錯,沒有絲毫負咎感。

鄧在文革中是受害者,因此他敢於打破禁區,反兩個“凡是”,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文革受害者平反。然而反右運動他是領導者,同毛澤東一同策划了“陽謀”,具體執行了殘酷迫害知識份子的政策。因此當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右派雖然都劃錯了,僅剩下九十六名時,他依舊堅持“反右是必要的”花崗石腦袋進入棺材。這是獨裁者本質的狹隘。

鄧小平反右運動的錯誤立場是同他在以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鎮壓六四學運及只搞經改不搞政改的“跛腳改革”一脈相承的。宗鳳鳴記述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中,趙紫陽在談到鄧小平的兩個觀點時說“經我和鄧小平打了八年交道,摸清了他的性格,那就是他認定了問題不會改變,因此對六四他不可能改變,他的悲劇也成了定局”。六四如此,反右也如此。

可是鄧小平畢竟作賊心虛。他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出版時,抽掉了他的傑作五七年反右指導性文獻《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以及一系列的有關文章和文件。如果必要的正確的,何必抽掉!這又足以反映鄧奸詐的一面。

記錄彭真陽謀報告而成為右派

最後,說說彭真在反右時期的角色。彭真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北京第一書記、北京市長的身份擔任鄧小平的副手,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副組長一職。彭真不負眾望,把北京市搞成反右樣板,全國重災區。北京集中了黨政軍各級機關和群眾團體,民主黨派、工商聯、科研機構、高等學校。

在“引蛇出洞”階段,毛澤東早就定下了打蛇的指標。他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寫道:看來黨外知識份子中,右派約佔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可能是保守的,黨內知識份子中約佔百分之五至十。民主黨派中右派可能達百分之三十以上。高等學校中的右派不會少於百分之十。鄧小平和彭真把毛澤東數字指標落實到具體人頭。在五百萬知識份子中打出一百二十多萬右派骨幹,極右右派、中右和右派來,鄧彭不折不扣地超額完成了毛澤東信口雌黃定下的指標。

一九五七年,筆者在北京是才進大學的二十歲學生黨員,曾經參加過地下黨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先鋒隊,入隊入團入黨,在“紅旗”下成長,一心一意做黨的馴服工具。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在毛澤東發布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甚麼》打響反右第一炮前夕,奉大學黨委之命同二十多位黨員學生同赴北京市委聽彭真作大鳴大放的報告。筆者認真整理了記錄上交黨委。反右開始,筆者以團總支書記身份參加系反右領導小組。

但是進入反右補課階段,系裡的黨團員右派名額湊不夠數,經黨支部動員,筆者響應黨的號召,自我犧牲,湊數成“黨內右派和階級異己份子”。罪狀在哪裡?用放大鏡查找半天,唯一罪證是彭真鼓動鳴放的記錄稿隻字不漏地記錄了彭真引蛇出洞的妙論。在核實筆者罪證時送去彭真辦公室。彭辦退下的批文竟是“未經首長本人審核,概不負責”。當年到場聆聽彭真講話的一批批北京高校學生全都中了彭真引蛇出洞的圈套,都當上了右派。

死抱毛澤東沒有好下場

彭真把北京市的大學整得最慘,清華、北大整班整班學生被打成右派。筆者一位同學因高度近視看不清馬林科夫的胖臉而打成極右。一位團員在團支部大會討論怎麼湊足右派名額時因瀉肚子離席上廁所而被他人推舉為右派。那些思想清純天真無邪的熱血青年中了毛澤東、彭真“引蛇出洞”的“陽謀”圈套淪為政治賤民,誅連九族。苦苦掙扎了五十年。倖存者至少已是七十齣頭的老人了,難道他們沒資格徹底平反嗎?

上世紀八十年代,筆者“有幸”在黨校學習時,又一次聆聽彭真講話“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法制建設”。講到五七年反右,他也是堅持“必要的”、“正確的”這樣的謬論,甚至比鄧小平還多加一個形容詞“及時的”。筆者望著他佝僂的身影,發現他已無當年搞“陽謀”時的那份趾高氣揚。鄧、彭萬萬想不到事隔十年,文革開始,毛的接班人和親密戰友也成了毛澤東的刀下鬼。可悲他們牢牢抱住毛澤東這座瘟神至死不放手,歷史是多麼無情啊!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開放雜誌》2007年4月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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